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周立波：人生难得一知己

　　“人往往总有一两个和自己比较亲近，相知又最深的人。”这是周扬同志在《怀念立波》一文开宗明义的一句话。周立波就是他的这位相知又最深的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周扬和我们谈起三十年代从事左翼文学运动的经历时，不时提到他和立波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共患难、共欢乐的生死之交。

　　两人同是湖南益阳人:周扬生于1907年11月7日(周扬生日系温济泽根据周扬的家谱订正的)，立波生于1908年8月9日，周扬稍长一点;同属周姓宗祠，论起宗族辈分，还是叔侄关系，但他们相识后，情同手足。用周扬自己的话说，更像亲兄弟。

 

 

　　两人初次相识于1926年，正是湖南革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周扬当时名周起应，已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周立波当时名周绍仪，是长沙省立一中的学生。1926年夏天，学校放暑假，周扬从上海返回湖南，经过立波的表哥林伯陶的介绍，他去长沙看望立波。两人当时都是满怀理想，憧憬革命的风华正茂的少年，相对促膝而谈，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周扬毕竟是上海回来的大学生，上下古今都能谈一通。不仅给立波讲了马克思，还给他谈了当时流行的新思想—尼采的哲学。特别是向他介绍了新文学家鲁迅、郭沫若等人及其作品，要他多多接触五四以来的新思潮和新文学。周扬还针对他读书很用功，有点埋头读古书，不大参加政治活动的现象，谈了自己在上海念书时，参加革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宣传，得到的启发和教育。立波后来回忆说，周扬“和我谈尼采的一切都要重新估计价值和中国的新文艺思想”，“又谈鲁迅、郭沫若。”“我受了影响，开始看鲁迅、郭沫若和汪静之的作品，郭沫若的诗和散文给了我很大影响。”周扬对立波的年少老成，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的志向感到敬佩与惊讶，后来回忆说，“那时他刚刚初中毕业，而我已是个大学生，使我感到惊奇的，他当时已读完《资治通鉴》，知识并不比我少多少。”

　　人们也许要间，为什么两人初次见面，周扬就和立波谈起尼采的超人哲学呢?我们也曾经向他提过这个问题。周扬坦然地告诉我们，那时我们这些追求进步的青年，急切地想知道西方来的一些新思想、新知识，也分不清哪些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哪些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尼采、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当时几乎是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吸引我们，只是后来，我们参加了革命斗争，参加了党，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放人类的唯一真理和武器。周扬说，尼采的一些名言:“上帝死了!”“重新估计一切价值”，当时读到相当地令人鼓舞。要反抗和否定一些旧的传统和权威，说起来，也是五四运动的一种精神我和立波谈到尼采，不过是要他用“重新估计一切价值”去扫荡旧的东西而已。年轻时的周扬那么倾心于尼采的哲学，可能与大夏大学有位李石岑的教授有关系。李石岑当时是以讲尼采的唯意志论闻名的，湖南酸陵人，周扬与他很熟悉。1930年，李石岑从国外考察回夹，开始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周扬得知，便想方设法为他引见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论的人去施以影响。后来，这位研究西方各派哲学的学者，在其着述中较早地较为正确地评介了马克思主义，也许他的学生周起应，从旁起了一点促进作用的。

　　的确，尼采那种带着个性解放色彩的哲学，五四前后，在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中，还是比较有影响的。《新青年》的陈独秀等人都是把尼采的哲学当做最新思想来看待的。鲁迅先生与郭沫若译介过尼采的《察拉图斯，成拉的序言》(郭译名为《查核图司屈那》)。鲁迅先生早期的一些作品明显有着尼采思想的痕迹。有些研究者认为，鲁迅介绍尼采的观点，是针对当时中国封建的传统社会关系来反封建、反旧传统、反旧礼教的，是逆尼采思想而用之。我想，周扬当时倾心于尼采的“重新估计一切价值”，也是逆其道而用之，用以解放自己的思想，清扫自己头脑里的陈旧东西。立波听了周扬的介绍，产生的影响，看来也是把它作为一种改造旧社会的新思想来认识。立波在1937年写的《文学的界限和特性》一文，谈到尼采就是这样说的:“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借文学这手段，来表现对于宇宙和社会改造的思想，这差不多是古今思想家的惯见的事实。尼采的《萨天师语录》(《苏鲁支语录》)，以及卢梭、笛德罗的着作，是这一方面的显着的例子。”

