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云峰就是黄帝南巡所登的熊湘山

　　关于黄帝巡视和征伐天下的最早文字记录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据五帝本纪记载：“轩辕……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这熊湘山是黄帝巡视的最后一站，他在那里完成了编乐、封禅、结盟等一系列的伟大举措，实现了全民族的统一。这样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炎黄文化的产生圣地，却因名字的改变，被后人考证得面目全非，沉没在史学界的深渊。然而自然界的熊湘山并未消失，依然故我地存在。它，就是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境内的碧云峰!

　　而东汉时期应劭考证：“湘山在长沙益阳县。”他第一个将司马迁的“熊湘”二字说成了湘山。后来南朝的裴马因《集解》说：“湘山在益阳县，而熊耳山在召陵(即现在的河南郾城)。”他又首次把司马迁的“熊湘”二字——这个整体的山名分裂为熊耳山和湘山。步他的后尘，又有不少人趋同附和，也跟着说是两座山。不过，对位置的界定却各有分歧。唐代司马贞的《索隐》认为：“湘山在长沙，而顺阳(今河南内乡县)、益阳二县东有熊耳山。”唐代张守节的《正义》更是奇谈，他说熊耳山在陕西的商洛州，湘山在岳州巴陵县。宋代出版《史记》时，无法判断注解的真伪，只好来个大联盟，将各家之说都注排于《史记》的正文之下。这种独特的注排形式并非只有“熊湘”二字，《史记》全书的注释都是如此。其目的是让读者自己去分辨和选择。而读者又不是作专题探讨，谁也不去深究其真伪。

　　稍晚一点，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一统志》和《湖南通志》也对熊湘山进行了考证。《湖南通志》记益阳县：“熊耳山在县西。”《一统志》说：“益阳县有熊耳山，东西各一峰状如熊耳，因以为名(《史记•封禅书》注)或又谓之熊湘山。”又云：“修山在县西南八十里。《史记》黄帝登熊湘乃二山，一为熊耳，一为湘山，湘即修山。”而《益阳县志》对湘山即修山之说却予以否定：“修山，古称明灯山，又南为修山，治西九十里。峻峰如削，卓立江滨。或以为即湘山。考是山去湘江二百里，其地深阻，恐非黄帝所行。且或无所取而名。”解放后，《桃江县志》也不承认湘山即修山之说：“清代益阳县志载，修山即湘山，‘黄帝南巡所登’，纯系传说。”

　　至此，原系《史记》记录下来的民族文化瑰宝——中华民族统一始祖黄帝南登的熊湘山，倒被后人注解、考证得昏暗而又破碎了。假使黄帝和司马迁在天有灵，定会痛责我们后人治学态度的草率。

　　要考证好这个众说不一的史学难题，确非易事。我想，应该改变惯常的思维方法和行动步骤。首先，并不是去急于寻找熊湘山的真实地址和现代山名，而是必须清除遮挡我们眼界的迷雾和假象，对各家之说来一番去伪存真的推敲。归纳以上考证，基本上都是二山论者——把熊湘山二字分解成了熊耳山和湘山。要识别这些考证的正确与否，还须从《史记》本身着手，根据其原文来界定“熊湘”二字的范围和概念。然后，拿裴马因等人的二山论进行比较和探讨。翻开近代出版界的《史记》版本，几乎都是如此记载：“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从这句话的词意和标点符号来看，熊字下面有个顿号，这是采用的现代缩写简用法，完全是指熊山和湘山两座不同的山体。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标点符号是晚清以后才出现的产物，西汉时期并不使用。那么，司马迁的原稿“登熊湘”三个字必须是连在一起的。而他的原意是什么呢?根据这位史学家的写作习惯和当时的文风来分析，“登熊湘”应该是指一座山体，并无两座山的丝毫迹象。因为，《史记》中这段话的前一句是：“西至空桐，登鸡头。”这后面的“登鸡头”三个字也是单指一座山，并无鸡山和头山之意。为什么后一句的“登熊湘”就变成两座山了呢?如果真正是两座山，司马迁又有不同写法。像这段话的第一句是：“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中间加了一个“及”字，这就是两座山了，即丸山和泰山。他为什么没有写成“登丸泰”呢?因为，司马迁是位治学严谨的人，根本不会采用现代的缩写法来编纂史料，在他的通篇《史记》中也找不出这样的例子。并且，那种方法的运用也不符合常规，如果真正是熊山和湘山，倒还说得过去，可以简称为“熊、湘山”。问题是以裴马因为代表的二山论史学家们认为：一座叫熊耳山，一座叫湘山。这两座山虽是两个并列的山名，但山字前的具体名称的字数都不一致，怎么能缩成“熊、湘”二字呢?如果有人把山海关和韶关两座并列的关名缩成“山、韶关”。那简直是一种笑话，谁都不会把山关理解为山海关。如果我们的史学始祖连这点最基本的文学常识都不懂，他还能做什么学问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二山论者的说法，熊耳山在北方，而湘山在南方，两山相距近两千里之远，岂不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了吗?又怎么能说是“南至于江，登熊湘”呢?即使熊湘是两座山，也应该同在南方的咫尺之间，决不会有南北之隔。因为，这句话的前提和范围早已确定了是“南至”，绝对不能强行扯到北方去。

