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继去年张洋投稿《一百多年前的益阳影像》后，最近又收到他的新作《回望民国老照片里的益阳》。可以说，这组照片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我们感知了新中国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国力最强、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时期，现通过这组老照片，又能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人民在军阀混战、外族入侵和洪水肆虐下，是如何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两相对比，我们会强烈感到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也更激励自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昨天，珍惜今天，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

　　回望民国老照片里的益阳(上)

　　张洋

　　民国初年，桃花仑的妇人合影。

　　这张老照片选自基督教挪威差会档案馆，照片中的妇人都缠过足，“三寸金莲”说的就是这样的小脚。缠足的具体做法是用一条狭长的布带，将刚会走路的女孩的足踝紧紧裹住，使脚趾和肌骨回弯变形，其痛苦是现代女子无法体会的。

　　裹足的陋习始于隋，盛于宋。当时的人们普遍将小脚当成美的标准，把裹过的脚称为“莲”。不同大小的脚是不同等级的“莲”：大于四寸为铁莲，四寸为银莲，三寸则是金莲，能在量米的升子里做旋转运动，认为这样的脚是最美的。

　　从清政府到后来的民国，都曾禁止缠足，但上千年的陋习在民间却没有改变。桃花仑这张照片便是例证。这一方面源于那种病态的审美，另一方面缠足亦被认为是良家妇女应有的行为规范，甚至在嫁娶上也成为一个标准，不缠足的女子一般没人要。

　　挪威传教士其所以将这些小脚女人拍下来，除了传教授道，可能还部分肩负着人道救援，比如提倡不缠足和兴办女学等。

　　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便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了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和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在南北军阀的混战中，益阳为要冲之地，驻益军旅易帜频繁，战事吃紧时，资江上的船只常被军阀征为运兵船，南北士兵在城内烧杀抢掠，商家和百姓苦不堪言。照片中的吊脚楼为资江北岸，也不知是载着哪方士兵的船只即将靠岸，等待着城里百姓的是又一波劫难。

　　日军装甲车在桃江，战争下的桃江一片废墟。落款清晰题着：“抗战流血，代价云何。前方拼命，后方享乐。天理何在?何日报后?民卅一年 于浏阳普迹市。益阳桃花江”。

　　显然，题词写于浏阳普济市，益阳桃花江则是照片的拍摄地。虽摄者不详，但通过题词，却知此人是一位爱国正义之士。短短24个字，揭示了益阳抗战中也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让人们警惕：可怕的从来不是敌人，而是这种只知享乐的猪队友。

　　资料载：抗战时期日军入侵桃江，对桃谷山、桃花江、修山等地烧杀抢掠11次，飞机轰炸1次，杀死桃江军民60人，强奸妇女30多人，毁屋杀猪抢物等不计其数。该照片无疑也是日军侵略桃江的真实罪证。

　　洞庭湖畔的渔民，住在临时搭建的竹席棚子里。

　　一望无际的南洞庭，挂满风帆的渔船相伴而归。

　　1926年，洞庭湖水系的湘江、资江和沅水的中下游均发生特大洪水，40余县受灾，长沙、益阳、沅江、汉寿等地堤垸溃决无数，方圆数百里一片汪洋。当年，日本来华搜集情报的特工岛崎役治赶上了这场洪水，并拍下了“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中的这座凌云塔。

　　这组照片来自大连日本人发行的杂志《亚细亚大观》，后改为《亚东印画辑》。拍摄者几乎都是岛崎役治这样的情报人员。

　　1948年4月，洞庭湖水系水位猛涨，湘北一带又溃垸无数。益阳县城内水深达六尺，沅江、南县等湖区县城几乎全部被淹，死亡人数上千。图为沅江县普丰垸农民为抢救禾苗，集中所有水车，将稻田里的渍水排出去。因接连暴雨，无法将水排干，有的农民绝望了，甚至有在水车上自缢身亡的。

　　桃江浮丘山下的古驿道。驿道，中国古代陆地交通之要道，也属于重要的军事设施，用于转输军用粮草物资、传递军令军情等。该照片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于1923年所拍，原照片为黑白，这张为后期人工上色。

　　民国19年(1930年)，长沙至常德的公路开通，益阳作为重要中转站，也分别在南北两岸开通了客运和货运业务，北站主要经营客运，位于乾元街上首，站房面积140平方米。此图即为汽车北站。

　　虽弄不明白，前面空阔的大道是否为尚未通车的新公路，也不明白左侧的三角形站厅为什么又称“酱园”，且通道上还堆满了东西?但这里有正在行驶的客车，有带遮阳伞的岗亭，还有新建的两层小楼，表明这里还真是个如假包换的车站。

