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人渊源于河姆渡南蛮之旁支，鼎盛于春秋吴越楚时期。古越文化是赣文化的主轴。在长达几千年的人口迁移中，江西古老的荒蛮之地被改观。吸取先进的文化，经济、人口也随之发展。如今的江西人多为中原及本土混杂血统之后裔。江西人自古重文而修理。江西人多信奉道教，江西的万寿宫就是有名的道教寺院。所以，江西人多善少恶，重于礼而轻于浮。安于心灵清静，更能自我创新和挑战。东晋之时，江西出了自己的大诗人陶渊明(他是益阳碧云峰清修道场开山祖师慧远禅师的好朋友)，他的《桃花源记》闻名遐迩，从此奠定了赣人的本土文化地位。初唐的王勃曾在南昌写下有名的《腾王阁序》，对江西的溢美之辞令人流连忘返。宋朝的文学家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晏殊、晏几道也是江西人。明代江西又出了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祖，他的《牡丹亭》脍炙人口。江西是个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之地!现在的益阳人，如果你问他的祖籍或填写籍贯时，有很多人会答上两个字；江西。益阳有很多的江西籍人，到底占多大比例，现已无法统计，但只知道益阳十大姓氏中就有四大姓氏是从江西过来的，江西祖籍的人是否就占百分之四十的比例？无法证实，但有一点却可以证实；那就是江西人曾经大举迁入湖南境内，其中的益阳，是主要集中地之一，也可说是湖南最多江西人的地方。江西人为何大举迁入湖南？问过许多江西籍的人，答复几乎都含糊不清的指向一个答案，即；据祖上讲，朱元璋血洗江西时逃亡过来的，还有《百家讲坛》钱文忠说朱元璋血洗湖南移江西、浙江人填湖南。这结论曾让我很犯过一阵困，因查遍历史也找不到“朱元璋血洗江西”的历史记载，朱元璋倒是在江西有过两次大的战争记载，一次是与陈友谅的军队决战南昌（守将为朱元璋侄子朱文正，守城八十余日未被攻克），另一次则是和陈友谅在鄱阳湖进行殊死较量，但这两次决战朱元璋都明显处于劣势，因此，便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处理的极融洽，并靠当地老百姓的支持而脱困并赢得战争，朱元璋的部队也很注意处理好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现在闻名全国的“江西老表”，就是当时朱元璋的军队对当地老百姓的称呼，和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称老百姓为“老乡”差不多，之所以加上“江西”二字特定，来源这样一个传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战乱的时候曾负伤逃到了江西山村的一户农妇家中，这位农妇十分热心与好客，为了让负伤的朱元璋能很快地养好身体，便把惟一的一只下蛋母鸡宰了熬汤给他补养。朱元璋养好身体离开之时发誓说，只要他做了皇帝，那所有的江西人就都是他的老表（即表兄妹的关系），只要他们有了困难都可去京城找他。后来有一年江西果真受灾发了洪水，农田颗粒无收，走投无路之下，几位老乡想起了朱元璋说过的话，于是便斗胆进京晋见当朝皇帝，朱元璋果然不食前言，给江西省减免了三年的税收。?从此“江西老表”这个称呼就沿用至今，时至今日，“老表”这个称呼虽然不再是地位与身份的象征了，但一旦邻里、朋友之间发生了误会和争吵，只要叫一声“老表”，那大家的火气自然就减了三分，大家都是亲戚，有什么不好商量的呢。而当外地人到了江西有了困难或迷了路，也只要呼上一声“老表”，那毋庸置疑地会得到热情周到的帮助和关怀。?
