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银城到京城 作者：尹佩琪 ，女，高级工程师。1944年12月出生于益阳县羊舞岭。在原航空部第609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30余年。 第二部分 从羊舞岭到春秋阁 (一) 在方圆几十里的山沟里，“羊舞岭”完小是唯一设有小学一至六年级，有二十多名老师的完全小学校。它就在文泾公对面的解放山下，由祠堂改成。走进去，祠堂中间有一个相当大的长方形天井，祠堂里的房间都围着天井建造。天井两侧各有三间厢房，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其余是能坐五、六十人的教室。 学校一般不收住校生，只有路途特别远的个别五年级以上的学生才允许住校。学校里加上三姐和我一共有五个女孩子与二个男孩子住校。我们七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吃饭，共用一盏煤油灯上晚自习。 卜老师教我们的语文。为了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他在班里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一共有近三十本图书，并指派我当图书管理员。放学后，我与三姐很快完成了作业，空下的时间我们便一头扎进了书堆里。刚开始有不少字不认识，我们连猜带蒙地看着。书中的故事情节强烈地吸引着我们。看的书多了，好多不认识的字也就逐渐认识了，兴趣也越来越大。在高小的两年里，我们这两个连课本都买不起的穷孩子，不止一遍地读完了图书馆的每一本书。这些书不仅提高了我们的写作、理解与分析能力，使我们的语文基础打得比较扎实。更重要的是书中的主人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的事迹鼓舞着我们走过了艰难险阻的成长之路。 1956年8月，我与三姐同时考上了“五福中学”，后来改名叫益阳市五中。同时，大姐从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南京工作。两个月后，大姐寄来了还债的钱。但这还不够，其余的就由二姐的劳动工分抵债。就这样，终于还清了两年前所欠的棺材钱，并收回了那张带血手印的欠条。 (二) 我和三姐考上中学的费用实在无法解决，二姐带着我们的录取通知书去了乡政府，找到党委书记邢冬生。邢书记一看这个情况，连忙找到几个党委委员，东拼西凑借了三十元钱给二姐。同时以乡党委的名义开了证明，说明家里情况和困难程度，希望学校给予照顾。我俩就这样去了学校。凭着这张证明与三十元钱，总务主任破例让我们报到。看到我俩只带了一个人行李，分宿舍的老师将已分好的宿舍重新调换，把我们所在的班级的女生安排在一个大房间，将两张上下床并排放在一起，拼起来的两个下铺便是三姐与我的床铺。 我的班主任是位三十多岁的女老师，名叫伍法礼，教文学。大概是我爱看小说的缘故，她对我格外关注。老师的宿舍就在教室隔壁，有时她批改作业发现问题，就会把我叫去讲解一番，我们很快熟悉起来。我经常到她宿舍去玩。知道她有一个女儿比我大二岁，在常德女中上学。我告诉她自己家中的情况：父母已不再，我家都是我大姐管。她听后对我大姐非常钦佩，于是，我将大姐的一张照片送给了她。我还谈到我在家爬树采摘茶籽的事，说起我在小学就能跳我们学校最高的跳箱……无话不谈。不久后，在她的推荐下，我参加了学校体操队。 暑假快到了，常德地区即将举行中学生体操比赛，我们学校体操队也前去参赛。益阳市几个中学参赛的队员先在市体委集训。学校决定让我先参加集训，最后是否被淘汰要看集训情况。伍老师得知我能参加集训一事非常高兴，她读懂了我充满喜悦的眼神，说“参加集训是好事，能增长好多见识。不过我要预先给你泼冷水，万一在集训过程中被淘汰，可不能哭鼻子。”见我点了点头，她满意地笑了。 放暑假后，同学都回家了，我在宿舍等着出发去体委。伍老师把我叫去她的宿舍。她拿出一双新球鞋递给我：“你试试看，合适不?”我惊讶地张开了嘴，怔怔地看着她。“我不要，赤脚惯了，穿鞋不习惯。”我违心说。“你在学校赤脚可以，去体委集训就不能一天到晚打着赤脚了。”她一边说，一边将鞋子穿到我的脚上，“挺合适的，拿去吧!这是去年给我女儿买的，她穿着小了。”见看我穿着挺合适，她脸上浮出温和的微笑，紧接着，又将两件汗背心塞在我的手里。我没有再说什么，滚烫的眼泪一下涌上来。为了不让她看见我哭，我便扭头跑回了宿舍，任泪水哗哗的流。这是我长到十二、三岁，第一次穿买来的鞋。在体委集训半个月后，我终因自由体操进步不大，高低杠、平衡木又不突出被淘汰。虽然一开始，我心里很不痛快，但想想伍老师给我讲的，我很快就想通了。