 

 

　　周扬与周立波的初次相识与交往，便是一见如故，志同而气和，相知同一己，岂惟弟与兄，奠定了两人永成知己的思想基础一对于算是小弟的立波来说，与周扬一席谈，像融入催化剂一样，安能终志尘土下改变了只埋头读书的书生样，很快就卷人了大革命的洪流。立波后来这样说:“从这时起，我开始了一些社会活动，和同学们组织了一个文艺团体:《夜钟社》;又觉得革命很好，很热闹，想找CY(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湖南的革命农民运动，势如暴风骤雨，席卷大地。他有机会跟进步同学一起，经常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一些集会和游行，听到郭亮、夏曦这些共产党人和革命教育家徐特立等人慷慨激昂的演讲，懂得革命的道理更多一r，不再认为参加革命，只是很热闹而已，他要加人到共产党的行列当中去，横扫腐朽黑暗的旧社会，创造新世界。1927年4,5月间，湖南的共青团组织在长沙市教育坪公开征求团员.立波高兴得不得了，立即报名应征。哪知晴天霹雳，还没有等他来得及办理入团手续，长沙的国民党反动军阀便发动了震惊中外的5月21日的“马日事变”。反革命政变使长沙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反动派到处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只好离开长沙，返回家乡益阳。而益阳同样成了县团防局长曹明阵实行反革命复辟的人间地狱，经亲友的介绍，立波到一个小学去当教员，仍很快被这个屠夫式的团防局长嗅出气味。多一亏校长张尚斌担保:“周绍仪不是赤色分子”，才勉强把事情遮掩过去。

　　这时的周扬，在上海大夏大学，同样经历了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四一二”反革命血腥政变。在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帮助下，他没有被反动派的屠杀和白色恐怖所吓倒，强烈的义愤使他的革命志向更坚定了，而是要为牺牲者复仇，要循着革命先烈的血迹前进。经过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夏钟润的介绍，这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周扬说:“那时年轻，天不怕，地不怕，党怎么号召就怎么做，也不知道什么是左倾路线，半夜到街上去散发传单，贴标语。”哪知这年暑假回家，再返学校时，党组织已遭到破坏，夏钟润去了日本，周扬失掉了组织关系，只好借口休学回到益阳老家去。

　　白色恐怖、环境骤变，反而逼使两位相识不久的好友，在老家聚会了。立波在小学也站不住脚，多次来找周扬商议，两人共同的心愿就是要寻找党。参加革命，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的决心，紧紧地把两人凝结在一起。立波为了错过人团的机会，找不着党的组织，不止一次地伤心流泪;周扬也为失去了夏钟润的踪迹，终日苦恼不堪。两人左思右想，立波提出，他的一位亲戚曾三，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共青团湖南区委执委，两人决定去找他，谁知兴冲冲赶到曾三的家，人去楼空，他已去江西。没有其他路子，两人认为，上海仍是当时的革命中心，同去上海吧!

