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益阳 “益阳一老”徐少保(十一) 谌建章 夏梦蝶，益阳的江姐 也是益阳人的好媳妇 徐少保夫妇一同被捕并被害了，他们的三个子女，除老大进了新四军，老二和老三怎办?要知，最小的弟弟才10岁，姐姐也不过13岁。 让我们先看看姐姐李倩的一篇回忆。早在1983年，安乡县委党史办就派了一位同志，帮她记述了1946年9月18日，姐弟二人记忆里那个不堪回首的早晨——
徐少保的侄儿徐定国、徐少保的继女李倩。
我叫李倩，今年50岁，我弟叫李守仁，今年47岁，我还有一个哥哥叫李智仁。 李智仁是跑日本的第二年(笔者注：指1945年2月)出去的，由王老黑送到了新四军洪山公校学习。同去的还一个女的，姓文，叫什么我们就不晓得了，只记得她住我家半年，纺土纱，爹妈要我们叫她姐姐。同去的还有虢风梧、彭楚梅、孙斌、孙少光等，共8人。 我父亲被捕时，是民国35年年古历8月23日(笔者注：公历9月18日)，太阳刚现边，曾经为我们搬夜家来到东南洲(出口洲)的船老板汤老倌(后才知这人姓马)，和一个穿便衣的来到我家。汤老倌没作声，那个穿便衣的对我父亲说，他是来买籽棉花的。 我爹站在屋里，妈抱一个水烟袋，王老黑当时在菜园里锄草。我爹说没有籽花，便搬一条长板凳请他们坐。他们坐在大门口。我爹便吩咐妈弄饭给他们吃，并说他到园里剪几条丝瓜来。穿便衣的见我爹往外走，便将哨子一吹，很多穿便衣的人都来到了禾场里，大约20多个，都带有短枪。原来他们事先就包围了我们的屋，有的躲在屋后面，有的蹲在棉花地里，有的躲在挖树蔸后的那个大坑里。 一个便衣对我父亲说：“找你好久了!” 这时，一些便衣将王老黑也抓了进来，连同我父母一起看押着。一些便衣进到屋里翻东西。只见他们翻了好久，饭都差不多熟了，却没有吃饭，押着我父亲就往外走。这样，父亲走第一，妈第二，王老黑殿后。 在屋里他们没有被捆，走到邻居马国香的屋前，就是现在安乡七中那地方，在他家的皮箩筐上取下两副棕索子，才将他们分别捆起来。看到爹妈被捉，我们两个就跟在后面追。记得妈对一个姓向的婆婆说：“老庚，我的两个小孩请您照管一下呢!”向婆婆问我妈到哪里去?我妈说过两天就回。一个便衣便骂向婆婆：妈的屁，就你多事! 我们一同来到出口洲的码头上，弟弟守仁跟着上船了，我站在岸上。有的便衣要我也上去，说要斩草除根。我妈一听，便要我们都回去，爹也示意我们回去。就这样，弟弟下船了，我俩就回家了。 回到家，屋里翻得稀乱的，连地皮都挖开了，蚕豆箩也打翻了。守仁记得豆箩里有两捆书，是父亲藏的，没有了。 我们喊保长周泽镐来，他说怕来得。我们说他们(便衣)要烧我们的屋呢，周保长才过来。这时还有两个便衣守在我们家里，便骂周保长无用，这里有一个大共匪你都不知道!后来，两个便衣就走了。爹妈捉走后的几个月里，还经常有便衣在我们家附近游荡。 爹妈捉走后，守仁帮大户周守成家看牛。一天下雨，我把牛系在屋里，却谁知牛的脑壳一抬，便吃到屋上的草了，连着草被拖出来的，还有一个竹筒筒。我以为爹妈留下了金器什么的，因为我看妈戴过金箍子。打开一看，那东西用洋布卷了个筒，原来是一本《党的生活》，还有一本花名册，是毛边纸写的。我将邻居马国香叫来，问怎么处置?马要我快些烧了，我就烧了。 我父亲坐行都很规矩。我们拿筷子拿得不正都要吃筷子头的。我爹和王老黑经常外出，妈是坐庄的，在家招呼客人。捉的时候，王老黑从外面回来还只有个把星期。爹妈被捕时都没有讲话，只有一个便衣在菜园里站在王老黑身后。王老黑眼力不好，还讲“你把我的辣椒树搞倒了”，便衣说，“妈的屁，倒了就倒了，走!走走!”王老黑就这样跟着被捉了。 