2016年五中同学聚会
聚会在初、高中老同学家中 (三) 1958年初，寒假开学后不久，学校决定放半个月“插秧假”。半个月后回到学校时，明显感到气氛不比寻常。一进校门就看到教研室外墙上贴着标语“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猖狂进攻!”标语下面，画着好几个人用棍子举着一条嘴里向党喷射毒液的毒蛇，每个人身上都写上了名字。从头往后看，当我数到第八个时，是教我们数学的刘老师，最后一个竟是班主任伍法礼老师。我用手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遍，没错，上面就是写着“伍法礼”三个字。我脑子嗡嗡直响，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才知道，反右斗争在上个学期就已经进行，只不过当时都是限制在教师内部，右派名单公布后，老师写的一些大字报也不保密了。从大字报上得知，教数学的刘老师还是一个“中统特务”，不久刘老师就不见了，据说是劳动改造去了。听说伍老师划成右派主要是因为她丈夫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前跑到台湾去了。她仍像过去一样留在学校任班主任，教我们文学课。但她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经常把我叫到她宿舍去谈心了。那段时间，伍老师被划为右派的事使我内心感到苦涩和憋闷。在我眼前，会时时浮现出她慈母般的笑脸，耳边常常回响着她充满柔情的声音。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这个像妈妈一样慈爱、贴心，像大姐姐一样关心、知心的老师与一个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份子联系起来。我当时的年龄根本不懂得、也不去关心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我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我的家庭出身使我痛恨这些右派份子。 一次，因为作业的问题她把我叫到了宿舍，讲完了问题后，她见我仍站在那里不动，便问道“还有什么事吗?”我低着头，眼睛看着脚尖，喃喃地说“请把我大姐的照片还给我。”室内一片寂静。“拿去吧!”过了一会，她声音有些颤抖地说。我抬起头来，只见她脸色灰白，拿照片的手微微哆嗦。我接过照片，再也不敢看她，转身跨出门外逃也似的跑了。后来她再也没有跟我单独讲过话。很长时间她那张灰白色的脸总是在我眼前晃动。我这才意识到我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在她那淌血的伤口上再撒了一把盐。我感到深深歉疚，总想找一个机会向她解释一下，说几句歉意的话。但仔细想想，解释、抱歉有什么用呢? (四) 每年一到汛期，大水都会漫过大堤淹进益阳街上。为了消除大水的威胁，益阳市委决定在资江边修筑一条能挡住资江洪水的河北大堤。当时，学校正在贯彻落实党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方针。于是，益阳市几所中学的学生就成为了修筑大堤的主力军。为了不影响学习，我们多是晚上去修堤，白天仍旧上课。一到晚上，大堤灯火辉煌，照得工地如同白昼。我在班里个子矮、年龄小，叫我挖土，举不起镐头;叫我给别人上土，力气小，上得慢影响进度，于是只好让我去挑土。尽管同学们照顾我，土比别人少一些，但一担泥土也是好几十斤。我挑着担子跟着人们跑，夏天的晚上也不凉爽，没跑两趟便大汗淋漓，一担又一担，肩膀被扁担压得火辣辣的，两腿酸酸的提不起劲来，肩上的担子仿佛千斤重的小山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我仍然坚持，咬着牙从不轮空一次。