 

 

　　1928年1月，立波随着周扬到了上海，周扬的家境好一些，立波暂时和周扬住在一起，想找个机会升学或谋个职业立住足，再找党的关系。那时的上海，经过国民党反动派“四一二”的白色恐怖，到处弥漫了凄清萧索的气氛。但吓不倒也难不倒两位湖南来的满腔热血如饥似渴寻找党的关系的青年。周扬再也不能等待了，1929年赴日本去找原来的人党介绍人夏钟润，到了日本，方知夏钟润也已失去党的关系，结果扑空而归。中间由于周扬与日本进步友人的交往，还被日本警署拘留了一次，好在他机智的辩解与好友谭林通等的保释，才得以脱身。1930年初返回上海，又与立波住在一起，两人开始了同甘共苦、矢志不渝要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生活。对于初到上海的立波来说，前进的路途更是布满了荆棘，艰辛得难以启步。他首先要为在上海生存下去，劳苦奔波。为了找个职业，寻口饭吃，四处报考求人都未成。他拼命自修英文，希望如好友一样，也能翻译点东西。读过英文系的周扬在这方面尽量助以一臂之力。立波终能成为《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书的译者和充当史沫特莱访问华北抗日前线的翻译，既是立波勤奋苦学的结果，也是两人友好互济的结晶。

　　工作没找着，1929年秋，立波好不容易考进了上海劳动大学，一下生计不成问题了，这个学校一切都是免费的，进步同学也不少，地下党员有的是。在他们的影响与帮助下，文质彬彬的立波完全变了样，再也不是只读圣贤书的周绍仪了。当时，党的“左倾”路线还很有影响，经常组织各种“飞行集会”和游行等。立波渴望的就是这种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他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分子，经常与进步同学一起到闹市去参加“飞行集会”和散发传单，革命的热情与理想给与他无畏的勇气，经常还随身带一把小刀，以备必要时和密探、巡捕等搏斗。立波如此公开的活动，当然招惹了反动派的注意，到1930年“五一节”前夕，终被校方发觉，开除了学籍。生计又成了问题。他回益阳老家住了三个多月，再次重返上海。周扬虽对立波的一些冒险举动不赞成，但对他的革命志向比天高却非常赞赏。便邀约他共同来译书，既可促进英语的学习，拿了稿费，还可以暂时解决一点生计问题。苏联早期的一部小说《大学生私生活》，便是他们两人这次共同翻译的，一笔稿费，使得立波几个月的生活都不发愁了。周绍仪改名立波，也是从这部译作的署名开始。立波二字采用英语LIBERTY(自由)的译音，表示他对自由热烈的向往与追求。

　　为了维持生计，立波经过友人的介绍，到神州国光社印刷所当校对。这个工作干起来很辛苦。但对革命热情澎湃渴望参加工人斗争实践的立波来说，这却是一个海阔天空任鱼跃的大好机会，他能和印刷所的工人打成一片了，他可以在工作当中积极进行宣传鼓动活动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党发动全市工人大罢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支持十九路军坚持抗战c立波担任了印刷所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并开展了年关罢工的斗争。这年的2月fi日下午，立波在张贴罢工宣言时，被蛮横的工头抓住，打落了他的眼镜。他气愤填膺，毫不示弱也还之以拳头，被工头扭送到巡捕房拘留。三天后转至上海提篮桥监狱。

 

 

　　立波的这次被捕，历经了各种磨难，对他的革命意志是极大的考验。无论是在敌人的法庭上，还是在监狱中，他都是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无所畏俱，决不屈服，决不低头。1933年11月20日刑满时，本该释放，但立波坚决不接受官方让其自首坦白，表示悔悟之意，又被送到苏州反省院继续服刑，直至1934年8月才交保获释。

　　患难见真情。周扬为了立波的被捕，万分焦急，自始至终，全力相济，投人营救立波的活动。1932年，周扬已重新人党，并从“剧联”转人了“左联”，不久还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立波被捕后，周扬首先去找了神州国光社的总编辑胡秋原。由于雪峰和胡秋原有过交往，周扬与胡秋原也有一面之缘，他请胡出面保释立波，却遭到胡的断然拒绝。周扬为胡秋原对立波如此无情无义，气愤得了不得。以后，他在主编《文学月报》时，在批判胡秋原的第三种人论点时，发表了芸生痛骂胡秋原的讽刺诗《汉奸的供状》。周扬此举，除了批判胡的错误观点外，与立波一事也不无关系。为此，周扬还挨了鲁迅先生写的《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致起应的一封信》一文的批评。

