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溪村两天半的走访里，我们对周立波“人民作家”的称谓有了真切、丰富和深刻的感受。

　　他去世42年了，他的《山乡巨变》所描写的那个时代也已远去，但是，他和他的作品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依然在这方土地上散发着馥郁的芳香。他回乡、劳动、写作的故事，在乡亲们中口口相传，娓娓讲述;他小说的故事、人物、场景在一组组雕塑、连环画廊和剧场演出里栩栩如生，趣味盎然;他作品营造的优美意境和浓酽的民俗风情，变成了赏心悦目的文化景观和流动在空气中的文化气息。

　　更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不少清溪村的村民居然能够大段大段背诵他的作品——因为，那些文字所描写的生活、所使用的语言，让他们感到如此熟悉、亲切、有味和美好!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任何作家、任何文学作品的主题或许都难以避免时代的局限性，周立波同样如此。但是，人民性，赋予了他文字不朽的光芒。

　　周立波作品的人民性，来自于他对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的高度自觉坚守。作为党的文艺战线的战士，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文学新人到战地记者到作家、学者，周立波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他所有作品的笔触对准的是普通战士和劳动大众。他拳拳服膺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为谁写，给谁看”，在他心里从来没有过丝毫疑虑。

　　为了更好地表现大众，贴近大众，他在语言文字上进行了一番自我革命，由过去欧化痕迹明显的语言变成了大众化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语言，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及其他乡土小说中，他更特意选用了大量俚语土话，从而形成了独有的立波风格语言。

　　周立波作品的人民性，来自于他扎根土地、扎根人民的严肃的写作态度。他说“采风是不能写小说的，只能写散文”。1954年11月，他响应号召，回到故乡益阳，并深深扎下根来。前后7年时间，他生活的根就在家乡，其中整整两年住在乡下。那段时间，他的身份首先不是作家，而是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干部和农业劳动者。在乡里，这个副部级待遇的国家一级作家，成了乡亲们口中的“立波胡子”“凤翔哥”“凤老三”，成了地道的乡村干部和农民。一身灰蓝布中山装，一双解放鞋，一口益阳土话，干各种农家活，除了架在脸上的那副方框眼镜，以及格外喜欢“看热闹”和“奋啪啪”(益阳方言里聊天的意思)外，他与普通农民没有任何区别。

　　这种深厚的“生活体验”，使他得以用清新朴素、真切自然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字，塑造出邓秀梅、刘雨生、李月辉、“亭面胡”、王菊生、张桂秋等一批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绘出一幅跨时代的乡土风情画卷。

　　周立波作品的人民性，来自于他深沉、质朴、纯粹的人民情怀。他深爱故土，深爱农民兄弟。他全心全意为乡亲们办事，一次次捐资为村里办公益事业、资助贫困乡亲。临死前他还在惦记着他资助过的两位村里的老人，嘱咐家人给她们送些钱去。作为作家，更重要的是，在心灵与感情上，他与乡亲们完全地水乳交融，“零距离”，他由衷地喜欢、欣赏乡村干部、农民兄弟身上那些可贵、可爱的品质，由衷地喜欢、欣赏那些有味的民情民俗。

　　为此，他笔下的各类人物，湖南山村清秀俊美的乡风水色和当地特有的风情民俗，才那样鲜活如画，令读者心驰神往。

　　人民作家周立波用他为人民的书写，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山乡巨变。新时代新的山乡巨变，呼唤着更多周立波式的人民作家。清溪村正在周立波精神和文化的传承里化茧为蝶、再度蜕变，更宽广的乡土同样需要周立波精神和文化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