班上为了鼓励我，也写稿子表扬，这样一来我就更起劲了。好不容易听到休息哨响，这时的学生们无论挑着泥土还是空着挑子，都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担子往地上一撂，一屁股坐在扁担上。谁知，休息后的滋味更难受，两条腿根本不听使唤，半天站不起来，好不容易挣扎着站起来，腰又像断了似的直不起，只好挑着担子一瘸一拐地走。晚上回到学校洗澡时，肩膀上磨破了的地方，血水把伤口和衣服粘在一起，脱也脱不下来，只能忍着钻心般的疼痛将衣服一点一点剥下来。躺在床上浑身像散了架，一动都不想动。第二天上课，大部分人趴在桌子上睡觉。 大堤修好没几天，大跃进开始了，学校停课参加大炼钢铁的大会战。学校在旁边的居民区找了一块空地搭个棚子，在里面建了一个炼钢炉。炼钢首先要解决的是铁矿石，学校就组织一批男同学到离校几十里的灰山港去挑矿石。尽管这些人在同学中间体力算不错，但毕竟也才十几岁，还是发育期的孩子。听他们说，挑矿石的活累得够呛。为了避开太阳暴晒，他们早早出发，在中午之前到达。然后休息到吃晚餐的时候，等天快黑了，每人揣着几斤熟红薯挑着矿石上路。一开始没感觉多累，走一段路休息一会，可接近半夜，人又困又累，担子越挑越重。一到休息，便在路边找个地方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睡。夜晚的露水将衣服打湿，身上凉丝丝的也浑然不知。赶路时，班干部只得一个个把他们推醒。好不容易凑齐了铁矿石，大家便兴高采烈地开炉炼钢。当第一炉红红的冒着火花的钢铁洪流从小土炉里流出来时，大家跳跃着、欢呼着。可惜，炼出来的钢拿去化验后不合格。大伙儿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 后来，我们班又被派去烧水泥。烧水泥的炉子建在学校操场边上的一个角落里。把碎粉似的矿渣、石灰等原料揉成一个个球，放在炉子里高温焙烧，然后将它们用碾子碾碎，用筛子筛，筛出来的细粉就是水泥。女同胞干的活最轻，就是揉小球。几天下来，手就火烧火燎痛起来了，再后来，手上的皮都烧掉了，露出鲜红的嫩肉，血淋淋的，痛得一个个呲牙咧嘴地哭。班干部看见我们血淋淋的手，意识到了问题严重性，于是向学校反映，学校便买来几个大筛子像做元宵似的将它们滚成球状。 我们从揉水泥球解放出来后，便分配去拉碾子、踩筛子。这两个工序是轮换的，每天三班倒，隔半个月换一次班。拉碾子一次五个人，开始两天，绳子将肩膀勒出一道深深的印痕，后来，肩膀就肿起老高。夜班时，如果你打一个盹，稍稍停一下，其他人仍在往前走，碾棍就会碰到你的背上或腰上，痛得你倒吸几口凉气。踩筛子的活儿比拉碾子要轻松一些，但那满天飞扬的水泥粉尘呛得人不停咳嗽，咳得眼泪鼻涕直流，有时呛得鼻子都流血了。几个小时下来，都成了“灰人”。 (五) 大跃进时，学校停了几个月课，到初三时需把缺的功课补上，因此初三课程格外紧张，同学都很用功。这时，我的学习成绩已由初一的一般进到年级前几名。特别是数学，几乎每次考试都是满分。但家中经济窘迫，三姐和我决定报考中专。按我当时的成绩，考中专绰绰有余。于是，初中即将毕业的这学期，我放心大胆看起小说来了。每天晚饭后，我就手捧一本小说，坐在背离学校那边的大堤斜坡上聚精会神看起来，一直到书上的字看不见了才肯回校。有几次看上瘾了，晚自习也看，甚至在历史、地理课这类我认为只要死记硬背的课上，也偷偷看。我坐在第一排，这些被任课老师发现后，将我告到班主任那里了。于是，伍老师与班上团支书找我谈话，批评我上课看小说，从此上课我再也不敢看小说了。但课余时间和晚自习，还是照看不误。伍老师又叫团支书几次找我谈心，得知了我的想法。她与三姐班主任雷剑龙老师找三姐谈话，希望三姐能动员我考高中。三姐告诉他们，我不考高中主要是因为家里没有钱，这要大姐说话才行。于是这两位班主任给大姐写了封信，信中介绍了我与三姐的情况，然后谈了他们两位班主任的意见。他们说，将向学校推荐保送三姐去免费的益阳师范上学，希望大姐让我上高中。他们认为我学习潜力很大，不上高中太可惜。当然，这一切都是我后来才得知的。 1959年中考，我以数学满分，各科平均接近九十分(满分为100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湖南省重点中学——益阳市一中高中部。