　　“益阳各界举行胜利路命名典礼剪彩摄影 三十五年六月一日”。这里，“三十五年”为民国纪年，即1946年。“益阳各界”，表明这典礼是政府行为，各界各方都来了。只是这“胜利路”在哪，却颇费了一些周折。

　　益阳地名资料冠“胜利”二字的有两处：一是桃江胜利街，建国后重命名;一是资阳区临兴街，“文革”时曾一度改为胜利街。但这里都叫“街”，而不是“路”，且一条街的命名，也用不着“益阳各界”去庆贺。显然，应从大路或公路上去考虑。

　　终于，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市拓碑学者鲁新民介绍，1945年抗战胜利后，次年重修“川湘公路”益阳段，即现在的319国道长春乡至迎风桥一段，堪称一件大事。6月1日，益阳国民党驻军和社会各界将此路命名为“胜利路”，以纪念抗战胜利。于是，便有了这个剪彩仪式，及这张珍贵照片。

　　1926年5月，安化县长公署落成。此为公署的第一进——法堂，对犯人作下马威打煞的地方。煞，即杖煞，煞你的威风也。

　　第二进——公堂，升堂办案的地方。

　　第三进——退思堂，办案后的复议厅。从退思堂悬挂的北洋政府五色旗来看，1926年的安化尚在北洋政府的控制下。

　　县长公署即县长办公的地方。虽进入民国已15年，但从这三进的布局来看，和过去的县衙没什么区别，因为县长的工作还主要停留在升堂办案上。

　　上世纪20年代的安化梅城东华山。

　　山顶的东华观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魁星阁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毛泽东两次到安化考察农民运动均来此登临。1925年6月，国民党安化临时党部也在此成立，并将东华观改名为中山阁。山腰的启安寺是清两江总督陶澍捐修的。“文革”破四旧时，三大古建悉数被毁。2016年，安化梅城镇已将这些古建作为度假公园列入了重建计划。

　　1946年12月18日，益阳县警察局欢送大公县长留影。

　　大公县长是谁?为何有这样的头衔?且这位县长还穿着呢子军大衣。有人说是谢声溢。可他在益阳的职务是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且是1946年秋离任的，不可能到了年底又回来让下属再欢送一次吧?

　　解铃还得系铃人，这事得找《益阳名人谢声溢》的作者老汉。老汉到底是老汉，他请谢声溢的长子、82岁的原河北省政协常委谢霖先生辨认，并经他提供的线索，才确认这人是当年带领益阳人修麻石街的县长王秉承。

　　作为湘潭人的王秉承，是1941年来益当县长的。上任不久，他就发动沿街铺面捐钱，不花政府一分钱，将原来并不连贯的15里麻石长街修通了，并统一修浚了下水道，且他也并没像一些检举信所说的，借机敛财，中饱私囊，主政湖南的薛岳便夸他是个“大公无私的县长”。

　　麻石街修好后，他又开展文明创建：男的上街不准打赤膊、妇女出门不准穿短裤，为了防空，红绿衣被不准当街凉晒等，若有违反，一律挨篾片。且发下篾片50块，由他授权的人去执法，根据情节轻重2至10下不等。连冯玉祥都说：三句好话当不得一马棒棒，战时法规虽简单粗暴了一点，但管用，何况此举纯属得罪人，王县长却要坚持，说他是“大公县长”乃名至实归。

　　后王秉承因遭挟嫌报复而离任，也是离任不久的省主席吴奇伟为安慰他，要他的继任者在省军管区给王安排了一个上校军衔。1946年底，王秉丞带着这个军衔去常德军管区任参谋，途经益阳时，一群警察因怀念老县长，便有了上面这照片，且题字还是按习惯尊他为“大公县长” 。

　　民国时期，益阳农村送葬一暼。

　　为故去的老人办丧事，益阳有“喜丧”一说，认为“死者之福寿兼备为可喜也”。另外，老人的死对于子女亲属虽是悲戚之事，但对于人类更迭和事业代兴却是有利的，从这层意义上看，也何尝不是一件喜事。正如毛爷爷说的：假设咱们现在开会，一个两千多岁的孔子也在场，那就不妙了……

　　照片里，逝者家属身穿孝衣，跪地磕头，出殡行列中除了灵柩，还有响器、纸扎、挽联、执事、僧道、执绋亲友等。由此亦可见中国人慎终追远、事死如事生，对逝去的老人及先祖充满敬仰和崇拜之情。当时的民国政府也曾致力于丧葬习俗改革，推行新礼仪、公墓制、追悼会等，但通过挪威传教士倪尔生拍的这张照片，却不难发现这类改革非一日之功。

