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英语老师贺玉波

　　(二)

　　贺老师只给我们上了一年英语，进入初二，他又去教高年级了。虽然只一年，虽然记不起每堂课的内容，但一些细枝末节是装在心里的。

　　拼单词时，贺老师总是将A、B、C、的“C”念成“塞”，而不是惯常的“希”。第一次听到这奇怪的发音，便有同学举手，说之前的罗老师，还有86班、87班都念“希”，为什么我们念“塞”。贺老师笑着解释：这是美式发音，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使用英语，就像中国话的方言一样，虽然有区别但并不影响对单词的拼读。

　　倘使现在，我也会发问：贺老师为什么教我们美国发音，难道你的老师是美国人吗?英语这么不好学，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讲英语?然只是想想而已，手却没举。

　　不过正是这种认津识渡的指引，没念高中直接“工农兵”的我，在有了条件查阅资料的时候，对英国的资本发展史便特别兴趣：著名的圈地运动后，急剧膨胀的商品需要推销，需要原料，需要劳力，更需要有听命于自己的殖民地，因此该国的鼎盛时期，除南极洲外各大洲都有殖民地，可以说一天24小时都能在其领域里看到太阳。嘿，所谓“日不落帝国”就是这么来滴!当然，为了更好地赚取P或M，其语言也被顺势推销出去，甚或有的还成为当地的母语——对一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小国，人家感谢还来不及呢!

　　至于美式发音，则是在他儿子的博上才知道的。贺老师的外语最后学成于北师大，为练习对话，专门找了两个美国人作朋友。凭借这番功底，他在上海滩当作家评论家的时候，为调剂调剂，或借鉴借鉴，顺手翻译两本外国著作，就和割草打兔子一样，不过是便带。

　　未料打的“兔子”太肥，竟引起轰动。1935年夏，一条“根据贺玉波译著改编的大型话剧《唐.吉柯德》隆重上演”的横幅，挂在南京路大戏院前。第二天，上海晚报便以“贺玉波携大腹便便的夫人出席首演式”为题，报道了这一新闻。70多年后，贺修平在他的博里自豪地说：这不是向世人宣告，我即将出生的消息吗?也是他，在前不久的博友会上还爆一料，“文革”前益阳的一次外语老师综合考评，他爸是唯一的合格者。

　　想当年那些码字的，好像写作和外语是一回事，似乎只要是作家，就起码是个翻译家，连“暴风骤雨”的周立波，当年只上过什么劳动大学，在上海亭子间呆了两年，也“山乡巨变”似地翻译了两本。解放后长大的作家，即使煌煌如诺贝尔奖得主莫言者，恐怕外国人给他翻的东西挑两段让他再翻回去也会抓瞎。

　　如果说，在那个左的年代，贺老师在课堂上不得不谨言慎行，或为了顾及课时，对一些知识也只能给我们一些想象的空间，但是在学习Bus和Mister、Miss等单词时，却很自然讲起了英国的汽车方向盘在左、行人也靠左，西方女士优先、男人绅士等异域奇闻。如蓝田日暖，柳陌生烟，说这些的时候，老人一脸红光，格外可爱。

　　在西方，男士特别讲风度，不仅进门、上车，让女士优先并为她们开门，就是在介绍客人或讲话时，也将女士摆在前面，称“女士们、先生们”，而不是相反。到人家做客，要先向主妇问好，告别时，又须先向女主人道谢。还有，西方人礼数周全，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和Good evening，根据时辰不同而分别对待，哪怕迎面而来的陌生人，也会这么招呼和问好，不像我们，对生人木起个脸，也不管早中晚，就是从厕所出来，都问“吃了吗”。

　　这些西方成规，或文化习俗，对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不是新闻，可是在那闭关锁国的年代，对懵懵懂懂的我们，就和天方夜谭一样，让人兴趣和神往。当时正是“文革”前夜，大会小会和广播里反复宣传“龙普腾事件”，要求“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说人和人之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火药味。贺老师吹一点欧美之风，介绍一点西方文化，对我们来说，犹如喝久了浑水突然饮到一杯清泉，是那样可口。虽然不知贺老师在上海呆过，但觉得这位老人至少进过很高雅的学堂，甚至也隐隐觉得那根须臾不离的手杖，是风度的显示，文明的象征，是绅士的招牌形象。

　　可能基于这些善诱和引导，拙嘴笨舌显然不适合语言类的我，对英文竟有几分偏好。12年后进入武汉大学，就是凭着贺老师给的这点底子，我毅然选修了英文，毕业时，还轻轻松松译了一本《木偶奇遇记》。若干年后，当看到有中译本的该书上市，且翻译也不过尔尔时，便嗔怨自己没有商品意识，让别人占了先机。

　　(题头说明：该立轴为1933年全国教育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