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麻石街】笔墨无声，书写着“危福兴”百年兴衰与沉浮

往事麻石街

　　“危福兴”第四代传人危资生

笔墨无声，书写着“危福兴”百年兴衰与沉浮

谌建章

　　墨模中的古意，给人一种意外的惊喜

　　“将活栓嵌入墨套底部，把和好的墨膏填入，模面轻轻一摁，然后烘干镀金，一支正宗的‘益阳危福兴监制’的烟墨就出来了。”

　　示范者叫危中汉，是“危福兴笔墨号”的第五代传人。虽墨模是空的，但因他事先说了，用松烟捣制的墨膏掺有冰片和麝香，空气中便仿佛有一股悠悠的墨香，将现场的观赏者带到了并非遥远的过去——上世纪中叶，研磨写大字尚是小学生的必修课。

　　墨套、活栓和模面，是制墨的三件套。危中汉说，这样的模具他家里还有上百套，以墨的重量分为一两二两半斤等不同规格，最重的一斤二两，最轻的八钱。墨的形状，除常见的长方形，还有棱形、圆形、椭圆型。他还说，他家的墨模都是用梨木制成的，上等的木质加上1954年受过一次大水浸泡，外面还有一层黄泥包裹，虽然有的上百年了，但都完好如初。

　　梨木，材质坚韧，是制造家具、乐器、工艺品的上乘用材，还因吸水均匀，硬度适中，宜于刻划，也特别适宜做各类模具。

　　危中汉手中的三件套，最引人注目的是模面，像印章一样，竖刻着一些需反看才清楚的字，除“益阳危福兴监制”，还有“金不换”“龙门”等商标，也有“朱子家训”“富强之道其在斯乎”“三十六峰闲客搜烟”等让人玩味的题款，另还有“永记国耻”“提倡国货”等有着时代特征的口号。字为楷体，均笔致娴熟，刀法刚劲。也有的没字，就是几笔花草或山水。

　　一支看似简单的墨，竟荟萃了书法、雕刻、文学与绘画，方寸间尽显中国传统文化之韵味。虽没见到制好的墨，然墨模中深藏的古意，也给笔者一种意外的惊喜。

　　笑盈盈的危中汉说，与“曾永顺”齐名的“危福兴笔墨号”，是由危史公兆昌大人于清咸丰四年，从江西抚州举家迁到益阳石码头后创建的。虽然益阳有“曾永顺的笔，危福兴的墨”一说，但不能简单理解为曾永顺就只做笔，危福兴就只做墨，而是两家都做笔又做墨。只是可能我们危家在墨上的功夫下得更足一点而已。

　　中国墨的种类很多，但主要是油烟和松烟两类。其中，油烟墨是燃油所获的烟尘做成，松烟墨则是燃烧松木所制之墨。其方法，是将这两种不同的烟末掺上丁香、麝香、胶水等加工而成。

　　从第三代即危中汉的爷爷福佑公开始，特别注重墨的品质。在两种原料中，他偏好松烟，为此，在安化建了个松烟生产基地，选用优质的油松树木，用先进的烧制方法，精制出目度细、色度纯的油质松烟。“目度细”为行话，即颗粒细。

　　制墨的皮胶也是自己熬的，从不用市场上能买到的胶水。小小的一支墨，从伐树、选料、烧制、熬胶、和料、配方、精研，到进模、烘干，这些工序都是手工操作，一天的产量并不很高。危中汉说，从他懂事起，危福兴的墨就供不应求。但“宁缺毋滥，不图快”，这是危家的祖训。

　　危家的笔，也很有特点，从第二代翰钟公开始，就做成三层锋，用透了一层，就可以拿来免费维修，整出第二层锋就可以继续使用，这样一支笔一修再修，可用十几年。所以，凡买了危福兴笔的人，以后便都是回头客了。

　　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新加坡一华侨找到当时的地委书记孙振华，请他帮忙找“危福兴”，说除了买新的，还要修几枝。另外还有“三周一叶”的周谷城，也曾派秘书来买过笔。