从这个故事来看，不但看不到朱元璋对江西人有半点“血洗”的痕迹，反而是一种融洽的鱼水关系，至少，这不是导致江西人大举迁入湖南的原因。再就是朱元璋平定天下后，江西有部分少数民族响应两广的壮、黎、瑶三个民族反明起义，但朱元璋对两广的主要起义地都没有实行“血洗”，而是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江西的少数民族只是响应，因此，也用不上“血洗”，事实上，历史上也没有大面积镇压的记载，这也不是江西人大举西迁的原因。至于钱文忠说朱元璋血洗湖南，移江西、浙江人填湖南，我也未找到证据。只找到了血洗湖南湘乡、浏阳的说法。可以肯定，至少益阳未遭受其血洗！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江西人来到湖南呢？这里，我们只好顺着来益阳江西人的踪迹来研究论证了；来益阳的江西人大概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上山。元末明初时期，当时的江西行省南昌是蒙古人在南方的最后一个大本营，朱元璋与蒙古大军在此决战，势必对周边的社会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于是，在这个时期，一部分厌恶战争而又“怕死”的江西人最早来到了湖南安家，这批最早来湖南安家的江西人还不到来湖南江西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也就是南昌周边的一些老百姓，他们来湖南诉说的原因大概就是“朱元璋要血洗江西”(这显然是元朝官府对反对者的造谣污蔑），不过，这批人既然是躲避战争而来定居，所以，他们大都选择比较偏僻的地方居住，有躲到世外桃源的味道，眼下最典型的就是在岳阳县张谷英镇张谷英村，他们从元末（1365年）躲兵凶过来，以近七个半世纪，这七百多年来，他们几乎有七个世纪与世隔绝，过着一种自生自灭的桃花园式的生活，全村近八百户人家，全部姓张，其特色就是这些住户户户相连，下雨天可不穿套鞋和打雨伞走遍每一户人家，其居住房屋的防腐放水设施设计独特，完全与外界文化脱钩，俨然“桃花源”世界。目前，这个村已经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而在益阳最早的这批江西人也多属于这种类型，象益阳的四方山，碧云峰，寨子仑的居民等，也是这个时期迁入，他们对益阳当地的现实社会生活影响不大，多居住在隐蔽的山村且少与外界发生联系。二是下湖。江西人大举迁入湖南则是在清康熙年（1700年）以后。明朝嘉靖三年间（1524），湖南的虎口、调弦决口后，洞庭湖开始逐年淤积，平白生出许多没有防汛保障的“甩亩”土地，而此时的江西西南部则是旱情连年不断，饱受旱灾的江西老表看到洞庭湖中多出如此多的没人种植的沃土，于是，便纷纷来湖南种植这些“甩亩”田，这个时期延续有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大量的江西人纷纷来到洞庭湖开辟围垦农田。也就是说；目前洞庭湖围垦起来的农场和圩子，包括整个南县，基本上都是江西人的后裔。而在洞庭湖中，由于益阳的湖区面积最大，所以，益阳的江西人也就最多最集中。当然，这一批来的人主要是农民，而洞庭湖中间上百多个圩子也是这些江西人所为。这批入迁的江西人占整个江西人的比例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三是进城。这是对益阳文化和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江西人。分三个阶段。
1、洪武移民。据《益阳县志》记载，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江西吉安、吉水等地大批移民来益阳落户，史称“洪武落业。”吉安、吉水属古代庐陵府，地处江西中部。
素有“江南望郡”之称的明代吉安一带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唐宋八大家之首北宋欧阳修就是吉安人），名人荟萃，文风鼎盛。重视耕读的文化传统在人文建筑特别在民居建筑中得到充分体现，因而官帽形制的牌楼出现在民居建筑中。随着到益阳的移民不断涌入，彰显科举功名和家族门第等级的官帽形制的牌楼也带到了益阳。在房屋建造上，多采用外墙青砖和屋顶灰瓦的土木结构或砖木结构，马头墙骑瓦高高刺向天空，更添气派威严！在建筑布局上，特别讲究风水，追求人居环境的和谐统一！住宅的朝向多向南或偏南，住宅四周遍植屋场树遮荫。同吉安一带追求“歪门斜道”式的房屋和街巷建筑布局一样，益阳古城的一些街巷总是否定棋盘式的方直形制，小巷逼窄而稍有弯曲，粗犷的麻石替代了吉安的青石板。吉安民居中十分讲究的红石门楣到了益阳民居中就变成了麻石或青石的各种石库门。枋台雀椿、藻井漏窗，或雕成寓意吉祥如意的奔鹿、麒麟、走象，镂刻成寓意富贵长寿的梅、兰、菊。均不同程度地在益阳民居中找得到，体现了祈福求祥的人居心理。用一首打油诗来概括我们打上江西人生活烙印的益阳民居特色：“洪武移民迁益阳，又创家业又建房；庐陵自古繁华地，文风鼎盛写辉煌！官帽牌楼传异乡，黛瓦青砖码头墙！富贵人家三合院，平头百姓泥瓦房！家族宗祠呈亮点，风水人居祈吉祥！”
