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玉波(1906——1982)，原名贺家春，笔名白露、兰城，湖南津市人，1927年就读北京师范大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三十年代活跃在上海文坛上的翻译家、作家、评论家、学者。1939年定居益阳，先后在育才中学(箴言中学)、湘山中学(桃江一中)和益阳市三中执教。

　　我的英语老师贺玉波

　　(一)

　　1964年9月1日，我进入益阳市三中，念初一。

　　那时可不是义务制教育，许多考试不好的读完小学就走向了社会。不过我上初中的这年变了，走向社会的不是成绩而是出身问题，什么“地富反坏右”的孩子，国民党军官及旧职人员子女，直系亲属中有过“关、管、押”的，不管考得多好，表现多优秀，均被拒于大中学校之门外。

　　那一年，我也差点遭此厄运。成绩和表现都不错且当了三年少先队大队长的我，在录取榜上竟然找不到名字，足足看了三遍，才发现我委屈地躲在最后一个。据说，后面几个和我相似，成绩优异而成分中不溜秋，如中农、小资等，在党的政策里属团结对象，是“研究研究”的结果。如果成绩不争气，对不起，就是另一种人生了。而工人贫下中农子女，成绩和表现即使两个都吃O蛋，因是依靠对象，也可以0障碍对接升学。

　　从八届十中全会高喊了两年的阶级斗争，为什么一下兑现在了升学上?这里有一个故事——

　　这年6月，湖南茶陵一中有个18岁的女生叫朱文文，因助学金未获批而对班主任龙普腾有意见，投河自杀了。这事轰动全国，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阶级报复案”，龙普腾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阶级政策由此在教育战线兑现，工农子女均可优先入学，出身不好的则升学无门。

　　我家隔壁的居民组长李瑞英，解放后充了十几年积极，因丈夫的出身影响到了孩子，这天她站在我家门口，一面恭维我母亲，一面叹息他儿子：安伢子才十二呢，就不让读了，你说叫他干什么呀?

　　其实母亲也气得不行。因为我看榜回来，被一个叫樊福明的堵在路上：我爸当年给你爸打工，你家资产阶级呢，怎么录取了?本就被“最后一名”弄得心绪不宁的我，便将这话学给了母亲。她一听火了：当年哀告乞怜，生怕我们不请他，现在威武了!莫听他的，他妈上下都喊她樊癫子。

　　湖南因是毛主席的故乡，对左的一套历来跟得很紧，其他地方贯彻阶级路线怎么样不知道，我们益阳反正做到了“一刀切”。这种做法，其实是对调皮捣蛋、不尊重老师、不好好读书等大开了绿灯。像1960年因“暂时困难”出现的乱班风一样，我班开学不久，就有几个把教室都抬得起的家伙，活辣辣将班主任和上英语的两个女老师给气走了。说来也怪，都半个世纪了，那满堂麻鬼叫的景象现在想起来都脑壳疼。女老师走后，来了两个男老师，其中的英语老师，就是我要写的这位贺玉波。

　　据现在获知的年龄，贺老师授我们课时已58岁了。虽年近花甲，然身形挺拔，双目有神，不说话时眉峰微耸，嘴角紧闭，仿佛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还有那修长的面容，刮得锃光锃亮的脑袋，加上不俗的穿戴——或白衬衣黑马甲，或上下一身白府绸，手上还辅之一根漂亮的手杖，其行其派，不啻为当年校园的一大亮点，也是日后同学闲聊中永远的绅士。少年的我，每见他左手持书右手执杖捣地有声地走过，便有一种肃然起敬之感，甚至觉得是这位贺老师，让校园的空气都高雅起来。乃至敲打这篇文字时还在想，在人们衣着普遍低调的时代，有着如此装扮的老人，一定有一颗不凡的心。即使正戏完了，也要精心出演好尾声。

　　可是，就在他来给我们精心出演尾声的时候，一同学却以一种相当不礼貌的方式欢迎了他。

　　因为外语教研室离我们教室不远，也因事先获知英语课的老师换成了贺老师，所以铃声一响，绝大多数同学都端然坐好。待那捣地有声的手杖响起，却感到节奏较平常略快。一看，走进教室的他没有笑容，岂止没有笑容，还面有愠色。待我们行完鞠躬礼，贺老师稍事沉吟，便说开了：

　　你们中有个男孩，刚才在我来的路上，指着我的头怪声怪气地说，“it is 溜溜——it is 溜溜——”，见我扫了他一眼，这孩子很快就跑进来了。现在他坐得很好，我不批评他，一，他可能不知道我来你们班上课，二，他也可能不知道it is在英文中的用法。但我还是要指出来，作为孩子，不说对老师，就是对同学或其他人，也要常怀敬重之心，不可以有任何的亵渎与不礼貌!

　　教室里鸦雀无声。我感到，这是88班开班以来纪律最好的一堂课。

　　事后，我们当然没忘猜测，该男同学是谁。后据转手消息，说就是那个“他爸给我爸打过工”的樊同学。虽不十分确切，但我还是暗自高兴，仿佛贺老师也为我出了一口气。

　　自此，个别自恃出身好、类似于“范进中举”那种癫狂劲儿的同学便收敛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