后来，我知道了伍老师为我默默做的一切。曾朦胧中抱有一种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回到五中，能再一次见到她，向她倾诉我的感激，我的懊悔。然而，我终没有勇气和机会回去，也一直没有再见到她。1970年，此时还在益阳当教师的三姐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不久，一次在益阳市体育馆开群众大会时，她碰到了伍老师，伍老师还特地问到了我。当三姐告诉她我正在北京航空学院上大学时，伍老师非常高兴，她说“我当时就知道她会很有出息。”随着年龄增长，我时常忆起初中的事。这种隐痛、后悔和自责揪着我的心。我不知她后来在何方，但不管她在哪里，我都永远不会忘记她，永远为她祝福! 第三部分 从银城到京城 (一) 我考上了省重点中学，但我却很难高兴。我爱读书，却害怕开学,遇到要交学费的时候我就头痛。眼看开学在即，学费却没一点着落，每天眼巴巴盼着邮递员能送来大姐的汇款单，却天天落空。我心里很清楚，此次二哥送小弟去南京，一定要花大姐不少钱，大姐也是没办法，否则她不会到开学了还不给我寄学费来。 我终日郁郁寡欢。到开学那天，我与三姐正不知所措时，小学班主任的儿子卜逸才背着书包来了我家。我们从小很熟悉，此时，他在益阳市一中高中部上学，这学期开学他就进入高三了。他是来约我与他一道去报到。见我们姐妹满脸愁容，一点没有准备走的样子，便对我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先走吧，你不走，你姐也不放心你一个人呆在这儿。”于是我和三姐收拾了行李便上路了。到了一中校门口，我让三姐先到益师报到，我这里的事情等她办好入学手续后再说。三姐走后，卜逸才领着我到班主任老师那儿报名，然后又带我到总务处注册，他的同学碰到他，问我是谁时，他回答说“这是我妹妹。”到了总务处，他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多元钱递给我，说“你先拿这钱注册，等大姐寄钱来后再还给我好啦。”对此，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心里说不出是惊喜还是感动，呆楞楞地站在那里。他见我发呆又说了一句“赶紧注册吧!”我问他“那你怎么办?”“我是老生了，先开几天临时餐再说。”我很感动，但又怕影响他的学习，急忙说“那怎么行?你都已经高三了，要影响你学习的。”“我没关系，你放心吧!”他轻松地回答一句便走了。 开学后，每当开饭时，我看见他跑到总务处去买饭票的身影，心里很感动也很感激，也感到非常歉疚。
1959年小弟去南京时与二哥、三姐(右)、笔者的照片 (二) 高中一、二年级仍有很多的劳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1960年我进入高中后的第一个寒假，刚过元旦不久参加修益灰铁路的劳动;一次是我进入高中后的第一个暑假，到兰溪公社去帮助双抢。 此时已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粮食定量已由每天一斤减为每天老秤十二两(十六两为一斤)。 修益灰铁路的劳动地点靠近会龙山，我们学校的学生就住在会龙山旁。几间简陋平房，地上铺上一层稻草，行李往稻草上一搁，就是我们的床。晚上北风夹着雪粒从房檐下、门缝中钻进来，风把门吹得直摇晃，把窗框子刮得咯吱咯吱直响。第二天起床一看，房间的地面上盖了一层白花花的雪粒子，被子潮乎乎的。白天在工地上，雪花飘在人的头上、身上，不一会就化了，雪水掺着汗水，使我们浑身上下都是湿漉漉的。劳动时累与乏我们已经习已为常了，关键是肚子吃不饱，特别是男同学，干得活重，学校里的那点定量不一会儿就消化完了，还不到开饭时间肚子就饿得咕咕叫，一点力气都没有。 春节快到了，同学们都盼望着过年放假回家。阴历二十九，大喇叭里传来了几个学校的联合通知说，今年过年不放假，一直干到正月初八，然后就返校准备下学期开学。过年不放假，初一挑拜年土的通知让同学们感到透心凉。大年三十晚上，工地上开了一个联欢会，每人发了二斤糠饼干，算是过年给我们的慰劳品。开完会，大家拿着这点慰劳品回到简易工棚，心里堵得慌，不知是谁躲在被子里哭了起来，哭声让人心酸，于是屋子里的人都跟着哭起来。