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祖国同成长

邹岳汉的诗意旅程

实习记者 龚 关

　　在今年6月召开的我市第三次文代会上，有八位老文艺家被授予“三周文艺奖·终身荣誉奖”，其中就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生于1937年的旧社会，长在新中国的红旗下，学在社会主义文化里，他创办主编了益阳“文化名片”《散文诗》，将自己的文学艺术生涯融入了新中国的人民文艺事业之中，成为了益阳文艺界的一面旗帜。他，就是邹岳汉。‍

　　青年时期与散文诗结缘 ‍

　　1949年，新中国成立，邹岳汉12岁。他的学习生涯，无疑便与红色文艺和革命文学结缘了。1959年，22岁的他，看到小小的益阳城郊也掀起了一股日夜不息的工业生产热潮，内心不禁腾起一股激情。这年7月，他在他工作的《益阳市报》上，发表了他的散文诗处女作《黎明的前刻》，诗中描写道：“龙山港的上空，泛着一片红光，烟雾沉沉，这，不是东方的曙光”，而是日夜不停的工地上闪烁着 “一团不熄的火焰!”从60年后今天的角度来看，作品文笔难免稚嫩，也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但它与当时流行的口号式诗歌比较而言，却有着难能可贵的抒情色彩。

　　从此，他迷恋上了这种格调清新，表达自由，饱含真情实感，形式上像散文一样的诗体。尽管在“文革”中不得不放下创作的笔，但他内心深处保持着对于散文诗的热爱。

　　1978年文革结束之后，泰戈尔、屠格涅夫等人的散文诗集在国内又开始出版发行了，当邹岳汉重新读到这些巨匠作品的时候，又燃起他创作的激情。仅一年多，他就创作了包含100多个短章的散文诗集《涛声》，投寄北京一家杂志社。等了半年，却给退了回来，说是作品有一定基础，但由于刊物篇幅有限，最终不能采用。

　　那时候散文诗的文学地位不高，全国没有一家专门发表散文诗的报刊，在大多数情况下，散文诗作品只是被报纸副刊和文艺杂志用来“填空补白”。尽管如此，散文诗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却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被广泛应用，特别是曾经在青少年中流行一时的“友谊卡”、“尊师卡”之类，那上面就印着短短几行散文诗，用以表达朋友、同学或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于是，邹岳汉想到，要是有一家专门的散文诗刊物，一定会受到广大青少年的欢迎。

　　人到中年开《散文诗》先河

　　邹岳汉先后在学校、报社、剧团和文化馆、文联等教育、文化单位工作了20余年后，于1985年5月召开的原益阳市第三次文代会上当选为文联专职副主席，兼任文化馆长。趁一次住院治疗脊椎劳损获得的空闲，邹岳汉在反复修改原来写下的散文诗稿之余，不禁想起：这么多年轻人喜欢的散文诗，全国居然没有一个专门的发表园地;而作为文联、文化馆，则都有着为文学作者、读者提供阅读和发表作品园地的义务。事实上，那时他所在的文联、文化馆，都曾先后办过好几种文艺刊物，那么，为何我们益阳不可以面向外地办一家散文诗期刊呢?

　　说干就干。他调来文学青年徐烈军担当首任责编，自任主编。1985年底，作为全国首家《散文诗》试刊号出版，印制3000册。

　　1986年初，邹岳汉与徐烈军带着《散文诗》试刊号去长沙蓉园宾馆拜会临时回湘的中国散文诗学会会长柯蓝。其时柯蓝正打算去广州筹办一份《散文诗报》，当他看到这本小巧精美、诞生于益阳的《散文诗》刊的时候，既大大出乎意料，又惊喜不已，不仅当即把邹岳汉和徐烈军吸纳为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还邀请邹岳汉去广州协助他办报。当年11月，邹岳汉收到柯蓝以《散文诗报》名义发来的借调函，于是向市里领导请了一段时间的假，乘火车南下广东，协助柯蓝创办《散文诗报》。

　　从相对闭塞的内地来到广州、珠海、深圳这些市场经济刚刚兴起的前沿阵地，邹岳汉感觉特别兴奋。柯蓝创办《散文诗报》时也是没有编制，没有纳入财政预算、没有自己的办公场地的“三无”单位，但他依靠自己的社会影响，利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政策比较宽松的有利条件，一边争取地方政府支持，一边寻求企业资金赞助，同时着力抓《散文诗报》的发行。这“三条腿走路”的办法给邹岳汉以启发：在一定条件下，报刊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有可能做到有机统一。这次广东之行，同时也为邹岳汉以后回来继续办刊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