2、第二批是在道光年（1845年）以后江西人入迁。江西由于旱灾造成灌溉自然环境的恶化，逐步导致社会人文环境的恶化，江西自古就有“讼风最甚”而引起朝野上下的高度关注的陋习。这时期由于自然灾害和“五口通商”以来的影响，人文环境进一步恶化，当时的民谚有；“筠袁赣吉，脑后插笔”，意思就是筠州（今高安）、袁州（今宜春）、赣州、吉安这四个地方脑袋上插一支笔的讼师不少。既然讼事太多，这对做生意的人来说，是很恶劣的市场环境，因生意人需要的是“和气生财”，是和谐的社会环境，因此，很多做生意的江西人在大码头商业水运文化崛起的时期，纷纷来到益阳城镇（这也进一步证明益阳人是友善厚道的），这批陆续来益阳的江西生意人，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主要集中在益阳十五里麻石街和其它的县镇上，他们的后裔大都是现在的城市居民，大概占江西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的样子。不过，这里要详说的也就是这第三批江西移民，因为他们对益阳文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益阳之所以能有一个县崛起成为一个“府”级市，这其中至少有百分之四十是江西人的功劳，当然，来的这一批人的层次和素质也是最高的，不但有生意人，手艺人，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并且，大多数都能识字，所以，以下要详说他们的故事；在益阳街上还流传一些歇后语；“江西人开药铺，卖不完的自己吃”。“江西人做裁缝，哪有不落布的？”“江西人卖纸，吹得比牛皮还响”。从这些多少对江西人有些贬义的词汇里，我们大概可看到江西人做生意的精明和做的一些什么生意了，具体说，在益阳大码头文化崛起的时期，江西人主要从事的是四大行业；开纸作坊和纸铺，开药厂药铺，开寿具冥事店和开缝纫店。当然，也还有其它的服务行业，如做牛经纪，铜匠，代写书信讼状，贩鱼苗等，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第三产业。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和益阳当地人交往最多最广的还是这批江西人，这主要是他们从事的职业所决定的，但这些江西人却从未和当地人发生地域性的矛盾，因无论是江西人还是益阳人，都没有把彼此作外人看待，而现在移居的益阳，就是江西人的家，这也是为什么江西人能迅速把自己溶入当地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不但接受了益阳当地的先进经验，而且，用他们的移民文化影响着益阳。这里，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老益阳人常玄耀的益阳庙宇文化就是；九宫十八庙。以前讲过，益阳的巫神文化其实并不止九宫十八庙，九和十八是单九和重九，表示很多的意思，但我经过考查，却惊奇的发现，凡是叫“庙”的，都是当地益阳人所修造，但凡是叫“宫”的，几乎全部都是江西人所修造。对这个发现，让人不禁隐隐感到一阵心痛，来益阳的这批江西人，虽然他们自己和当地人都认为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表面和行为也说明这里就是他们所依赖的家，但他们内心深处却还是深深怀念着那个在遥远江西老家，那是他们的根所在，他们所修建的神殿之所以叫“宫”而不叫“庙”，是因为庙有祭祖的意思，正所谓祖庙，而他们的祖宗，在那遥远的江西，他们的背井离乡，实在是迫不得已......今天，这些江西人的后裔早已和益阳溶为一体，对那祖宗移民的痛楚也早已经遗忘，只有在问及祖籍和填写籍贯时才记起两个字；江西。其实，这种问及祖籍和填写籍贯的风气已完全没必要，这只能说明我们还是一个落后的男权社会，以现代文明的要求，完全应该取消。
3、第三批是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移居益阳。一是官方安置，通过工作调动或大中专毕业生分配来到益阳；二是民间渠道，脱离土地束缚的农民以及待业或下岗的城镇居民来银城打工或做生意。他们传承江西人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性格融合在一起，共同创造了灿烂的益阳文化，为今天美丽的益阳增光添彩！
几千年来，勤劳、好学、聪慧的江西人民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化和灿烂的精神文化。文化底蕴的的深厚也使得江西人具备了吃苦耐劳、敦厚务实的特质。江西历史上，文学、艺术、史学、科技大师辈出，临川还被喻为“才子之乡、文献之邦”，撑起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半壁江山。?纵观中华民族文化史，对今天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形成、发展、定型产生主要影响的，是宋明以后在中国哲学占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南禅佛学与老庄道学。而理学发源于江西，定型于江西，中国儒家思想的哲学化、体系化，在江西这块土地上最后完成。禅宗的中国化，最后也是在江西得以完成。同时，江西是道教的主要发源地与传播地，至今仍为道教的活动中心之一。文化的包容性，使得江西人的性格也带有浓厚的兼容并蓄色彩。?
今天江西人这种包容性、兼容并蓄的性格将和益阳人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性格融合起来，聚四方豪杰，揽天下资财，将共创银城光辉灿烂美好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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