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2019——

　　我与祖国同成长

　　益阳孩子的自卑

　　说起益阳麻石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益阳人引以为豪的。可现在的年轻人却有所不知，过去的孩子只要去一次长沙，就自豪不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长沙的街是“棋盘街”，冒着被走失的危险，可能还找不到长沙的边。而益阳的麻石街被长沙人挖苦为“一条猪肠子街泛起泛起”，除了一个长，若钻进旁边的巷子里，一不小心就到了乡下。

　　还有，人家有自来水和公交车。虽然那水有扑鼻的卫生丸子气，虽然那车你没大人领着还根本不敢上，但回到家里仍抑制不住地自卑：我们没棋盘街，那是没办法的事，可为什么不能有自来水和公交车呢?

　　1971年10月1日，是个令孩子们高兴的日子，这天除了“庆祝国庆”，益阳也有了公交车!但见五台高大漂亮的北京牌公共汽车，披红挂彩地出现在了麻石街上。好像知道有这么一天似的，古老的麻石街已改成了黑油油的柏油路。

　　新成立的公汽公司有9名驾驶员，他们是来自各单位的老司机，或是从部队转业的汽车兵。很快，随着对河和郊区线路的开辟，这五台车和驾驶员便远远不够了。

　　1972年，市城建局的前身，当年的公用事业管理站，便在本系统和益阳市四中的毕业生中，调配和招募了7名驾驶员。这7名驾驶员以年龄为序，分别是谭锡安、张人范、莫志刚、谌新章、詹桃英、刘霞初、杨玉云。

　　因为是第一代驾驶员，且还是公司自己培养的，益阳在线“我与共和国同成长”栏目便自然想到了他们。不过遗憾，采访的这天，张人范、詹桃英、刘霞初分别到外地的儿女家，当爷爷奶奶去了。一番寒暄后，他们中的老大谭锡安开腔了——

　　用人基本没猫腻 

      半世纪前的益阳市区，汽车还寥寥可数，一下出现个公汽公司，这司机的选拔，不啻于挑选飞行员。

　　我们四个男的都来自公管站，当年的站就是现在的局，所以四个人来自四个单位。若论工种，我们中有电工、泥工、钢筋工和管道工，我就是自来水公司的管道工。

　　不管来自单位还是学校，这政审是第一关。在那“左”的岁月，如果父母不是劳动人民，或家庭成员有污点，就等于你也是剥削阶级，或你也有污点。当然也不一概而论，如张人范的父亲是红色资本家，在抗美援朝和公私合营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都积极配合政府，加上张人范自己也表现不错，门门工作都争当模范，对他便破例了。

　　当年政审有个具体提法，叫“有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个“重在表现”是对所有人而言的，如前行的绿灯，只要你善于等待，总是会亮的。如我，下农村起，就遇到了四次绿灯：一是大队需要一柴油机手，我被挑上了;二是知青组唯一的招工名额，也落到了我头上;三是招工后被大家看好的自来水只需一个，又非我莫属;四是下到自来水的这个司机名额，不偏不倚也砸中了我。

　　不过，我还不是最会等待的，最会等待的是我们中的女司机刘霞初，她等待成了公司的党委书记。

　　较之其他知青，我当然很幸运，不过从一个侧面也可看出，当年不管乡下还是城里，用人基本没猫腻。因为就我家来说，当年八竿子都打不到一个当官的亲戚，且那时也没有送礼和开后门一说。

　　左起：莫志刚、杨玉云、谭锡安、谌新章。

　　抱头鼠窜的孩子 莫志刚个不高，但在这7名司机中最会说，也最能写，大家尊他为“墨水”。墨水说：我们被挑来后，第一个任务是学车。因为是公汽公司第一次培养司机，领导很重视，打听到对河的湘运公司也在办驾驶员培训班，便与对方接洽，两家联合起来培训。

　　可是在上完理论课后，人家的教练就分厚薄了。同样是上路试驾，他们的学员在时间和路程上，都实打实，可我们一上路，就有“偷工减料”之嫌。公汽公司经理奉时可闻讯，便让我们退了出来，叫部队转业的老司机莫国钧当教练。当时莫师傅还畏难，是奉经理一句“鸭子上架全靠逼”，才给他壮了胆。

　　莫志刚原是公管站路灯组仅有的两个电工之一，从安安稳稳的电工到时刻与风险打交道的司机，对他倒是个考验。当年的一路线就是老城区那条“猪肠子街”，路面狭窄不说，行人密度还挺大。他说，晚上做梦，不是在默念“左刹车、右油门”，就是被攒动的人头和突然从巷子里飙出来小孩吓醒了。

　　其所以吓醒，是因为他经过一条巷子时，一个被大人拿着南竹桠子追赶的孩子，差点和他来了个亲密接触。因吓得不轻，他就以《巷子口，那抱头鼠窜的孩子》为题，写了一篇安全感言，被奉经理头条粉笔在了公司的“安全板报”上。

　　正是因为当学员时就绷紧了安全这根弦，他们7个师兄妹与方向盘打了一辈子交道，最后都平安着陆，没发生一次大事故。特别是今天没来的詹桃英，在公司的11年，连刮碰都很少，车又开得漂亮，被调到城建局开小车，后调入办公室，还考上了公务员。

       玉照上了工人报

　　杨玉云在三名女学员中排第三，在七位师兄妹中也最小。她说，当年女孩开车还是个新鲜事，特别是后半年上路实习，今天桃江，明天沅江，最远的还到了安化，每到一个地方，或过一个渡口，都有好多人围观，说益阳有了公共车呢，说开车的还是妹子呢!

