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益阳 “益阳一老”徐少保(六) 谌建章 一个去延安工作的机会，就这样放弃了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中国进入全面抗战。这时，虽然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但于蒋介石来说，这只是他在“西安事变”后的一种姿态，是舆论和人心的需要，在国统区，在最基层，国民党对共产党从来就没客套过。以徐少保等为代表的地下党人，依然不能公开身份，依然是秘密的干活。 1939年4月，徐少保担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1940年冬，公(安)南(县)特委改为湘鄂边特委，他又任湘鄂边特委组织部长。1941年6月，升任为湘鄂边特委书记。 《安乡人民革命史》说：抗日战争中后期，身为湘鄂边特委书记的徐少保，在安乡建立了区委、工委、县委、中心县委等党组织，加强了安乡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对非常时期敌占区、国统区党员干部的保护与管理采取了许多可靠措施。此外还负责着从湖北公安划来一个区的50多名党员。 除了安乡中心县委，特委下面还有个常德工委，管理着常德的蒿子港、陈家嘴、天福垸，南县的武圣宫、三仙湖，及汉寿部分党组织。
1941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使本就紧张的国共关系更加白热化，徐少保领导的地下空间也不断受到打压。这时，上级党派了一名叫王静的女同志来特委协助工作。因王静年龄较大，她和徐少保对外便以姑侄相称，办起了一个家庭织布厂。产品除市上销售一部分，大部分输送给了坚守在鄂南的新四军。 因国共摩擦不断升级，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委副书记董必武为徐少保的安全着想，要调他去延安工作。徐少保考虑到自湖南省委遭破坏后，这十年他已联络了300多名党员，发展了20多个地下支部，便告知董老，说这些党员点多面广，比较庞杂，没有哪个继任者会比他更熟悉，若万一出点差错，会给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董老沉思良久，同意了他的请求。 按说，这时就徐少保的职务，与南方局还隔着一个省委，按地下工作的规定，他不可能与南方局有交集，怎么董老会直接过问他呢? 这可能与徐少保到延安开过一次会有关。 因为第二次我们到泉交河时，徐爹补充了一个情况，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湖北石首调关镇一老地下工作者，曾到过他家七八次。老人叫孙斌(又名孙平)，七十多岁，红光满面，须发飘飘，每次来都戳根棍子，背包东西，入座后，就从那包包里掏出一张徐少保用毛笔写的“入党誓词”，说是你伯伯当年到延安开会时誊写的新誓词。 徐爹说，那誓词他看过好几次，所以到现在还记得伯伯那笔字，工工整整，墨迹饱满，有颜筋柳骨之风。只是遗憾，当年他看了也就看了，待知道这幅字的价值后，那白胡子老头却不在了。 一个白胡子老头，走路还要戳棍子，为什么不辞辛劳，从湖北频频到湖南来找徐少保的侄儿? 一问，才知孙斌有个女儿，叫孙淑贞，似冥冥中有某种缘分，上世纪解放不久，就嫁到他上司的家乡——原益阳县泉交河镇泞湖村张家屋场队，与徐少保的老家土棚子队打邻居。 于是，我们开着车，在徐定国老人的带领下，不费事就到了孙淑贞家。
为什么想见见他女儿呢? 想打听那份“入党誓词”还在不在。因为每一届全国党代会的誓词是不一样的，若徐少保誊写的誓词与“七大”的相吻合，该多好!这样，不仅能知道徐少保到延安的大致时间，也能顺便弄清董老和徐老的关系。虽说地下工作有规矩，与隔着一层的上级是不宜见面的，若作为七大代表，二老之间有交集，便是自然而然的。