　　请人保释不成，周扬东拼西凑地集了三四十块光洋，这对旅居上海的周扬来说，是笔不小的款项，请当时有名的红色律师潘震亚为立波出庭辩护。虽然大律师竭尽心智义正词严陈词申辩，但仍被反动法庭判刑两年半。宣判时，周扬、廖沫沙等人都在场。立波如此遭难，周扬难受得很，憋了一口闷气，平静不下来，怎么也不愿回家，与廖沫沙两人沿着黄浦江畔几乎走了一夜。

　　24岁的立波，却把敌人的监牢当成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特殊课堂。他在狱中结识了共产党人吴黎平、曹荻秋、孟超等。虽然他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却积极参加狱中党领导的一切斗争和政治学习，听了吴黎平以传话方式讲的唯物史观。周扬和谭林通等好友不时秘密去探监，见他在敌人铁窗生活的残酷折磨下，瘦弱了许多，精神却乐观坦然，安之若素。还坚持要在狱中继续进修英文，周扬便给他送去一本《英汉双解字典》，他收到后爱不释手地阅读。

　　1934年8月，立波出狱了，两年半的监牢生活，对他是严峻的考验也是革命的洗礼。虽然身体赢弱不堪，政治上却成熟多了，学识也长进了。与周扬的友谊，更是历夷险而益固，越益弥坚了。

　　立波为了避开敌人的监视和调养一下身体，又返益阳老家休养了一个多月，再次潜回上海。他正式用名立波了，不再用名周绍仪了，既是躲开敌人的注意，也是表示他矢志追求自由光明的新生。周扬这时已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不久改任党的文委书记。对好友的重返上海，衷心的欢迎，先介绍他进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又在立波的恳切要求下，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立波在左翼文坛的起步，似乎有点向兄长般的周扬看齐的意思。志同道合地从钻研普罗文艺理论、翻译苏联和外国进步作家的作品、介绍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着手，偶而写写散文和诗歌。小说的创作那是以后的事了。三十年代的立波，主要是以文学评论家、翻译家的面目，活跃在上海左翼文坛。而在开展左联的工作与活动上，人们都把立波与沙汀看成周扬的左右手。

　　人们都知道，周扬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国防文学”口号的始作俑者，但“国防文学”口号的形成声势与传播开来，不能不看到立波所起的作用。立波是“国防文学”口号最早的宜传者与全面的解释者之一。他写的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如果算上他写的别林斯基编年史式的评论:《1935年中国文坛的回顾》、《1936年小说创作的回顾》就有10篇之多。1934年10月，周扬署名“企”，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国防文学》一文，从《对马》一书说起，介绍了苏联“国防文学”，认为这种文学也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这可说是“国防文学”口号的开篇之作。不过这篇短文未引起任何注意，似乎还遭到一点冷遇。到了1935年12月21日，立波在时事新报《每周文学》上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一文，提到周扬的上述短文。重新介绍苏联国防文学的口号，呼吁“我们应当建立崭新的国防文学”。提出“中国的国防文学，是反帝反汉奸的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识上的武器”，“帮助民族意识的健全成长，促成有着反抗意义的弱国的国家安全观念，歌颂真正的民族英雄”。“目前，国防文学最中心的内容应当是什么?应当是华北的傀儡戏和北平的学生在寒风中的英勇的示威的事变，以及正在茎延全国的广大的爱国运动的火花”。就在同一个月的报刊上，立波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文学》、《我们也来谈谈“国防文学”和“国难文学”》等文，使得上海左翼文坛热闹起来，不再像一年前，周扬提出国防文学时，遭到沉默的反应，响应的人大有人在。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的说法也陆续见诸于报端。那时，还没有两个口号之争，但反对的人也有之。徐行的评国防文学，矛头就是对准立波用张尚斌的笔名写的文章。徐行拨弄着左的词句，否认建立抗日旗帜下联合的主张，反对立波提出的“中国各阶层的民众中，都有反帝的要素”的说法。

