年前的11月，自嘲“黄五类”的我，也当上了红卫兵。不过不是“红色政权保卫军”，而是部分高中学生另立山头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被介绍去的时候还不相信，说你们自己为什么可以成立红卫兵？一叫李宪政的接待了我：“十六条”说了，红卫兵是革命群众组织，又不是官方组织，为什么不可以？

真是哪里有专制，哪里有觉醒，哪里有高压，哪里有办法。可以说，后来造反派的兴起，就是对当初自视甚高的“红保军”和反动“血统论”的反动。现在一想，毛主席呀毛主席，你这“文革”还真得不偿失：一是释放出了人们心底的恶，使人像疯狗一样见人就咬；二是挑起群众斗群众，最后闹了个两败俱伤国家元气也大伤。

不过当年可没有这样的觉醒。戴上袖章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像四哥一样，手握《毛主席语录》，露出胳膊上的“红卫兵”，来一张标准像。不意去照相的路上，又遇上了“我爸给他爸打过工”的樊同学，指着我的袖章作友邦惊诧：你怎么也当了红卫兵？我没好气地丢他一句：你去看十六条吧！

当了红卫兵便有资格串联。88班组织了一个“红卫长征队”，到井冈山步行了一个来回，到家已过了元旦。记得是下午回的家，惦着学校的我，趁母亲晚饭没熟，几步就到了学校。

校园一派冷清，也一派萧瑟，才意识到是放假了。对面小礼堂有歌声传来，沉闷，阴郁，有如嚎丧一般。走近一看，原来是六名被打成牛鬼的老师，站成一排，被一不认得的人要求着，“放大嗓门，尽情地嚎”。

我不禁头涔涔而心潸潸，在外逍遥一月，怎么没想到他们还在受罪，尤其贺老师还教过我一年英语！

已是隆冬，又连续改造了几个月，六位老师均身着旧棉袄，有的可能不胜寒，还拦腰系了一条围巾，或一根草绳，显得臃肿而鼓囊，一张张面孔比阴霾着的天还黑，嘴巴张合着，没有任何表情。这哪是我的老师呀，连河边上那些搬运工都比他们精神。尤其是王敏时，络腮胡长得像茅草，猛一看都不认识了。贺老师还好，布扣子棉袄虽没棱角，却还合体，嘴角仍那样无语自威，紧蹙的眉峰似隐约着一种凛然之气。

他们的背后，有一围挂了蚊帐的单人床。礼堂虽小，但作为宿舍却大得没名堂，何况前面是敞口，与露天无异，夜晚的寒气就全靠薄薄的蚊帐了。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呢，还是放假了“红保军”安排不过来，大冷天的集中在这里！

然若干年后跟校友交流，他们都说我记错了，“牛鬼”老师是分散看守的，绝对没有集中居住过。我不相信我会产生错觉，因为一说起《嚎歌》，我就和小礼堂联系起来了，就将褴褛的衣衫、杂乱的蚊帐蒙太奇一样叠合在一块了。他们没印象，可能这个时间很短，也可能他们放假了。还记得我没有逗留很久，趁那排茫然着的眼睛未注意到我，就赶紧溜了。

不料，这是我与贺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接下来的日子是全国范围内的武斗，校园里除了两个也忙于造反的老师，其他老师都回了老家，自然就没了贺老师的身影。

到了1968年3月，复课闹革命了，慢慢便获悉了一些老师的下落。如文士豪，因所谓反诗劳改了，大家都汹汹里在传；谭观过因及时亮相，当上了校革委领导；六人之外的杨世石，被遣送回新化老家病逝，其大队革委的死亡证明撂在校办公室桌上，被我撞见了；一位叫高绍才的老师，正值英年，工作队没怎样他，却被他的学生用手摇电话摇得大小便失禁，落下病根没两年也死了。唯贺老师没有信息，以为他老了老了，退休回家了。却不料从温老师的博里，才知老人被抓，判了8年，原罪就是那本尚未发表的小说。

写到这儿，正好贺老师的孙女正红来电，补充了一个情况，说爷爷判了15年，粉碎“四人帮”不久就回了，所以实刑为8年。

在腹诽“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一所谓最高指示时，我对我的疏懈、麻木，对贺老师的不恭和不关切，也表示了深深的自责和不可原谅。

现在的我，对1967年以后的贺老师，只能去回忆，去遥想了。

作为一名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当被组织误会、批斗、最终被宣判收监的时候，他是否想起儿子的另一个建议，找党恢复曾经的组织关系？而当时他是这样认为的，“与党失去联系20多年，胜利后再去找党，无异于伸手要官，还是安心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算了”。当初若听了儿子的，即使没有恢复，但组织知道他是老革命，是否会高抬贵手，免于牢狱之灾呢？

还有，在身陷囹圄一复一日打发那天荒地老的晨昏时，在终获自由然生命却不破鲁缟呈强弩之末时，那些从未和同事、学生透露的秘密，是否像电影一样，一遍遍在脑海里闪现：

大学时代曾参与营救过李大钊，与鲁迅及自己笔下的刘和珍君游过行；入党后在北京西城区支部担任宣传和组织委员；奉命回乡潜伏后，因躲避抓捕又来到上海，与钱壮飞打地铺同眠却守口如瓶没有横向联系；以记者的敏锐获悉陈赓来上海养伤，托人带去五块光洋以聊表同志的敬意；与鲁迅同赴宴会且有过近距离观察却没有上前套近乎；在上海10年，系统发表了《现代中国作家论》《中国现代女作家》《小说的研究》和《文学常识》等专著，为矛盾、巴金、郁达夫、叶圣陶、丁玲、冰心、沈从文等那么多顶级文人作评；还有，在左翼圈子里呆了这么久，却没有刻意造势为自己带来一点什么……

倘使现在，哪怕某人只写了其中的半本，或只见了其中的半个名人，也会天花乱转得吹油不开，作为自己一生甚至后辈子孙的荣耀一吹到底。

可老师你，不仅“文革”风雨欲来时的我没听你炫耀过，就连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五十年代，我那些学兄学姐也没听你说及半点。其实，不说后来，就是当时“左翼”刚解散那会，你只须提及半点，都有条件将一家老小打个包让妻子带回去，与曾是同学的丁玲、立波一道，投奔延安，那不是没有可能的。顶不济，也像张爱玲一样，躲在孤岛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然正如前面所说，老师的孝心老师的人品老师的家庭责任，决定了你非不能也，而不为也！或者，退一万步——为也，那么面临“文革”这样的人祸，你能躲得过吗？

殊不知，发端于公元一九六六年五月的这场人祸，是比战乱还可怕的内乱。战乱来了，可以举家避逃，可以群起抵抗；内乱来了，却躲不胜躲，防不胜防。上至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下至最底层的群众，无一例外受到冲击。贺老师的文人气质决定了你胸无城府，率性而为，甚或有几分孩童气，要在那异常酷虐的年代或苟且偷生，或官运亨通，除非比卑鄙者还卑鄙，比堕落者还堕落。

不过，可以告慰你老人家的是，内乱的结果，佛教中的冤冤相报出现了。那些内乱的鼓噪者或既得利益者如林彪、江青“四人帮”者之流，统统没有好下场；甚至上千万推波助澜的红卫兵，绝大部分当然也包括鄙人，也以一辈子的平庸而付出了代价；最后，始作俑者的毛泽东也断送了一世的英明，被勉强放在三七开上，接受后人的评判和历史的裁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