　　可以肯定，这种不在“南至”范围的注解都是不真实的!

　　由此可见，二山论者的考证完全背离了司马迁的原意，是他们自己单方面的主观臆断或牵强附会的推测。根本就不能作为史学依据!现在《史记》版本中“熊”字下面顿号的出现，无非是出版界受以上论点的影响，也跟着人云亦云，把一个好端端的完整的熊湘山肢解成了两座山。连最具权威的工具书《辞源》(1915年版本)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二山论的错误圈子，说是：“考乃二山也，一为熊耳山，一为湘山。”应该说，二山论给史学界和文化教育界带来的影响十分严重。

　　由于后人的随意曲解，司马迁原意的熊湘山早已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熊耳山和湘山。这种空前绝后的史学谬误已蔓延了整个中国，使人们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难于改变的错误概念。连真正的熊湘山也不敢承认自己是司马迁所指之山了。如果有人把真正的熊湘山公布于世，也许还会把它作为假冒伪劣产品进行抨击围攻。这就是真正的以假乱真，也是几千年来无人涉足、找不到熊湘山的原因之一。

　　以上的探讨，基本上去掉了注释所带来的重重迷雾。至此，问题已非常明朗、清晰：黄帝所登临的熊湘乃是指一座山体，并且，就叫熊湘山。不过，此山到底坐落何处，还有何山名?这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了。笔者开头就已提到，熊湘山就是益阳县的碧云峰!为什么是碧云峰?则需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证。

　　第一，通观历代以来史学家们的注释，除了对山体名称持不同见解之外，对山体的坐落处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都认为黄帝所登的熊湘山是在湖南的益阳县境内。因为，该县属于丘陵地带，其土质、气温、水源等优越条件最适合水稻的生长。炎帝创造了稻耕文明以后，这里已是当时全国稻耕最发达、人口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黄帝在洪荒之世从北方出发巡视天下，走过了千山万水，所到之处都充满了洪荒之气。他不知道炎帝的稻耕文化不适合其它区域的发展，所以各地显露出来的都是冷落和荒废。而到了湖南的湘江一带才见到了与东、西、北不同的生机：种植发达，人口稠密。他兴奋不已溯江而上。在益阳县登山、封禅，这也是当时农耕优势的吸引和地理条件限制的必然结果。他要再往前行，又是洪荒之地了;往北，是茫无边际白浪滔天的洞庭湖;往西，是高山峻岭渺无人烟的湘西。此外，黄帝还精通五行之术，他知道自己主土德。土的方位居中，颜色为黄。东方属木，乃甲乙之地，是土的克星，为官鬼之方。西方属金，受土之生，为土的泄气之地。北方属水，被土所克，亦为土的损耗之方。他的喜神在南，南为丙丁之火，火能生土，为印绶之地。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他都只能在益阳驻跸，在益阳拓展他的伟大构想。所以，从东汉的应劭到唐代的司马贞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都无丝毫异议。这种非偶然的不约而同的确认，是锁定熊湘山坐落区域的最小行政单位;也是难于否定，不容置疑的最早文字纪录。根据这一有力的指导性提示，寻找的目光就可以定格在益阳县。