　　立波这时连续作文谈论国防文学，是不是偶然的呢?有什么原因呢?周扬和我们谈过这样一段话:"1935年春，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地下文委阳翰笙、田汉等被捕了，只剩下我和夏衍两人，夏衍也一度离开上海，有段时期，几乎只剩下我一个人孤军作战，跟中央完全失去联系，处境要说有多困难就有多困难。我们从一个德国人开的书店里，买到一本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读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的报告，随后又在这个书店买到一份《救国时报》，上面刊有党的《八一宣言》，读后真是兴奋得不得了，知道党在号召建立广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久，夏衍又出来工作了，重组新的文委，认为由于形势的发展，党的斗争策略要变化，上海文艺界也应当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随后，又收到肖三从莫斯科的来信为了扩大文艺界的联合战线，要解散左联。于是、我们就正式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据夏衍的回忆录说，"1935年12月中旬，周扬在他家里召开了一次文委的扩大会议，除文委成员外，我记得沙汀、立波、于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主要是根据党的《八一宣言》、季米特洛夫的报告精神及肖三从莫斯科的来信，研究如何扩大文艺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散左联以及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的问题。立波列席了这一次会议。也许正是受这次会议要扩大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启发，使他萌生了要重申周扬一年前就提出过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以他和周扬的关系，不会不与周扬议论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立波接连发表的几篇文章，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周扬说的“我们正式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的开始。

　　1936年6月，左翼文艺界内部引发了“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之争。这时的立波，正全力以赴，专心致志潜心翻译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书，如他在该书的译后附记说的“使我在热烈的国防文学论战中，有几个月未能参与”。为国防文学口号的正确性之争的任务就由周扬自己来承担了。从193E、年6月起，周扬连续地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及《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等三篇文章，后来成了人们认为阐释国防文学口号的主旨之文。国防文学口号的功过是非，我想留待现代文学史家去评说。这里只想说明在国防文学口号提出的过程中，反映了周扬与立波革命战友的情谊越来越深，只要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不管环境有多艰苦与困难，不管别人的毁誉如何，两人谁都可以挺身而出，当趋前的先锋士卒。目的只有一个，同心协力，并肩战斗，希冀为革命文艺事业打开一个新局面。

 

 

　　1937年9月，周扬、立波与艾思奇、何干之、李初梨、舒群等同志，根据党的决定，撤离上海，经南京到革命圣地延安。途中来到西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通知他们，要立波和舒群以随军记者的身份，陪同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到山西前线采访，立波娴熟英语，兼任史沫特莱的翻译。这是周扬与立波两位好友从1928年在上海聚会后，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第一次分离各奔一方。

　　立波早就急切盼望到烽火连天的人民革命战争的战场上去，当一名战士，去创造新世界。与周扬话别后，欣然地陪同史沫特莱到了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近两个月的战地访问，见到了朱德、任弼时等同志，还经历了保卫太原的外围战—广阳战役。1937年12月才返回西安，激情洋溢地给已到延安的周扬写了一封信，说:“我打算打游击去。我将抛弃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爱这种生活，战斗的而又是永远新鲜的。”只是党另有任务，这个愿望才未能实现，要他陪同美国使馆的卡尔逊上尉到抗日根据地去进行一番实地考察。他又开始了历时52天的晋察冀边区的访问。这次，不仅没有抛弃纸笔，而是一天也不停地笔耕不辍，写下密密麻麻的访问记录与日记。1938年3月到达武汉，就夜以继日地工作，将其整理成《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两书出版。这是抗战初期最早真实生动地描绘抗日根据地与边区人民斗争生活的作品。有的篇章，当年即被苏联翻译介绍到国外了。