然而遗憾，这位已然是82岁的女儿却丝毫不知他父亲包包里装过什么。好在她的女儿，即孙斌的外孙女知道湖北舅舅家的电话。为节约她的话费，记者用自己的手机摁了过去，可能那边看到的是一个陌生号，这边任他的外甥女怎么解释，那边厢舅舅横竖就是一句话，“外公那包东西没保存”。 一阵沉默过后，这外孙女又记起一个事来：外公在我家还留下过一本油印册子，我再找找看!说着便旋风般地上楼。未几，一本泛黄的《郭仁同志从事地下革命斗争史略》摆在我们面前。顺手翻翻，郭仁乃新四军五师江南游击指挥部湘中游击纵队司令，是孙斌从军后的上司，作为下属，他一定参加了撰写或回忆。麻麻浸浸的字里行间，不时也有“徐少保”的名字闪现。
虽然是带着遗憾离开的孙老太家，但徐爹却安慰我们，说孙斌的儿子没将话说死。我们问为什么，他说：“这个儿子我知道，八十年代给地下党平反时，上面只承认他父亲参加过游击队，而没有承认他的地下党，因为他入党是我伯伯发展的，伯伯牺牲了，就没人作证了。作为儿子，他虽然对组织有意见，但他只说“没保存”，而没有说“烧掉了”，所以我相信，如果组织出面，到湖北找找他，说不定那誓词还在。 这时，记者忽想到也是地下工作者的高文华，徐少保是不是像这位益阳老乡一样，到延安参加的是白区工作会?据说，原名叫廖剑凡的高文华，就因为这次会，毛主席看他长得高，便问他叫什么，一听他是湖南口音，便叫他坐到前面来，说：“老廖，你长得又高又大又有文化，我看你就叫高文化好了。”也巧，这廖剑凡的外婆家正好姓高，于是就按主席旨意，连名带姓改成了高文华——反正地下工作是须经常更名换姓的。 只是，那白区工作会是1937年召开的，不可能修改入党誓词呀。再说那时的孙斌也可能还不在党。他是1944年在徐老的推荐下，入读新四军五师“洪山公学”前，才入党的。 由此，我们也进一步认为，徐老如果没参加“七大”，那么在“七大”之前或之后的某次会议也有可能。反正，只要有机会，能去一趟延安，看看心中的宝塔山，甚至见一回毛主席，对一个长期潜伏的老党员，是多大的向往，又是多大的幸福!且就他的资历，和与高文华相当的职级，去一次延安，也并非神话。最重要的是，孙斌，作为一个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地下，一位跟随徐老多年的老部下，那句“你伯伯当年到延安开会”，绝不是兴之所至，虚幻之言! 现在的问题，不是去没去延安，而是去了后，他会不会留下个什么纪念? 本长篇一开头，我们就摘了《益阳县籍在外地部分革命人物简介》一句话作引言，说徐少保为了不暴露身份，“一生中没有拍过一张照片，哪怕是最有意义的一刻，也不留下任何纪念”。到延安开会，当然也如此。但基于此行的意义太大，于是，悄悄写一纸新颁的“誓词”，这样既为自己留个念想，紧急时刻又便于处理，新党员宣誓时还用得上，可谓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呢?且书写毕，还交由下属保管，更是万全之策呀! 好，去延安的事暂且说到这儿，咱还是来看看进入抗战后的徐少保。 抗战期间，党对地下工作的要求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徐少保作为湘鄂边地下工作的头，不是被动片面地理解这句话，而是主动辩证地践行之。安乡革命史一书，不乏这方面的记载—— 1939年10月，抗战时期的公南特委成立。特委书记曾惇和宣传委员徐少保，在公安县举办了一期“湘鄂西地下党干训班”，参加培训的有公安及附近各县的骨干党员约30人。培训班设在澧县、公安、石首交界的胡家厂乡，一个偏僻的有八字门楼的老宅里。学员们系统地学习了国内外形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的“三项十条”等文件，时间长达40天。这是时任陈家嘴区委委员孙中原的回忆。
徐少保的联络员朱重群则回忆：1941年，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加强党性锻炼”的文件，徐老在传达时，用文天祥的故事，教育我们继承优良传统，增强革命气节，经受住坐牢、拷打、杀头的考验。要求每人都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诗句背下来。在煤油灯下，他还给我们系统讲述了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彭拜等著名烈士的小传。 1943年，徐少保在安乡天福垸办了一个“忠恕国学馆”，为抗日培训骨干，先后培训学员30多人。