　　生意做到了东南亚和蒙古俄罗斯等国

　　危中汉说，正如老益阳市工商联主席酆纪纲撰文说的，曾永顺的老板是先到安化，后迁桃江再至益阳的，而危福兴的先人则是举家而迁，筚路蓝缕，直奔益阳城里的。

　　危中汉得知记者采访，还特意用竖行微楷抄录了一段家谱：“清咸丰四年(1854)，危史公兆昌大人只身从江西抚州来益，在大码头开设危福兴书纸笔墨店，并于斯成家继嗣，后使其子翰钟公去曾永顺学艺……”

　　如果说，“危福兴”在翰钟公手上已初具规模，那么随着第三代福佑公去徽墨大师胡开文处参师，该商号便逐渐声名远播，生意做到了广东沿海及东南亚。到第四代即危中汉的父亲资生公，更是博采众长，在稳固南方及东南亚市场的基础上，向北又拓展到了东三省和蒙古、俄罗斯等国。

　　危家有个特点，就是每一代都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同行名号去参师，或请人代培。如上面说的，第二代传人翰钟公，到的是曾永顺笔庄，三代福佑公被送到徽州胡开文墨庄。四代资生公即危中汉的父亲，则是在长沙彭三和家参的师。

　　皖南古徽州从事制墨业者众多，自古就享有“天下墨业在徽州”之誉。而胡开文更是徽墨高手，1910年曾获南洋劝业会金牌奖，1915年生产的“地球墨”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金奖。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长沙，也从来不缺名笔和名墨，早在清咸丰十年，省城笔业就有30多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彭三和笔庄。1920年，彭三和毛笔获马来西亚国际博览会二等奖，后来，在八角亭还开了一家规模较大的“湖南制笔公司”。

　　危家把后代送到这样的名企去代培，其用意很明显：一是体验当学徒的滋味，吃一点自家吃不到的苦;二是博采众长，弥补自家的短板与不足。试想，通过这样一代代的学习、体验和比较，危家的技艺，危家的眼界，危家的气象，较之那些几辈子都窝在麻石街上的小作坊，自然会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危福兴到益阳，虽比曾永顺晚，但后来者居上，且做到了代代有人才。

　　在危家，谈起当年笔墨的影响，危中汉的母亲，87岁的危老太太说：我家老头子特别重视北方市场，因为将笔墨销到北方能以物易物，将当地的兽毛带回来。北方的兽毛不像南方，很少受灌木丛挨绊，特别是脊梁上的毛和胡须是笔锋的上等用毛，有“一两金子一两毛”之说。

　　老人还说，在没开辟北方市场之前，“危福兴”制笔的用毛也不乱采乱买，全靠桃江和安化打下的新鲜狐狸毛和野兔毛。不管强风强雨还是落雪扯凌，福佑公只要得到猎户信息，套上草鞋就出门，生怕猎物不新色而影响毛色。因积劳成疾，她公公37岁就过世了。虽天不假年，但在本省和湖北的石首、公安及广东、福建等地，还设了许多批发站，为19岁的资生公打了一个好基础。

　　我15岁嫁到危家，因生意好，哪怕是“跑西山”，也冇歇过业，特别是春秋两季，各学校都用箩筐来担，连吃饭都没时间。当时“危福兴”有4间门面，后面做墨，二楼三楼做笔，帮工80多个，年产200万支，超过了曾永顺。说起这些，危老太太嘴角眉毛全是笑，似过去的辉煌又回来了。

　　危中汉接过母亲的话，说父亲到北方，会斢回许多皮毛，如果销往马来西亚，就会换一些樟脑、元香、冰片及西烟(即油烟)。以物易物这条路子，是祖父福佑公打开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何小明任地委书记时，还带过三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侨来我家，指名要买危福兴的笔墨，那时我父亲还健在，是他亲自接待的。

　　与危家做过一段街坊，益阳电视台一位叫周国兴的老记者说，1944年，益阳作为第5行政督察区，第一任专员谢声溢也经常到危家来买笔墨，这是他保安司令部的军需官崔政清亲口跟我讲的。