　　与立波须臾不可分离的周扬，到了延安，担任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教育和文化的领导工作。两人虽然一个在敌后，一个在延安，当时的通讯是困难的，但是一有机会还是关切地互致向候。立波在八路军总部得到了任弼时同志赠送的战利品，一双日本长靴，便想带来送给周扬，只是没有鞋子穿，才留下来了。当周扬知道立波受党的派遣，从武汉辗转长沙、沉陵到了桂林《救亡日报》工作，便和洛甫商议联名电调立波回延安。

　　1939年底，立波到了延安，分配在鲁迅文学艺术院担任文学系的教员兼编译处的处长。当时，周扬是鲁艺的副院长。两人又在一起工作了。

　　鲁艺的教学生涯，对周扬与立波来说，都是一种崭新的生活，不再像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那样，天天忙于纷纷攘攘的论战与斗争;现在的革命工作就是沉下心来教书育人，为人民新文艺的开花结果，培育新苗。周扬虽然是院长，也在文学系开课，讲的是《艺术论》和《新文学运动史》。那时候，他正在认真钻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谈到他讲新文学运动史，不能不说到他对郭沫若一直是很高的礼赞。1941年，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就着文说，“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他的《女神》是号角，是战鼓，它警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八十年代，他对有些人对郭老的评价，很有感慨。着文要大家尊重历史，给历史人物以应有的评价，说“郭沫若对无产阶级、对革命、对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如果在这方面有缺点，也是一个伟大战士的缺点。”立波与他的艺术见解也是如此的投合。立波在1937年谈诗的文中评价郭老也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的诸多诗人，我大多读过。在他们身上，我所能够学到的，很少超过了旧诗人李太白和创造社诗人郭沫若”。立波在文学系讲的是“名着选读”，条分缕析地分析巴尔扎克、高尔基、莫泊桑、梅里美等等作品的艺术特点。他在上海就结合这些作家的作品写过一系列剖析文学艺术特性的文章。当时，就很有灼见地提出文艺是用形象思维来反映和认识世界，不同于科学是在概念上认识世界的观点。他在“名着选读”课上，那么细致人微地分析这些伟大作家在艺术形象创造的特点，与他对形象思维的素有研究，是不无关系的。立波与周扬不同，没有担任什么行政领导工作，完完全全沉下心来讲课备课，他从国统区带来不少中外文学名着，每次讲课前，都埋头伏案写下详详细细的提纲。风度儒雅、才识广博的立波的授课，在鲁艺一些学员中引起了轰动的效应，有些外系的学员也有闻风而来听的。

　　当年鲁艺的一些学员，回忆起周扬与立波的讲课，都说他们是两种风格，同具吸引人的魅力。周扬是理论家的风度，并显露领导者的才能，讲起话来充满慑服人的逻辑力量，与人论战式的雄辩，讲话从不用什么提纲，出口成章。记忆力也惊人，谈论艺术问题时，时常引用毛主席、鲁迅或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论述的语句。立波与周扬不同，更像一个平静的学者，以其广博的学识、清晰的分析来慑服人。他上课的办法是先让学员读作品，开会讨论，然后他才开课，细致入微，条理清晰的分析，娓娓动听，很快在学员中赢得赞誉。举止优雅的立波，受到学员们的注目，还有他时时刻刻以革命利益为重，对革命的忠心与性格刚直的一面。莫看他平时文静如水，他听不得与见不得任何对革命不利的话和事，如有这样的情况，他便会激怒和暴躁起来在鲁艺的一次欢迎会上.对一位歌唱家唱了一首滑稽的歌曲，他认为有侮慢同志之意，便发生过他当场摔茶壶，表示不满的事。他在上海参加“飞行集会”时，经常带一把刀子准备与敌人搏斗，以及他被拘捕时，赤手空拳和手执铁棍的巡捕打斗的事，也像传奇一样在学员中传开。