他让会武术的孙中原当馆长，自己则任“代课先生”，以“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启发和教育学员。要求他们不仅学好文化，还要会一些武术，做到强身健体，以备不时之需。后来，这批学员大部分入了党，有的被选拔到新四军五师“洪山公学”去深造，有的则直接走上抗日战场，也有的留下来充实地下战线。 1945年2月，中共安乡县委在这些学员中先后选派了彭楚梅、虢凤梧、孙孝先、孙长林、曹玉娥、李智仁、赵玉魁、孙斌等 20 多名青年，分三批护送到“洪山公学”。当时，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创了以培养抗日干部为主要任务的革命教育。1941年创办的洪山公学，是所有根据地规模最大的干部学校，被誉为“革命干部成长的摇篮”。 需要说明的是，安乡学员中的这个彭楚梅，是一位地道的男同志，只是他个头较小，身材也较为秀气罢了。上世纪80年代初，这位小个子还在常德任过县长，当他获知老上级徐少保在益阳有个亲侄儿，便多次搭信给徐定国，说自己工作较忙，让他有空一定来常德走走，他要看看徐老的这个至亲。 徐爹深情地回忆，说那年他还只有30多岁，便好玩一样去了常德。彭县长一见面，作死的一把箍了他，连连说：这可是徐老的后人了!这可是徐老的后人了! 招待他吃过午饭，彭县长便将他安排在宾馆，又给在蒿子港的孙中原通了电话。孙中原60多岁了，见了徐定国，也好一番激动，说他是常德本地人，1939年8月，徐老作为湘鄂边特委的组织部长，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就有他和孙斌，后来他弟弟孙复元也被发展进来了。 他还说，因父亲从小带他习武，他会点功夫，徐老便让他当了武术馆的头，培训进步青年。可是解放后，因徐少保牺牲了，他这个地下党没人能证明，加上他较为复杂的习武身份，被当作反革命，扎扎实实坐了几年牢。进入八十年代，才平反。 彭县长则告诉定国，当年去洪山公学还有你伯伯的继子，你的堂兄李智仁，当时只有13岁，是最小的学员。还一个叫赵玉魁的，是烈士赵福生的儿子。赵福生是中共安乡县委委员，是一次组织遭破坏后被捕牺牲的。接着，他和定国彻夜长谈，讲了许多洪山公学的往事—— 从安乡出发到武昌县的洪山，虽不过300多里，但既要通过蒋管区，又要通过日伪敌占区，还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游击区，所以有时要日宿夜行，有时要绕道迂行，有时情况紧急，又要隐蔽起来，伺机再行。记得一次哨卡盘查很严，我和曹玉娥还扮成夫妻，孙孝先和虢凤梧扮成娘家的大哥和二哥，孙长林年纪最大，装父亲，就这样以父子接新人的办法，蒙混过关。记得是正月十五出的发，到正月尾头才入学。
我们是第二批出发的，是你伯伯亲自写的信，介绍我们到张泽生处，再由他写正式介绍信。张当时是鄂豫边区县委书记兼新四军第五师江南挺进支队政委。一路上，都由你伯伯的交通员王老黑带路。辗转到达目的地后，接见我们的是军区首长廖汉生，他谈到希特勒即将灭亡、日本鬼子也快投降时，两眼都放光了。最记得他左手摸着胡茬，右手做着手势，风趣地说：我的胡子像鞋刷子一样了，老喽，你们才是早晨的太阳，前程无量呢!其实我们后来才知，他老什么呀，才34岁呢!
公学分高级班、初级班、民运班、青训班、武工队、文工队等几种形式，民运班是培养地方干部，武工队是培养军队干部的。我们因为在你伯伯的忠恕武馆学过，都分在高级班。学习的课程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唯物辩证法等。学习之余，大家唱歌打球，不亦乐乎，什么“兄妹开荒”“我们在太行山上”“新四军军歌”“抗大校歌”等歌，到现在我还会唱。 我们还开荒、种地、砍柴火。我个子小，一次背了捆很大的芦柴，两个腿肚子只打颤，被宣传队那些秀才看到了，很快就编成快板，到现在我还记得：“彭楚梅，干劲大，背捆芦柴百七八，走一走，爬一爬，三座大山移掉它!”你看，将砍柴火与推翻三座大山联在一起，这宣传员厉害吧……
(未完待续) 参与采访：周国兴、温逑勋、徐亮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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