　　1941年前未扩街的大码头一带，“危福兴笔墨号”即离此不远。

　　勤劳开拓、诚以待人的家风传为美谈

　　说起做笔制墨，危中汉一家有说不完的话题。

　　当年，他家有个师傅是湘阴的，不管什么鞋到他脚下都没了后跟。每天下午起床，趿着冇屁股鞋去泡茶馆，抽大烟，吃过晚饭又继续抽，继续泡，很晚很晚了才进作坊。别的师傅一年做12桌(一桌1000支)，而他一年只做1桌。现在一想，作为老板的父亲是何等气度与慈悲。

　　“危福兴”招徒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招那些贫困地区能吃苦耐劳、脑子灵活的孩子，经过5年培训，才能上岗。虽比其他行业多学两年，但学徒期是有工资的。

　　关于学徒，旧社会有句话，叫“做三年，学三年，辛辛苦苦帮三年”，即九年后才能正式出师，才有工资。所谓“做三年”，是不让你跟技术挨边，而是给师傅家洗衣做饭，甚至给师傅娘子倒马桶。而危家不会这样，出师后的工资也比其他行业高一倍。所以，“危福兴”的员工和技师，都是一二十年的老人，不会无故丢下主家，另投他家。

　　危家祖训，诚信为本，谦逊礼让，在经营中，总是想顾客之所想，急顾客之所急。在福佑公时期，有个湖北监利的客户来出货，给他配套好了整批货物，他却带少了钱。为了让他赶上秋季开学这个黄金季，爷爷主动让他将笔墨全部赊走。结果这人回家后得病归天了。两年后，他儿子专程送来300多银元，爷爷才记起这笔账来。

　　那时来出货的，大部分是外省搞批发的客商，有湖北、河南、山西、四川、云南、贵州的，也有广东、广西的。两季开学，是销售的旺季，家门口总排着长长的队伍，有时连吃饭都没时间。我家后面有个大仓库，一立方米大的箱子有56个，一个可装1.5—2万支笔，平常都装得满满的，开学就能保障供应。

　　如果说，一年两次的销售旺季让危家的子女难忘，还一个难忘的是制墨时那浓浓的香气。

　　虽然我家也利用石油提纯后的碳化物，及所谓的“西烟”做过墨，但这种烟做出来的墨不香。所以到父亲这代，还是喜欢用油松木烧的烟，我们叫“松烟”，每当一锅墨膏熬出来，整个作坊都充满一种浓热的松木香味。因为闻惯了，每见有人研磨，只要闻到气味，就知是不是我们危家产的墨。

　　危家的墨，色泽黑润，舐纸不胶，入纸不浸，松香浓郁，宜书宜画，其墨迹在纸上数百年而不褪，并永留余香，深受书家画家喜欢。我家存放10年以上的老墨，还有止血功效。如街坊有重症病人呕血痾血，或不小心跌打损伤出血，到我家磨点老墨汁喝了就立马止血。这恐怕也是“危福兴墨”名不虚传的一个原因!

　　古语有云：人磨墨，墨磨人。想想，在没有自来水笔之前，这墨表面上是在供人磨，磨呀磨呀，一点点，一层层就磨掉了。然换个角度看，人的一生又何尝不是被墨在磨炼，还有这肚腹里的文章，书本上的锦绣，又何尝不是一字字一句句被磨合出来的?

　　一方松烟，在深山里百炼千熔，熔炼出危家几代人的敬业与口碑;

　　一锭危墨，在砚台里轻研细磨，磨砺出多少读书人的功名和学问!