同学们一边哭还一边吃着糠饼干，糠饼干和着眼泪水一块咽下了肚。 年初一，天又下起了雪，我们像往常一样来到工地干活。尽管工地上的大喇叭里一个劲为我们挑拜年土叫好、加油，但同学们的干劲明显不如往常。雪越下越大，快到晌午时大团大团的雪花在阴冷的天空中飞舞，飘落在我们的头上、身上……。吃过午餐，大喇叭里传来通知:下午休息。 我进入高中后的第一个暑假，学校组织到兰溪公社去支援双抢。双抢是收早稻，插晚稻。这在湖南省的农活中是相当艰苦的一项。那时,打稻谷用的是扮桶，将割下来的稻草在扮桶的一个边缘使劲摔打，让稻谷脱在扮桶里。打稻谷的人力气要大，否则稻谷就打不下来，这个辛苦活理所当然地派给了男同学。我们力气小的人，只能去割稻或插秧。每天，我们头戴一顶斗笠，双腿浸没在泥浆里。在水田里干活不管是打稻，还是割稻或插秧，不说胳膊与腰疼的滋味不好受，也不说在水稻田里滚爬一天浑身泥水湿淋淋的滋味难熬，单是像炭火一般的阳光烤嗮,就难以忍受。田里的水被它烧炙得滚烫，每移动一步，都要咬着牙让腿在滚烫的水中淌过，头上、脸上的汗像小溪的流水一般，不停地往下淌，辣得眼睛都睁不开。此外，蚂蝗只要一碰上我们的腿便使劲叮着吸血，没办法，只得咬咬牙，眼睛看着别处，用手使劲将它往外拽。好不容易将它拽下来了，过一会又有几条叮在腿上，一天下来，双腿被蚂蝗叮得血淋淋的。 经过十多天艰苦奋斗，兰溪公社的双抢任务终于胜利结束。为了感谢我们支援，公社让我们不定量饱吃了一顿午餐，这在困难时期可是最高奖励了。一声哨响，大家蹦蹦跳跳集合，兴高采烈准备回家休暑假。谁知集合后，带队老师突然宣布，说学校接到千家洲公社求援，请我们学校的同学帮助他们突击一下双抢，学校决定让我们立即从兰溪公社转往千家洲公社，到千家洲公社吃晚饭，帮千家洲公社双抢。这个消息像一瓢凉水浇在了同学们头上。一下子，队伍里就像炸了锅似的闹哄了起来，带队老师让各班就地讨论，思想工作一直做到下午四点多钟，我们才重新集合向相距二十多里的千家洲公社出发。到下午六点钟，我们来到了学校门口的公路上，这时的同学们又饿又渴，实在走不动了，强烈要求在学校吃过晚饭后再走。然而学校不同意，只让工友挑了几担开水出来让大家解渴。当时，同学们的心里感到无比凄凉，可冷静下来想，这也不能全怪学校。困难时期的一粒米都很宝贵，这高一、高二两个年级的几百个学生一顿饭要吃多少粮食?不得已我们只得起程继续朝千家洲公社赶去。天慢慢黑了，四野里空旷宁静，只听见队伍那疲惫的脚步声，十几天来的辛劳正折磨着每一个人，大家感到腰酸腿疼，又乏又饿又困，原本两个小时的路走到半夜还没有到达。夜已深，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上眼皮瞌着下眼皮，走着走着，突然一打盹便撞到前面人的背上。带队老师也没有办法。夏天的深夜露水很重，路边带着露水的草木将我们已经干了的衣服又打湿了，晚风吹得身上凉嗖嗖的……队伍路过一个水塘，终于在水塘边一个学校的操场上停了下来。此时月亮已经西斜，我们顾不得在水塘里洗洗腿上的灰尘，更没心情去欣赏这迷人的夜色。当带队老师将吃饭的事联系好，再返回学校叫我们吃饭时，发现大家全躺在学校的课桌上睡着了，怎么叫也叫不醒。 (三) 双抢后我们回到学校，高三的同学还没有离校。这一年我们学校高考成绩非常好，数学考了湖南省第一名，为此，学校校长严适然还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文教系统的群英会。一天我在走廊上碰到卜逸才，我问他考上了哪个学校，他淡淡地说“碰上了个中南矿冶学院。”
1962年北京航空学院停机坪北航1号飞机前
1962年天安门前 晚上月亮又飘出云海，他抱了一摞书到宿舍来找我。他把书递给我，说这是他高考复习的参考书，留给我高三用。他说，这些书到我毕业时可能有点过时，但他想到那时我可能无钱买参考书，有总比没有强。这些话拨动了我的心弦，我感到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缩短了。这晚，我们第一次谈了很多，也谈得比较投机。卜逸才说他没有姐妹，一直把大姐和我当作他的大姐姐与小妹妹。他鼓励我，“人生能有几次搏，你应当横下心来在高考的考场上拼搏，凭你的聪明与学习基础，一定能考上一个理想的学校，到那时你现在的这些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最后，他嘱咐我以后有困难可以写信给他，他会尽自己所能帮助我。