　　而益阳县地域虽广，但山体并不多，尤其是高山更为稀少，海拔五百米以上的就只有碧云峰。此峰名字一大堆，既名青秀山又名清修山，还有几个名字将在下文出现。

　　碧云峰连绵数十里，山壑幽遂，岩壁峻峭，佳木葱茏，四周重峦叠嶂，瀑布飞流，在整个湘中、湘北的北峰中都有鹤立鸡群之势。其位置又紧靠湘江和南洞庭。历代以来的达官贵族、文人学士前往游览者趋之若鹜。像东晋的佛门领袖慧远禅师，唐代的李白、齐己，宋代的李纲、张、朱熹等都曾多次光临，有的留下了诗篇，有的创修了寺、舍。既然史学家们都认了黄帝南巡是在益阳登山，那么舍此山还有其谁呢?必然是碧云峰了!只要地域未错，即使山名不符，也并不影响我们对此山的初步确认。因为，有些地方的地名是经常更换的，上一朝的名字与下一朝对不上号，这并不奇怪。尤其在没有地方史志记载的年代，这种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考证，或者以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去对待后人的考证。第二，根据东汉时期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记载：“益阳，湘山在北”。这湘山是什么山?他在整个长沙国的几十个县邑之中只提到了湘山和衡山。衡山是全国的名山，理所当然要作介绍，而益阳县的湘山莫说是全国，在全省都排不上位置，只是洞庭湖畔的大山而已，为什么也写进去了呢?说明此山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这特殊的历史意义无非就是黄帝南登之山。但黄帝登的是熊湘，这里写的是湘山，两个地名还有一字之差。这湘山是否是熊湘山更改后的别名呢?班固自己是没有说清楚，别人也未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湘山至少是益阳县的名山、大山。不过，县治之北全是湖区，根本没有什么山体。所以，同时期的史学家应劭进行解释：“湘山在益水之阳。”据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元和郡县志》考证：“益水出县(即益阳县)东南益山，东北流入资水。”从该县地图上看，从东南流入资水的河道乃是现在的志溪河，此河全长都只有六七十公里，按照水北为阳的说法，湘山应在益水之北，而益水北岸的山峰屈指可数，并无湘山。

　　为此，只好另辟蹊径，查益水之北的大山、高山，谁知翻开地方史志和地图一看又是碧云峰。这是怎么回事呢?两次考证的结果都与碧云峰有关，是班固和应劭弄错了还是湘山在南北朝以后又更换了名字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无法解答。

　　此外，据清代《广舆记提要》记载：“史记黄帝登熊湘，作咸池，张乐于洞庭之野。”这个史料明确了熊湘山的周边环境，即就是说熊湘山紧挨洞庭湖，而我们所确认的碧云峰是否也与洞庭湖相接呢?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我们不妨回头看看碧云峰坐落之处沧水铺的地理特点：沧水铺古为撞水铺，是南洞庭的边沿扩展到了此地与碧云峰的余脉相撞，故为撞水铺。黄帝是北方人到了南方山水相依并且农耕发达、生气盎然的碧云峰，如同见了新大陆，心情喜悦封禅之后作咸池与诸侯同乐更是顺理成章之事。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碧云峰与《广舆记提要》的考证也是相吻合的。

　　第三，据《一统志》所载：“益阳县有熊耳山，东西各一峰状如熊耳，因以为名(《史记•封禅书》注)或又谓之熊湘山。”这段话从表面上看，似乎也像前几种认识一样有熊耳山之说的嫌疑。但仔细一想，觉得此一考证与各家之说完全不同。文中虽然也提到了“东西各一峰状如熊耳，因以为名”的观点，但没有把熊湘分为两座山。尤其是最后一句还以肯定语气作结论：“或又谓之熊湘山。”这个考证不光道出了真正的熊湘山，而且还道出了熊湘山的另外一别名——熊耳山。也就是说，熊湘山又叫熊耳山。这一独特的考证，可以说是对前几种错误认识的否定。