　　代培，可走出家族兴败的“周期律”

　　危中汉兄妹7个，上面的5个都会做笔。他是长子，父亲还从小逼他练字，当一起发蒙的同学连字还逗不拢时，他却能在笔杆上刻字，什么“上小羊毫，小大由之”，“五彩鸡毫，危福兴制”，一天要刻300支。凭着这手绝技，下放当知青时他偷偷给乡办毛笔厂打工，刻一个字5分钱，一月下来能赚360元。

　　危中汉书写的《危福兴史记》。

　　“公私合营”后，危家被合并到曾家，但益阳人没忘记危家，于是便有“曾永顺的笔、危福兴的墨”一说，合到曾家是因为他们的石板石笔业务颇著影响。危家当然也忘不了，合营后的资生公从此降尊纡贵成了一员工，全家生活最困顿的时候，每月只发一毛钱，连房租也付不起。

　　忘不了的还有1969年，他们被举家下放到桃江县的道关山村，当了10年农民。不过，村里人很厚道，让他们组成“一家班”，自产自销一种工业排笔，每年给大队上交5000元。一家生活从此不愁，大队经济也搞活了。要说“解放思想”，这个道关山算是走在中国前列!

　　好在资生公活到了84岁，看到了改革开放，看到了国家中兴。老人虽没能领着子女将“危福兴”笔墨进行到底，但危氏勤劳开拓、诚以待人的家风传承至今。其后人在化工、竹艺、经商等各个领域均有建树，也足以告慰先父及各位先祖的在天之灵。

　　这里说说第五代危禄绵和第六代危奕。

　　危禄绵在资生公的七个子女中排行最小。1963年出生的他，没有像大哥危中汉那样，跟父亲做过毛笔，却对隔壁的竹艺厂产生了浓厚兴趣，今天做把竹冲锋枪，明天郁把小竹椅，无意中把小郁中常用的拼、嵌、榫、郁等技法都用上了。1992年，竹艺厂敲响了歇业的晚钟，年近三十的他毅然辞职，竖起了“益阳传统竹艺厂”的大旗。原竹艺厂的20多名老师傅，都投到他麾下，并争相将真传度与他。

　　这时，历经磨难的父亲见政策好转，想把恢复老字号的希望寄托于他。然两者权衡，危禄绵选择了小郁竹艺。他唯一能说服父亲的是，毛笔和小郁都是竹子做的。

　　经20多年打拼，他设计制作的竹艺产品获国家、省、市奖项20多个，小郁竹艺也被成功申遗，成为益阳最早的国家非遗项目。他自己则成了益阳小郁竹艺的法定传人和高级工艺美术师，出版的专著《益阳小郁竹艺》被国家图书馆收藏。现在，他在桃江县大华村建了一个“小郁竹艺传习所”，每年带几名中外徒弟。另外，还收集与竹艺有关的传统文化，将传习所打造成了集陈列、研究、传承、销售、游览于一体的文化基地。

　　2018年第五届中国非遗博览会，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项兆伦被危禄绵的小郁竹艺所吸引。

　　危奕，是第六代长孙，17岁中专毕业就到深圳闯天下，创办了华风彩印厂，现有工人1700多人，年产值1.3亿，把业务做到了全国各地，做到了韩国和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在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他曾被韩国书商骗到破产，经法院判决，他必须为47户债主以6折抵债。危奕原地站起来后，为了不欠良心债，又一家家找上门去，补上那4折的债务。好多债主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是诈骗他们的来了，直至看到了真金白银，才相信是真的。其中两个潮汕纸商还给报社投稿，表扬这位年轻企业家“诚至金开重然诺”。

　　2016年，我市赫山区泉交河镇遭受水灾，危奕听说后，即购了两卡车大米和一卡车八宝粥和方便面，捐献给灾区，另外，对受灾严重的人家和五保户，每户分别送了1000元和500元，两者相加总额近百万。近年，他还到云南、贵州等地慰问抗战老兵，并长期捐助贫困学生40人，在安化山区还帮建了2所希望小学，6个图书室。

　　泉交河这两位受灾老人非要和危奕(右)合个影。

　　中国有句警世箴言，叫“兴也三代，败也三代”，即三代是家族兴败的一个规律或周期律。从“危福兴”到危奕已经六代，虽后两代没做笔墨了，但其襟怀，其抱负，其成就，其影响，一点不比前几代差。看来，这一周期律在危家失效了。如果说，一个政权走出“兴也亡也”的周期律，靠的是民主，那么危家走出“兴也败也”的周期律，恐怕与前面说到的那个“代培”不无关系……

　　(2012年6月载于《益阳日报》，2020年1月充实了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