　　几个月后，邹岳汉如期回到了益阳，继续主编出版他的《散文诗》。此时，徐烈军已调到湖南省少儿出版社工作，邹岳汉打破当时在用人体制方面的条条框框，从工厂调入文学青年冯明德继任责编。

　　1987年，邹岳汉主编的《散文诗》举办了中国散文诗发展史上第一次面向全国的“首届全国会龙散文诗大奖赛”。在前期宣传中，他一边在自己的刊物和当时在全国青年中有广泛影响的《中国青年报》上刊登征稿启事;同时分别向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发出征稿通知;邀请北大教授谢冕等文学名家担任评委;还承诺向每位参赛者寄送“大奖赛获奖作品专集”，此举吸引了全国2400多人参赛。

　　1988年初，本届散文诗大奖赛顺利结束，《散文诗·首届全国会龙散文诗大奖赛获奖作品专辑》在一些企业的支持下也印制了12000份。除去给参赛者寄送2400多份、本地各书刊发行点寄销1000来份之外，编辑部还堆积了好几千份。为打开销路，邹岳汉带领冯明德用一台行李小拖车，手提肩扛地带上千余册刊物，先后到长沙、邵阳、衡阳、湘潭、株洲等省内各地找当地报刊零售店代销，一路行程曲折，备尝艰苦。由于《散文诗》独具特色，很受市场欢迎，最终，吸引了邵阳邮局报刊零售公司找上门来，寻求合作，促使当年《散文诗》的单期发行量一举飙升至60000册，《散文诗》从此在经济上摆脱了生存困境，在当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住了脚跟。

　　1989年底，全国报刊大整顿，许多公开刊物转为内部发行，《散文诗》之类的内刊更是面临关停的绝境。得益于当时各级党政领导对于《散文诗》品格高雅、导向明确的认可，经多方努力，《散文诗》最终被保留了下来。此后，邹岳汉为了获取正式期刊号四处奔波，还多次带着申请报告到北京相关部门汇报。直到1992年，《散文诗》终于获得新闻出版署批准，向全国公开发行，其单期发行量最高曾达7万册，成为同类期刊中的翘楚，也成为中国散文诗界一颗耀眼的星星。1998年至2000年，邹岳汉带领《散文诗》社同仁艰苦奋斗，以自力更生、自筹资金为主建设起260余平米的刊社办公场地，开全国诗刊界自建场地之先河。

　　由于《散文诗》的开创性在中国散文诗发展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人们在谈论到当代散文诗的时候，就不得不谈论到益阳的《散文诗》刊;而在谈论到益阳《散文诗》刊的时候，就不得不谈论到邹岳汉。正如北大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谢冕1999年来益阳时所说：“文学界很少有人不知道益阳有个《散文诗》的。以一个并不十分出名的城市，而办了一个相当出名的刊物，这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进入老年又创散文诗品牌

　　进入21世纪，邹岳汉已经退休，他把《散文诗》主编的职责交给了冯明德，自己则开创了另一个新的领域：2000年，他开始主编中国首部《中国年度散文诗》，此后每年一部，至2019年已连续出版19部，总计500余万字，并以其遴选精粹、视角独到，从而创建了又一个全国知名的散文诗品牌。

　　他还以自己持续数十年从事散文诗编辑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广泛收集、参考有关史料，写下三万余字的《中国大陆近20年散文诗发展概观》(刊发于《散文诗世界》2006年第1期)，得到许多有关学术著作的引用。2012至2014年，又为《文学报·散文诗研究》撰写了“中国散文诗发展史话”18篇，搭建中国散文诗发展史的初步框架。

　　2017年，在纪念中国新诗诞生百年的评选活动中，邹岳汉荣获“百年新诗贡献奖·编辑贡献奖”，全国获此殊荣者仅6人。

　　在繁忙的编辑之余，邹岳汉笔耕不掇，出版有个人散文诗集《启明星》、《青春树下》、诗集 《远去的帆》以及合集《邹岳汉·刘定中卷》等多种。

　　从革命文学到自由抒情的散文诗，从繁杂的编辑工作到个人的潜心创作，邹岳汉始终铭记着文学为人民服务，为读者服务的宗旨，为培育文学青年，提高青年的思想品德修养和文学艺术素质而不懈努力。正如“三周文艺奖·终身荣誉奖”颁奖词所写的：“他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矻矻以求，历经坎坷而不悔，创办并打造出益阳的文化名片《散文诗》;他赓续先贤遗风，薪火传递，扶掖后辈，甘为他人做嫁衣，是益阳文学界的承前启后者;他不忘初心，始终孜孜于笔耕，呈现老当益壮之势，蔚然而成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