一年多来，尽管接触不多，但他的言行使他在我心中的印象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从父母去世后，这份人间真情我只从几个姐姐那里感受过，因此，我认可了这个与我毫无血缘关系的哥哥。高三最后一个学期我几乎处于绝境，但我始终没有告诉他，因为他毕竟也是一个依靠父母供给上学的学生，但他说过的话一直深藏在心底。 刚进高三，学校便按科分班。当时毕业班分成理工，农医和文史科三类。我报的理工科，我从原来班上去学文史的同学那里借了个圆规与小三角板，便开始了理工科复习。益阳市一中是以理工科成绩突出而闻名的。我的数学成绩突出，来到一中是如鱼得水。在高中，我连续三年都被评为学校三好学生。从高二开始我的学习成绩在年级六个班中一直排在前几名。 我们这届运气不好，一进入高三，坏消息就纷纷传来，最人心惶惶就是1962年招生人数大幅度减少，录取比例是十几个人中间录取一个。然而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1961年暑假，市政府将各中学(益师除外)农村来上学的学生户口都转回农村，学生每学期向学校交180斤口粮才能在学校开伙。尽管我从小学五年级就已转为城市户口，但这次仍不能幸免。当时我所在的生产队一年的口粮是180斤，刚好够我交一个学期的粮食，还有一个学期的粮食毫无着落，而这一学期正是我要高考的关键时期。为此，我感到十分苦恼。 我很清楚，最后一个学期因为粮食缺乏肯定会影响我的复习。因此在高三第一学期，我尽量抓紧时间高效率复习，尽可能将进度往前赶。到高三第一学期结束，我已经将手头参考书复习了一遍，上面的习题都做完了。 (四) 最后一个学期到了，这是高中阶段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然而，粮食缺乏差点让我陷入绝境。为解决我的吃饭问题，1961年快放寒假时，正在湘潭电机厂技工学校学习的二姐让我和三姐去她那儿过春节。这样，三姐寒假十多天省下的粮食可以给我。这点粮食，后来吃了近一个月。此后我便每个星期六下午回文泾公老家，想方设法弄一些能吃的东西带回学校。这时益阳锰矿也已解散，二哥从锰矿回到了文泾公。锰矿解散时，给每个人发了一些过去湖南人从不吃的红薯米，一点小麦。二哥将小麦撒在菜地里，希望在青黄不接时能应急一下。生产队的口粮早已吃完，老乡个个骨瘦如柴，面容枯槁。开始二哥将红薯米给我一点带到学校，我在每顿蒸饭时抓一把红薯米放在我的钵子里，然后又用几个指头摄一小撮三姐每星期省给我吃的米，将它与红薯米一块蒸熟。二哥的红薯米很快就吃完了，这时快到春末，农村老乡没有饭吃，就到田间、路边和山上刨野菜与能吃的嫩树叶充饥。我回去也很难弄到粮食，只好用蒿子或其它的野菜做一些野菜团带回学校。上课时我忍着阵阵袭来的饥饿感，努力集中精力听课，做笔记。有时饿得肚子咕咕叫，老想吐清水，只好想点别的事来分散精力。可想来想去最后都离不开吃的，有时饿得实在无法看书，晚自习时就提前跑回宿舍睡觉。 一个星期六下午，我照例回去想弄些吃的。此时正是青黄不接，野菜也被采摘的没了，看着二哥那面黄肌瘦的脸，浮肿的双腿，实在难以启齿开口问他要吃的。二哥看我回来没办法，就到菜地里用手搂了一些还没熟的麦子炒了炒，与山里摘来的一些树叶做成粑粑，自己留了一点，其余的全给我带到学校。晚上我住在村里的一个小学女同学家里。睡下不久，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我们起来到门外一看，只见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月亮照得大地一片惨白，月光下，池塘边围着一堆人乱糟糟的正在打捞什么，哭声，喊声，说话声乱成一团。一打听，原来是村里一个我叫姑姑的邻居，四十多岁，得了肺结核，疾病与饥饿折磨得她心力交瘁，绝望的她选择了自杀。晚上，她偷偷起床走进了池塘，等到她小儿子起床小便时，发现妈妈不见了，人们到处找，才发现她投水自杀了……后来，人们说了些什么我也没听见。这时人已被打捞起来，看着那具被人们抱上来的披头散发全身直往下掉水的尸体，我浑身上下直打冷颤，脑壳发晕，脚发软。池塘边的人慢慢散去，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 重新躺回床上，我却怎么也不能入睡。