许长生是伪侦缉班长，经常来我家搜查，游荡，解放后被劳改了几年。释放回家后，被安排在汇口修防会守更棚。他曾说过，在我家拿过两本字典，给安全乡一个老师了，还说一定帮我们拿回来，但至今也没有。 我父亲的事，湖北省的交通局长了解，还有下渔口的陈汉清也了解。 我爹妈捉去时穿的是夹袍子,爹被捉时化名叫徐春源。 我家搬到东南洲后，先是写的范运宏的屋住的。住了几个月，自己起了一座一正一偏的茅屋，树是在下渔口买来的，还写了5亩地种。屋起好后，就在屋里办了一个学堂，收了十几个学生。 我妈是北京人，我爹要我们到哪里就讲哪里话。我爹妈的遗物有一个米缸，一个端桶，还有一个卖娃儿糕的桶。其他的东西偷的偷走了，损的损坏了。我弟原叫徐康福，1955年才改名叫李守仁。 1983年3月9日 (肖元清整理) 李倩所看到的《党的生活》，笔者百度了一下，它是我党一本秘密刊物，1929年1月1日于上海创刊，主要撰稿人有李立三、向忠发等。该刊为避免国民党当局和军警特务检查，经常用伪装的封面发行。创刊号曾载文说：“发展党内讨论，实行自己批评，提高全党同志的政治认识，这就是党的布尔塞维克化主要动力之一，这就是《党的生活》的任务。”这里，“自己批评”是原话。 一本杂志还须伪装，须秘密发行，似让我突然明白：地下党不仅是共产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共产党摇篮时代的全部。 关于徐少保夫妇被捕，那天我们在安乡，听党史办老主任丁安辉也说过：
徐少保孙子李中国(左一)、安乡县党史办原主任丁安辉(中)、徐少保侄子徐定国(右二) 看到父母双双被带走，李倩和李守仁就追了出去，爹妈连连回头，叫他们不要来。也有警察作“轰”的样子，让他们回去。可姐弟俩不听，边跑边爹呀娘的叫，一直跟到码头上。船开去好远了，爹还嘱咐他们好好看家，晚上要记得关门。夏梦蝶也大声嘱咐女儿：你是姐姐，要招扶好弟弟…… 当时，笔者一个疑问脱口而出：来安乡前，我们在泉交河了解到，李倩姐弟是跟父母一道被抓的，并装进麻袋里了，是好心的警察救了他们，有没有这回事? 这个情节是徐定国给我们转述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有个当年执行了秘密处决任务的伪警察，到我家来过四五次，每次一来就说：好造孽呢，我们服从命令把你伯伯的一双儿女也装进了麻袋。看看就要往水里丢了，我对执行排长说，大人的事与孩子无关，我们何不救了这两条小生命呢?可排长说，又不是我们要他们的命，我们也只是执行任务呀。我说，对孩子执没执行，我们不讲谁知道?排长见我说得有理，加上又是半夜，便吩咐将两个小麻袋丢进芦苇里了…… 徐爹还说，这伪警察自述，他因参与了秘密处决，解放后被判了几年刑。 丁老不以为然，说：根据我们对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徐少保的邻居，与之相关的叛徒、特务和警察的反复调查，徐老的一双儿女并没有被抓，更没有装麻袋和被救的事。他认为，根据徐爹所说的这人的伪警察身份，及他第一次到益阳的时间正值暂时困难来看，此人的目的很明显，是骗吃骗喝来了。至于后来又去过益阳多次，也只能说明这人游手好闲，不是个正经人。 无独有偶，李倩的口述里也讲了一个叫许长生的伪侦缉班长，经常来她家搜查，游荡，劳改释放后被安排在修防会守更，莫不就是那混吃混喝的?且据他长年守更棚，不受出集体工制约来看，自然有条件一次一次来益阳了。至于那两本字典，什么给老师了，一定是当废品换吃喝了。此人若不是以搜查为名行搜刮之实，让孩子们都讨嫌了，李倩也许就不会提他。 什么叫“举头三尺有神明”?这就是!
