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下学期，“文革”进入第二步——重点对付工作组定性的六个“牛鬼蛇神”。

　　就我的记忆，六“牛鬼”外语组就占了五个。一是马志峰，因他用法语唱过《马赛曲》，“裴多菲俱乐部”即由此得名;二是总统府翻译王敏时，与校门外一搬运队揪出的总统府侍从，可谓“一根藤上两蚂蚱”;三就是贺玉波;四则校长五是书记，因都兼外语，算在外语组也说得过;六是文士豪，语文组的，因一首“缘木求鱼何所有，抽刀断水水更流，水中捞月实枉然，举酒浇愁愁更愁”的所谓反诗，而代表其他教研组忝列其中。

　　这时的大字报没了开始时的凌乱和铺天盖地，一组组，一版版，更规范更深化也更火药味了。其中最长的是贺老师的，批判他的长篇小说手稿《洪炉》，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贴在大礼堂东面，上下两排，少说也有20张大白纸。

　　因为太长，我没细看，几十年了，留下的印象还以为是工业题材的。最近看了温老师的《我的“文革”岁月》，才知是教育题材，表现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说写在笔记上，抄家时发现的。工作组如获至宝，组织骨干教师突击审查，断章取义出诸如“农民像鹭鸶一样吃进去又吐出来”等句子，上纲上线，无情批判。

　　高中学长才铭兄是我四哥的小学同学，最近才从我这里获知贺老师为此而判刑，虽40多年过去仍是一种原始版的激愤：

　　1961年，贺老师教我的语文，因作文需要，曾拿出手稿给同学们念了两段，是那样抑扬顿挫，神采飞扬，全身心沉浸在创作的喜悦和作品的情节里，如果包藏有祸心，会如此吗?

　　还说他到过贺老师的家，见过那笔记，是活页的，字和人一样，一笔一捺，工工整整。

　　既然定性为牛鬼蛇神，这些老师就成了阶级敌人，就需看守管制，且24小时不离人，这一任务自然便落在“红卫兵”身上。因居住分散，两两一班，三个班排下来，一天就须36人。那位“我爸给你爸打过工”的樊同学也光荣入选。

　　他穿着他妈染黄的一件所谓咔叽军装，扎一根有铜扣的旧皮带，背一把破军用水壶，平端着学校赶制的红缨枪，神气活现地跟“牛鬼”老师进食堂，上厕所，或一晚晚守在他们的家门口。看来，该同学笔墨上的遗憾矛力枪给补上了。

　　因为成了“牛鬼”，好好的宿舍便成了“牛栏”，窗子被糊上大字报，天再热也没法开，房门故意吊上大标语，进出只能四肢着地，牛一样爬。昨天还是老师，今天成了敌人;昨天还是点头哈腰的学生，今天成了趾高气扬的看守;昨天还是自己的家，今天成了冰冷的牛棚。这种巨变，这种反差，六位“牛鬼”老师该是何等凄切，何等悲凉!

　　黑五类因入不了红卫兵，绝大部分成了运动初期的逍遥派。自嘲“黄五类”的我，也被凉在门外。无所事事时，便怀念起上半年的入团来。

　　我班第一批入团名单报送到校团委，惟有我被打了下来，但新来的团委书记却稍来一句话，叫我好好接受考验，团是一定会入的。结果不到两月——1966年5月4日，我终于戴上了团徽。

　　共青团多伟大的组织，大门都向我敞开着，这红卫兵算怎么回事?

　　新团委书记其实就是我现在的博友温庆福。每每想到或见到他，总会涌出一份绵长的感激，是他关键时刻发展了我，倘稍有延宕，团组织就瘫痪了，这辈子我就会是永远的“非团员”。

　　定性后的“牛鬼”不担心大字报了，他们的任务是由梭镖押着，或打扫校园、厕所和猪圈，或去学校的蔬菜基地劳动。

　　基地在学校后面的乡下，过去送肥、挖土、除草、收菜，都是班级轮流，现在全交他们了。可怜六位老师都是花甲或接近花甲之人，如果不是运动，当卸教回家，或把盏观棋或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可现在却在红卫兵监督下，干着并不习惯的体力活，忍受来自心灵和筋骨的双层煎熬。从猪圈到基地有近五里的挑脚，一担担沉重的猪粪，不知是怎样挑下去的。

　　俗话说，看人挑担不费力，对他们的沉重感受是我下农村以后，当一担担河泥又溜又沉不得上岸时，一挑挑芦苇被北风呛倒人也顺势趴在地上吐恶气时，便想起了他们，想起了这些劳动改造的老师。

　　据说一红卫兵嫌胖胖的文士豪走慢了，对他的屁股就是一梭镖，殷红的鲜血流了一地。此人后来虽没参加武斗，也没因此而影响招工，但一直受到同学的诟病。也可能冥冥中有报应吧，当年下不得地的他，这两年脑溢血真下不得地了。

　　不过据我掌握的信息，没有贺老师挨打的传闻。我想，是老师的自尊与人格，还有他特有的无语自威，保护了自己。

　　最近看了他儿子的博，才知老师当年为什么写《洪炉》。

　　解放后，儿子曾建议他去上海见见文艺界的老友。他说不能空着手去，得写点东西做见面礼。于是在国庆十周年之际，他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写一部反映教育战线的长篇小说。其所以写教育，是因为农业和工业有人写了，自己转入教育经年，比较熟悉。没成想默默耕耘下来的这20万字，竟让他蒙冤罹祸，遭致了无情的磨难。

　　白天，在拄锄喘息时，老人是否为曾经的选择而后悔?深夜，在抚疼疗伤时，又是否为当年的逃离孤岛定居益阳而遗憾?

　　忽想到也是左联的周扬周立波——后者还是他中学的同学呢——如果贺老师像他们一样，舍弃家小，投奔延安，或凭他的风流倜傥和著作等身，在十里洋场找一慕他追他的文学女青年，实在是信手拈来。倘如此，他就用不着将一家老小共7口安顿在亭子间，用一支笔支撑起全家的开销;也用不着在战乱之际，又拖家带口辗转千里回到故乡。这样，解放后不管从哪里回来，都会像“二周”一样，有头有脸属“荣归”，而不会灰头土脸成“牛鬼”。

　　然，贺老师不会这样。

　　因为如果不是生身父母将他过继给现在的父母，他的基本生存绝对没保障;如果不是这位父亲而是其他父亲，他也绝不可能从家乡到省城，又从省城到北平，一路滔滔读下去，最后读成个大学生。俗话说，养身父母大如天，何况这父母给了他天大的恩典。

　　至于“二周”，外地不知益阳知，当年不晓现在晓，他俩革命了，大红大紫了，可留在家里的妻小遭罪了。一个吴淑媛，叶梦的《七坛甘草梅》，让天下人都知道了这位美丽而幽怨的妇人，一年做一坛，连续七坛呀，等来的却是周扬另有新欢。一个姚陵华，按夫君来信，兴而蹦之带着7岁的儿子去湘西团聚，在战乱中舟车辗转10多天，到头来这位立波同志却一个条姗不见了。

　　贺玉波不愧人子人父和人夫，把遭兵匪抢劫的双亲接到身边端饭奉茶最后将二老送归了山，把儿子培养到中学毕业又送至部队服役18载，与糟糠之妻不离不弃相敬如宾直至白头偕老。

　　因社会动乱及其他原因，他，可能没将当初的事业进行到底，但是作为人，他做得很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