夜深了，周围一片寂静，房后偶尔传来几声林中夜鸟凄厉的鸣叫，给这静寂的深夜增加了几分恐怖气氛。我在床上翻过来滚过去，辗转不安，思绪万千。一会儿，白天从学校回来时见到她的情景在我眼前朦朦胧胧晃来晃去;一会儿是她那一副枯瘦死白的脸，浑身往下掉着水滴被人从池塘里抱上来的情景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第一次失眠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紧离开文泾公，踏上了返回学校的路。一阵晨风吹来，顿觉周身凉飕飕的。走了一半路，肚子很饿，嘴里又渴，我觉得头晕脑胀，眼前一阵阵发花，脚下轻漂漂的。好不容易硬撑着回到了学校，饿得发昏的我竟然不想吃任何东西。我无力的一头倒在床上，不知是为了邻居姑姑悲惨离去，还是为了我自己坎坷、艰难的人生，眼泪顿时蒙住了双眼，千头万绪搅成一团乱麻，心里有道不出的凄苦，泪水像泉流一般滚进我干涩的咀唇上。 晚自习时，我明显感到精力不能像以前那样高度集中，到了晚上我又睡不着觉了。听着寝室里一个女同学的呼噜声，心里烦极了，可越烦越睡不着。一直折腾到人感到极度的困倦，终于昏昏睡去时，眼前恍惚见到的不是前天池塘里的情景，就是脸色枯萎、干瘪的乡亲们围在我身边伸手要吃的。早上起来，我便感到昏昏沉沉。虽然觉得肚子饿得慌，但拿起带回的粑粑却难以下咽。上课时，听课的效率也明显下降。 连续两个晚上失眠，学习效率下降使我的自信心发生了动摇，同时，让我感到万分恐惧。前段时间，我的复习全靠课堂上的时间。小学时因没钱买书而养成了高效率听课的好习惯，使我在上那些需要背的功课时，老师在课堂上讲完我也就能背下来。政治复习题我看一遍便能背。数理化老师在课堂上完课后，我下课从不需要再复习。同学们佩服我的学习效率和记忆力，我也为此感到欣慰。这学期因粮食问题耽误了很多时间与精力，但我一直充满信心，心想凭着学习的高效率与基础，成绩不会下降多少。然而，目前的状况真让我害怕了。离高考仅剩两个来月，可要渡过这两个月却困难重重。我很清楚，后面的粮食是一次比一次难弄，二哥菜地里那点小麦上次就被我弄走了一大半，接下来吃什么?野菜已挖光，真不知道二哥与乡亲们还能找到什么可以填肠疗饥的东西。我想，如果再回到文泾公，看到邻居姑姑自杀的池塘，也许脑袋里永远都忘不了那晚的可怕情景，我的失眠会越来越历害。可我该怎么办?好像站在十字路口，迷失在自我的怅惘中。两天来，一种惘然若失的困惑与不安，一种对于命运的忧郁和悲愁折磨着我，令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心灰意冷，感到是那般孤单与无助。又到了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隔壁的呼噜声一阵阵传到耳朵里，我心烦意乱，实在无法忍受这失眠的煎熬，于是干脆起床，到宿舍外面走走。月光冷冷照在地上，校园里静悄悄的。我怀着凄苦而落寞的心情，像一片落叶在夜风中漂泊着。月光皎皎，清风拂拂，一阵阵夹着寒意的夜风将我因通宵未眠而发烧、混沌的头脑吹清醒了。我想，人不能老陷入悲观失望、自怨自艾的情绪里，这样下去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时间过去一天，我的损失就会大一天，绝不能因最后两个月的困难将我多年的辛勤劳动，将我的梦想付诸东流。于是，我从万端思绪中理出了一条线：要想办法解决一些粮食，让我最后两个月能安下心来，全力投入到复习当中。我想到了去找三姐，但随之马上否定了。三姐已将她自己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定量给了我，她要是还有其它办法早就拿出来了。我想了想，还是找个机会和班上平时要好的同学商量商量，将我的困境告诉她们，请她们帮忙出出主意。 1962年5月4日，团支书通知我，我的入团申请团委已经批准，让我晚上到益阳市工人俱乐部参加全市新团员的入团宣誓仪式。会后在回校的路上，我给有关的同学谈了我的处境。这位同学告诉我，我们班有个别家庭条件好点的同学除了交学校180斤粮食外，家里为了保证他们在高三吃好，还另外给他们带了些粮票，让我找找他们，看能否从那里借些粮票来渡过难关。