1946年9月18日，在那个“太阳刚现边”的早上，徐少保、夏梦蝶夫妇，就这样告别了为之奋斗了20年的地下工作，也舍弃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家，丢下了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因为这个缘故，也因为是他们儿女亲口述说，便觉这篇回忆，是安乡革命史所有回忆里最细腻，最沉重，最伤怀的，也是这本获“五个一工程奖”书的最经典一章。看完后甚至觉得，那天的太阳“刚现边”就没了。 特务进屋时，“我爹站在屋里，妈抱一个水烟袋，王老黑当时在菜园里锄草”。面对特务询问，“我爹说没有籽花，便搬一条长板凳请他们坐”，甚至还“吩咐妈弄饭给他们吃，并说他到园里剪几条丝瓜来”，“爹妈被捕时都没有讲话”…… 明知来者不善，明知是不速之客，“我爹”是那般从容，那般笃定，大有将这突然的变故当作家常便饭似的，甚至还巧与周旋并试图脱身……不由想起前面章节，徐老用文天祥的故事，教育下属增强革命气节，经受住坐牢、拷打、杀头的考验，并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诗句背下来。危急关头的徐老岂只是背下来，还融化在了血液和行动中。 “我父亲坐行都很规矩，我们拿筷子拿得不正都要吃筷子头的”，“我爹妈捉去时穿的是夹袍子”，“我妈是北京人，我爹要我们到哪里就讲哪里话”，“我家搬到东南洲后……自己起了一座一正一偏的茅屋……还写了5亩地种。屋起好后，就在屋里办了一个学堂，收了十几个学生”。 这，让我们想起徐老要求地下党员“善于斗争”，“装什么像什么”，还活生生看到了他寻常生活的具象。难怪隐身长达20年，这位当过地下省委一把手的人，不就是一村夫野老，一乡野的教书先生吗?“坐行都很规矩”，“要吃筷子头的”，这不是益阳的传统家风，是老辈人教子课孙的再现吗?
徐少保之弟徐少春，老家人传说他们兄弟很挂相。 假装“买籽花”的特务进门后，“抱着水烟袋”的妈按爹的吩咐去做饭，押他们走时，“饭都差不多熟了”。路上，“妈对一个姓向的婆婆说：老庚，我的两个小孩请您照管一下呢!”还有县党史办丁老的回忆，“夏梦蝶上船后也大声嘱咐女儿：你是姐姐，要招扶好弟弟……” 因夏梦蝶与徐老组建家庭才三年，也因地下同志对她的回忆才三小段，更重要的是这位被捕的女地下党人还有三个孩子，所以女儿口述里的这位母亲便弥足珍贵，亲切感人。 作为革命者的梦蝶大姐，可能从潜伏那天起，就作了慷慨赴死的准备，然看到风雨中陆续出生的三个孩子，作为母亲的你，自然也希望陪儿女愉快地活下去，看他们一天天成长。一方面，党的事业大于天，一方面，孩子也是心头肉，这些，恐怕都是大姐每天都在思索，却又从未与外人道的“两难”。这种两难，不仅被捕前你天天日日思考过，被捕后可能更是分分秒秒伴随你。 甚至都无法想象，在生命的最后三天，你除了遭受严刑拷打，被单独关押的你是怎么度过的?丈夫近在咫尺，却无法获得他的慰藉;一同被捕的战友，也无法给你安抚;丢在家里的儿女，像失单待哺的雏鸟……这些，都让你撕心裂肺，柔肠寸断。
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哪不惜命?梦蝶大姐，虽然我们不知那三天你都想了些什么，但从最后那个漆黑如磐、秋霜肃杀的夜晚，你与丈夫和战友一道从容赴死，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 这便是：生命诚可贵，儿女价更高，若为人民故，二者皆可抛!你和江姐一样，是隐蔽战线最杰出的代表，是地下工作者中最卓越的精英，是继江姐之后我国又一位坚定的女共产主义战士，是一名脊梁似铁、意志如钢的女布尔什维克，更是我们益阳的一位好媳妇! 可以告慰于你的是，大儿子智仁在洪山公学毕业后，又勇敢地投身到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转业后一直在公安战线工作。女儿和小儿子解放后都幸福地成了家，为你和徐老添了一大堆孙子和孙女。不过有一个不想说却也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你们牺牲后，姐弟俩从此就没书读了，虽然你们的老部下曾给过他们不少接济，但因他们一辈子的身份都是农民，以至老了老了，小儿子守仁还要吃救济。 这次我们到他家，还看到一份2008年的困难申请，是地下老同志彭楚梅、虢凤梧和原党史办主任杨锡林、丁安辉帮他写的。看了前面文章的知道，彭楚梅和虢(刮)凤梧就是当年被徐老送到新四军“洪山公学”的青年学生，虢凤梧还因课堂和诗被夏老师表扬过。
这困难申请难免不让人感慨：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不是另一个版本的“献了青春献自身，献了自身献儿孙”吗? 好在这一切都成了过去式。据报告人之一的丁老说，该报告引起了县里的高度重视，不仅守仁夫妇的困难补助和医疗费有了保证，两个儿子的工作也有了妥善安排! (未完待续) 参与采访：周国兴、温逑勋、徐亮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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