　　我们开车好开心，但家里的大人却不放心，一听说出车祸了，就直问是大车还是小车，若是大车，又问是货车还是客车，一说是客车，又连忙问是男司机还是女司机?

　　因为是新鲜事，当年杨玉云擦车的玉照，还出现在了1978年的《工人日报》上，且还是头版的“看点”位置。

　　虽只是一张图片新闻，但折射出很大的信息量：一是告知全国的工人读者，小小的县级益阳市有了公交车;二是公汽公司管理到位，司乘人员交班前在清洁工作;三是从这张笑靥如花、温暖如春的脸上，展现的不仅是小杨个人的爱岗敬业，也是益阳工人队伍的整体风貌。甚至还让人遐想，难怪益阳出美女，瞧这司机小妹就知道了!

　　《工人日报》是全国综合性中央级大报，毛泽东亲自为之两次题写报名，当年的发行量仅次于《人民日报》。据说杨玉云上报后，好多人还按图索骥想一睹其风采。

　　以为该图片是工人日报社的记者所为，却不料这次采访才知，是原市文化馆摄影干事朱汉湘拍的。记者问，那以后还有没有媒体采访过你们?他们齐声回答，没有。杨玉云说，如果工人日报算一次，那我是第二次了。

　　一个雷锋式人物 

      虽说快半个世纪了，没有记者在意这七位司机，但从益阳走出去的散文大家、当年的省作协主席叶梦，却在她的一篇散文中提到过谌新章。谌新章在这群司机中排行老四，在他家兄妹中排行老六，于是，一个“六伢子”的称谓从家里便叫到了单位，叫到了公共汽车上——

　　在我的眼中，六伢子是一个雷锋式的人物，一个典型的优秀青年的样子。六伢子开公共汽车时，我常常坐他的车。有一次，六伢子开的五路车开到半路，遇到倾盆大雨，一车人都没有带伞。我们厂离公共汽车站还有一大段路。好心的六伢子竟然把方向盘一打，把公共汽车开出了五路车的线路，直接往我们工厂开去。六伢子的雷锋行动使我们一大车人免了被大雨浇得透湿的尴尬。

　　又是“雷锋式的人物“，又是“优秀青年的样子”，还是当年的时髦职业，开着漂亮的公共车，这样的司机当然有人爱。于是，一年实习期未满，六伢子就找到了女朋友，并且还兴之蹦也地带到家里去了。他哥一看那女孩，瘦瘦小小，细精精里，整个就一女学生样，一问年龄，还不到十八，便连忙“打破”，说司机“一脚踩油门，一脚踩牢门”，叫她慎重考虑。这学生妹子便吓得没露面了。

　　不过这以后，六伢子也没闲着。“谌家翁妈，你家六崽看电影有妹子陪呢!”“谌家翁妈，那个到你家挑水、做藕煤的是未来的六媳妇吧?”“他们说你家六伢子很少擦车，可他那驾驶台焕光发亮呢!”……然五年后，大家吃六伢子的喜糖时，发现新娘还是那细精精的妹子。

　　是这等忠厚之辈

      这次采访，虽7名司机只到了4个，但这4位司机没有忘记与他们合作的第一代售票员。几部手机同时发力的结果，一位头上有了银丝却身穿红衣的大妈出现了。她叫贾金娥，和三位女司机一样，是当年市四中的应届毕业生。

　　这位贾大妈一来，就说她当年被乘客气得直哭：

　　一路车刚开通时，全程都只有8分钱。这天刚上班，一乘客掏出一张最大的10元票来要我找。你明明晓得要上车，这不是成心为难我吗?无法找钱的我，只好让她免费了。但我不能让公司吃亏呀，下班时便悄悄掏出6分钱为她补上了。回家后我气得饭都冇吃。妈妈问我时，还憋屈得直掉泪。

　　还一回是当着乘客。是两个女青年，比我大一点，一个吃瓜子，一个吃花生，壳壳丢了一地。我上前提醒她们，说车厢卫生人人有责，希望她俩共同遵守。却谁知她们一个说，什么人人有责，这责任就是你的!一个说，什么共同遵守，你就是为我们服务的!我想反驳她们，可话没出来眼泪却出来了。

　　一次收班，我发现车底板上有两分钱，便对后座的售票员说，我捡了两分钱。谁知那售票员说，她也捡了两分钱。这四分钱怎么办呢?我们在驾驶员的见证下，打了四分钱车票，又当着他的面，将那票撕了。

　　益阳街上只这么大，在公共车上当售票员就像流动的模特，平时走到哪都有人认识你。哪怕现在是老太婆了，可还有人认得出我，说这人是公共汽车公司的。这招牌一样的身份也好，它让我这辈子都不敢做坏事!

　　右一：贾金娥。

　　叶梦在表扬六伢子的那篇文章里，也顺便表扬了六伢子的老弟七伢子，最后还发了句感慨：“谌家的老六老七都是忠厚老实之辈，我以为谌家的家风不错。”

　　借用叶梦的话，记者也不禁感慨一句：公汽公司第一代司乘人员都像六伢子一样，是这等忠厚老实之辈，我以为公汽公司的行风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