　　当时这样的教学，难免有关门提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之嫌。但在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鲁艺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走向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鲁艺的教学方向。学员们转变自己的立足点，深入到工农兵斗争生活当中去，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学员们感到，鲁艺的文学艺术知识的教学，以及浓厚活泼的艺术研讨气氛，对他们的成长，还是起了作用的。当时的学员，后来不少成了新中国的文艺骨干，著名的作家、诗人、记者、理论家、评论家。

 

 

　　1942年，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革命文艺的新方向，解决了中匡革命文艺运动的许多根本问题，形成了完整的、深刻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周扬、立波都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聆过毛主席的教导，周扬还请毛主席到鲁艺去做过讲话，指出鲁艺教学方针的改造方向。两人从此都拳拳服膺于毛泽东文艺思想，一个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一个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决实践者。

　　周扬在1944年编纂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乡一书。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全面地阐释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_L的讲话》的重大意义，指出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艺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全书和序言都送给毛主席看过，得到毛主席的首肯，认为序言“写得很好”。周扬可说是最早将毛泽东文艺思想解说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组成部分的人。他在1946年7月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书写的前记中，又说他将“努力使自己做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政策之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建国以后，周扬长期是文艺战线的领导人。不言而喻，他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政策最权威的解说者与执行者。

　　立波与周扬不同，他不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解说者，而是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身体力行地去解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伟大与正确。他首先用《讲话》精神回顾了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决定改弦更张，投身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用创作的实践，开始新的文学生涯。他的第一个突出的行动，就是1944年1月，随王震同志率领的部队南下。这是一次行程万余里，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几乎没有后方的长途行军作战。政委王首道同志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立波“这个文弱的书生，紧跟着队伍，和战士们同甘共苦，经受了各种艰苦惊险的严峻考验”。在一次情况十分危急，必须轻装突围的战役中，他把什么都丢了，只保留下几本在极端艰苦的战斗环境中记录下来许多指战员可歌可泣事迹的日记本。这就是他后来整理成《南下记》、《万里征程》等文艺作品的素材和基础。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他又马不停蹄地随军转战至东北。

　　1946年，随干部队到松江省珠和县元宝镇参加土地改革，并兼任了中共元宝区委书记。这是他又一次应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和老乡们同住同劳动同斗争，在一个炕上开会，“唠磕”，深深地感受到农民翻身求解放的热情。半年多时间，在与农民共同生活中，他学习到许多东西，以他这样一个湖南人，东北农民的生动语汇也熟悉掌握了不少。他的传世之作、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暴风骤雨》，便是这次参加土改斗争的结果。《讲话》里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立波深有体会地说，“从创作实践里，我领会到，这是一句放之四海皆准的金石名言。”建国以后，他始终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准绳，不断深入到工厂，农村中去，创作出《铁水奔流》、《山乡巨变》这样的长篇小说，以及大量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新人新貌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蜚声于新中国文坛。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锻炼成长于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时时刻刻都将毛泽东文艺思想奉为圭桌的周扬、立波，想不到他们同遭灭顶之灾，同被“四人帮”诬蔑为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在所谓的“三十年代文艺”一案中，周扬是“主帅”，立波是“黑干将”。尤有甚者，立波写的一篇热爱和敬仰毛主席的散文《韶山的节日》，也被江青批为“丑化毛主席的反动作品”。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残酷的批判、斗争、关押，立波被折磨到1973年，才算解除监护审查。批判他时，有不少可笑又令人气恼的事。一次，一位批判者指着他说:“康生同志在会上说，周扬有个侄子，叫什么周立波，写了一篇大毒草，叫什么《韶山的节日》，写毛主席上坟，丑化了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立波幽默地回答，“说我是周扬的侄子，屈指一算，相隔十几代，三百年前共祖宗。”“至于说毛主席回韶山，上山去看父亲的坟，我不知毒在哪里，难道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要父母的嘛?”就是这样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对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方针，创作出那么多驰名中外的作品的立波，滥施挞伐。周扬遭受的苦难，那就更不消说，折磨达九年多之久，最后被关进秦城监狱。林彪折戟沉沙温都尔汗，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主席指示要调整文艺政策，对久关周扬不满，说“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1975年7月，周扬才得以释放出来。