在粮食如此缺乏的时候，找人借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但我已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心想硬着头皮也要去碰碰运气。于是我找到了同班同学盛晴生(男)与熊第芝(女)，把我的情形和他们说明了。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两位同学是那样慷慨，他俩一共借给了我三十斤粮票。我的心因过分喜悦而激动地颤抖着，结结巴巴不知说什么好，也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同学间的这片真情像在我枯裂的心田里灌入了一脉清凉的泉水，使我那颗几近绝望和麻木的心又重燃起了希望。 有了粮食，我信心倍增。虽然仍被失眠所困扰，但精神负担小多了。我尽量做到睡不着也躺在床上静养，不胡思乱想，让大脑得到充分休息。五月中旬，在学校举行的统考中，我的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门数学全部满分，各科平均成绩为91分，总分为学校理工科第三名。为此，学校奖励了我一个铁皮文具盒。这次考试极大鼓舞了我的信心，使我总算走出了前段时间笼罩在心头的阴霾。这三十斤粮票让我在关键时刻摆脱绝境，使我能一直坚持到高考考完。 1962年8月，我考取北京航空学院自动控制系，实现了我从小就想去北京上学的梦想。 (五) 考上大学的喜讯没兴奋两天，我便陷入到新的烦恼中：按照队里的土政策，我的农村户口要从农村迁到城市，家里必须卖给国家360斤粮食才能将粮食迁移证迁出，然后才能迁出户口。而今年，队里分给我一年的口粮仍为180斤，我的户口与粮食迁移根本无法办下去，高考时借的粮食还未还，现在又要交这么多粮食，家里谁都不知该从哪里去弄这些粮食?一时间，粮食成了全家的心病，二哥到处找人到处碰壁，我这个书呆子只会在家急得哭。很快就到开学的日子了，然而我什么手续都没办成，更让我心焦的是给大姐去信二十来天，天天盼望大姐寄路费来，可望眼欲穿，大姐竟连封信都不来(后来才知道我托人发的信大姐根本没收到)。没办法，我只好先给学校写了封信，将我的情况如实禀报，要求请假一段时间。又给湘潭的二姐写了封信，希望她能准备二十多元钱，让我去学校用。为了粮食，二哥跑断了腿也不管用。一直熬到9月1日，学校开学了，二哥看看实在没有出路，
1987年美国洛杉矶 只好将家里的粮食卖了，这才把粮食迁移和其它手续办了下来。好在我走后不久，大姐将三姐接到南京治病，否则我不知二哥与三姐将如何渡过这一年。在我家为粮食到处奔波时，卜逸才也没按时到校，一直在等着送我。我几次给他说不要为我耽误了学习，叫他上学去。可他说我一个人没出过远门，他在长沙将我送上到北京的火车，家里就放心了。九月，金风飒飒，秋阳灼人，我带了简单的行李动身上学了。 经过这一段时间折腾，考上大学的喜悦早已荡然不存，我们一行四人默默走到益阳市，准备乘第二天凌晨的轮船。二哥将卖粮食的钱给我买了一张去长沙的船票。凌晨，二哥与三姐将我们送上了轮船。客轮的汽笛轻轻鸣几声，便带着几盏昏黄的灯光和船尾一团雪白的浪花离开岸边，渐渐驶向江心驶去。我站在船边，手扶栏杆，任江风吹拂着头发和发烫的脸颊。望着渐渐远离的二哥与三姐，仿佛又见到昨晚三姐眼里的泪花，朝夕相处的姐妹就这样依依不舍的分别，留下多病的三姐，不知她如何度过今后的日子?刹时间，多年来姐妹相依为命，渡过凄惨岁月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泪夺眶而出。益阳离得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我的心被离别的忧伤搅得分外酸楚。 别了，故乡!虽然你留给了我儿时的辛酸回忆，上学时的艰辛岁月，但你终是养育我十八年的地方。这里有从小和我相依为命的三姐和命运坷坎的二哥，这里有帮我渡过难关的老师、同学与亲友，这里仍是我梦所萦魂所系的地方。在我离你而去之时，那缕缕绵绵的故土乡情依然难以排遣。一种不可抑止的思念和着热泪滚滚烫烫地从面颊上涎下来，洒在故乡的江水里。 (完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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