　　下面一部分,记录了西方传教士与益阳人民的友谊。

　　这一张蕴含的信息量很多。

　　左边骑马者是挪威著名传教士艾香德(1877-1952)。这是一位颇受争议的先锋人物。因为他主张宗教对话与宗教联合，当时虽然没有受到特别重视，甚至还受到了一些批评，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宗教对话与宗教联合却已成为世界宗教发展中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作为北欧传教士的他，当年自学汉语，走访了中国不少地方。

　　右二是艾香德的未婚妻格美逊小姐。右一是倪尔生的妻子玛丽。

　　倪尔生，益阳人民早熟悉了，他也是挪威传教士，益阳信义医院的创始人。其所以没在镜头里，是因为这照片就是他拍摄的。

　　牵马的少年为颜复，又名颜郁文;旁边站立的是他的弟弟颜超，又名颜约瑟。当时艾香德正从长沙前往宁乡去接管宁乡传道中心，宁乡籍颜氏兄弟从小受教会照顾长大，作为最早一批信教者，他俩协助艾德香前往宁乡和益阳传教。

　　别小看颜郁文在照片里只是马夫，后来，他作为湘中信义会的牧师，还致力于纺织事业，成了益阳地方工业之鼻祖。1920年，他摘掉了胸前的十字架，和妻子手摇织袜机，开了一爿织袜作坊。不久，便在学门口胡文忠公祠邀股集资，兴建了“达人工业社”，开启了达人袜厂的百年之旅。达人，取自《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所以，老益阳市的纺织姐妹，特别是原达人袜厂的工人，见了这条微信后，应广为转发，以缅怀和纪念这位益阳的纺织先驱。

　　两个缠着纱布双颊肿胀的女孩为双胞胎，她们患有腮腺炎，正在信义医院接受治疗。后面的白大褂是倪尔生的继任者——信义医院第二任院长符克德。

　　信义医院病房。拍摄时间为上世纪40年代。

　　正值日军入侵益阳，伤病患者陡增，信义医院医为救治病人，在有限的病房内摆满了长凳和木板拼搭的简易病床。

　　左一站立者为时任信义医院院长符克德，右一为益阳籍医生谢葆灵。谢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获博士学位。1944年12月，符克德离任回国，谢葆灵继任，成为信义医院首任公推的华人院长。自此，中国医生便开始直接管理这所教会医院。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谢院长的父亲原在麻石街上经营一家面馆，因一场大火，只好将他和哥哥谢受灵送到信义学校读书。他毕业后上了湘雅，而哥哥赴美留学获了神学博士学位，其小女儿便是那个主演《青春之歌》而闻名全国的谢芳。

　　民国初年的益阳信义孤儿院(育婴堂)。由芬兰传教会宣教副总监督Hannu Haahti拍摄。

　　1933年6月，湖南沅江第一次奋兴会全体摄影。

　　沅江是湘北区域美国基督教福音传教士较早进入的地区。“奋兴会”的意思是已经信仰了耶稣，但对基督的教义领悟还不够深刻，于是请更资深的牧师前来补课，以重新燃起大家对耶稣的信仰和激情。由于社会动荡，生活不易，大部分男人忙于养家糊口，所以信教的基督徒多为老弱妇孺。

　　这是珍藏在芬兰国家档案馆的一张老照片，由芬兰传教会宣教副总监督Hannu Haahtisuopai来益阳时所拍。

　　照片下面用芬兰语写着：“在春秋阁上俯瞰城市风景，湖南益阳.1914/1/25”。从图上看到，当年大水坪上首接城堤一带，除少量木房子，尚林木茂密，一派氤氲，远处的青龙洲和资江河似隐约可见。

　　挪威人镜头下的益阳资水。

　　北岸停满了休整的帆船，河中一大片木排，排上有个三角形窝棚，是放排汉子睡觉的地方。

　　南岸那座山叫龟台山，河边的塔叫魁星塔，龙州书院即坐落于此。该照片是在东门一带的古城墙下拍的。

　　(上辑完)

　　鸣谢：信义牧师颜约瑟后人颜嘉年，为这组照片的来源和解读倾心尽力。益阳本土文史学者汪勇、鲁新民、李靖凡、邓亚龙、尹益辉、何国柱对本辑照片的解读所提供的帮助。

　　《回望民国老照片里的益阳(下)》正在整理中，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