　　八十年代初，周扬和我们谈到他一生工作的得失时说:“文革中，对我的无数次批判和斗争，说我反对毛主席，不执行毛主席指示，我实在想不通。我是以坚决贯彻毛主席指示自诩的。现在想来，也许这是建国十七年来，我犯的有些错误的一个原因。当然，有我自己应负的责任。"1982年6月，周扬在纪念《讲话》发表40周年的时候，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又做了“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的解说，谈到“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定要坚持，坚持不等于原封不动”。“我们讲的坚持，是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发展的学说。根本不要坚持，那就无所谓发展;根本不发展，也不可能坚持”。“从《讲话》到现在，国内外起了空前巨大的变化。有些同志只是拘泥于旧口号，这样跟不上时代的前进步伐”。“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并不是说文艺与政治无关，可以脱离政治”。“文艺为人民服务，就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因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1977年底，立波到北京参加《人民文学》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与文学工作座谈会，与周扬又劫后重逢了，相知老友相见的欢欣难以言表。立波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在1978年1月14日，题诗两首赠周扬及其夫人苏灵扬，说的都是三十年代就结为知己的往事。这大概是立波与周扬夫妇文字之交的绝唱了:

　　回忆五十年前初到上海赠运宜(即周扬)

　　五十年前到沪时，

　　笑谈奔放展英姿。

　　毕生驰骋文园里，

　　赢得清芬裕后知。

　　回忆灵扬二十弃学入“左联”

　　少小年华旧布装，

　　倾心革命沐朝阳。

　　毅然抛却绮罗梦，

　　换取清贫稻菽香。

　　两人都不顾十年浩劫给他们身心带来的严重创伤，奋力地投身到新时期文艺复兴事业中去。周扬先在社科院，后又回到中宣部工作。1979年5月，他写出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宏文，对邓小平同志提出新时期的新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首先作出了具有理论性的深刻的历史的评价;他坚持走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前列。在胡耀邦同志的关心与指示下，他全神贯注投人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工作。在文艺界的各种集会上，他对建国十七年来自己领导文艺工作的功过，沉痛地进行了反思，勇敢地作了自我批评，坦诚地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还向在十七年各种政治运动中受过伤害的同志道歉致意。

　　立波对自己的老友，恢复和焕发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光彩，与一个共产党员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感到衷心的高兴。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作家，也很快欣然命笔，重振创作事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笔是停不了的，这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有多少东西要写啊。他立下宏愿，晚年要继续创作两部长篇小说，一部以三五九旅南征抗日的英雄事迹为题材;另一部计划以农业现代化为题材，与《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连起来，组成反映中国农村伟大历史性变革发展的“三部曲”。为此，他还想待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回湖南农村深人生活去。哪知终因身心长期遭受迫害，1978年初夏，他就病倒了，1979年9月辞去人间。但他伏在病榻上，仍然将南征抗日的事迹片断，写成一个短篇《湘江一夜》，发表在1978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__上。人们说，这是立波小说创作上的最后一座高峰。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

　　立波的逝世，周扬甚为悲痛。他说，人生难得一知己，他一生的知己就是立波。谈到立波晚年创作宏愿未竟身先死，更是不胜感慨。在1979年11月18日，为立波举行的追悼会上，周扬代表中国文联致了悼词。但对好友的远去，他意犹未尽，还有许多话要说。1983年，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怀念立波》一文。叙说了他两人难以忘怀的几十年的交往。他说:“立波首先是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他天真乐观，总是以微笑看待生活，从不为抚摸自己的伤痕而叹息，也很少炫耀自己的才华而表露自满。”“立波确实有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把毕生的精力无私奉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留下的不仅有着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作贡献的文集，还有他为革命文艺身体力行的优良品格，更有着可贵的贯穿他一生的共产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