　　至此，多年来沉没消失了的熊湘山已开始初露端倪了。但新的问题又使人们茫然不解：现在益阳县的所有山峰中没有一座叫熊湘山或熊耳山的，熊湘山是否还有人们所熟悉的其它别名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笔者只好像破获案件一样，根据《一统志》所说的“东西各一峰状如熊耳”的山体形态和司马贞《索隐》认定的“益阳县东有熊耳山”的方向去按图索骥了。经反复查对清嘉庆年间《益阳县志》中的山体图形，发现只有现称碧云峰的山体与《一统志》所描述的一模一样。该山图形上也标有东西二峰，并且也确如熊耳状。不过，中间一峰突兀天表，标的却是碧云峰三个字。查其坐落处的方向，也与《索隐》考证相符——在县治之东。四者之间都达到了统一，由此可以推断：碧云峰就是熊湘山!不过，我们并不满足这种还不十分确切的推断。为了把问题彻底弄清消除疑虑，还需作进一步的更准确、有力的考证。

　　第四，清同治年间《益阳县志》的古迹之二，园宅一项中记载有宋代所建的“小庐精舍”。其考证的原文是：“熊湘山上小庐精舍，张木式讲学之处，以其山似九江匡庐名曰小庐山，其舍又名南轩讲塾。”这里的第一句话就单刀直入地提到了熊湘山，已使熊湘山彻底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更为重要的是：还透露了熊湘山的另一个别名——小庐山。至此，熊湘山已两次出现于地方史志，应该说有柳暗花明的效果了。但由于两次史志的考证仍然没有直接提到与现名碧云峰的关系，人们还是感到困惑。因为对于前朝的称谓都不熟悉，像熊耳山、湘山、熊湘山、小庐山这几个名称后人并不了解，总觉得与现在的碧云峰挂不上钩，对不上号。这个问题，清同治年间《益阳县志》里的图片可以为我们作最后的证明。图片集里有城市图、十景图、山川图等等，其中有一张名曰：小庐山图。该图描绘得颇为精细，但图形里却没有小庐山三个字，最高处标的是碧云峰，左右两边稍矮一些且很对称的山体标的是东峰和西峰。为什么绘图作者冒名为“小庐山图”，而图形里没有小庐山只有碧云峰呢?这就是长期以来蒙混考证者视野的迷雾。此图实际上是间接地说明碧云峰是小庐山的别名。而小庐山又是熊湘山的别名。考证之一、之二中的湘山，其所以总与碧云峰有关系，原来它又是湘山的别名。考证之三中的熊耳山，其文直接言明了是熊湘山的别名。绕来绕去都是被这别名弄得昏头转向，这时才茅塞顿开恍然大悟：历代以来，各种史料和注释所提及的众多名字，归根结蒂都是熊湘山的别名。

　　确实，熊湘山的名字作过多次更改，本文中也可以看出历代改名的大体情况：西汉和西汉以前叫熊湘山，东汉和南北朝时叫湘山，其所以班固的《汉书》和应劭的注释都写的是湘山，是因为改了名字。唐代则改成了熊耳山，宋代又称小庐山和青秀山(当时的《方舆胜览》也曾考证说：青秀山似九江庐山，故曰小庐山)，明代谓之清修山(《长沙府志》有记载)，清代开始称碧云峰。如此频繁地更换名字，明、清以前又无地方史志记载，实际上是给考证者设置的重重障碍，也是考证失误和熊湘山不能面世的根本原因。

　　通过以上各种史料的多方面证实，熊湘山终于大白于天下了：它就是现在的碧云峰!碧云峰也终于可以自豪地向世人宣布了：这座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炎黄文化的发源之地!黄帝花费了多年心血以开拓进取、协和友爱的崇高精神从北到南巡视天下，恩泽四海、感化万民，又在巡视的最后一站——碧云峰，举行了答谢天地的封禅庆典，并大会天下诸侯(即部落长或酋长)，才成功地缔造了大团结、大融合、大统一的中华民族，开创了人类史上从分散流动到集中定居、从游牧渔猎到垦地种植、从争夺攻伐到友好协作的最早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