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银城到京城 作者：尹佩琪 ，女，高级工程师。1944年12月出生于益阳县羊舞岭。在原航空部第609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30余年。 家破人散 一 距益阳二十多里的地方，有一山村叫“羊舞岭”, 村子周围的山上一年四季长着郁郁葱葱的毛竹和油茶树。在一片竹林与油茶树的山脚下，有一座用青砖黑瓦盖的黄氏祠堂——文泾公。祠堂黑色大门外有个地坪，这是人们夏天乘凉，秋天晒谷的地方。祠堂里有个天井，天井周围几间房里住着七、八户黄姓人家。穿过祠堂南边一扇小门，是一排后建的五间房，南北排列。这里住着1947年搬来的唯一黄氏外姓人家——我的父亲尹再云。他有三儿四女，我排行第六。大哥“竞成”，二哥“有成”，小弟“复旦”，大姐“佩琼”，二姐“佩兰”，三姐“继舜”，我叫“佩琪”，平时人们很少叫我们三个女孩的大名，分别叫“哲文，小吾，细毛”。父亲很少在家，至今我都记不清他是什么模样。只听人说父亲是教书的，都称他“再云先生”。 1948年快立冬的一天,正在省立五师上学的大哥因肺病，咳嗽吐血，被人用轿子抬回家来。大哥成绩优异，一心想上大学，可家里没钱供他上高中。当时湖南大学有个规定：考试成绩在前三名的学生可免除学杂费。因此，大哥一边上师范一边自修高中课程，为了让成绩进入前三名，他在学校里废寝忘食拼命学习。师范二年级时，便报考了湖南大学，大学刚考完，他竟咳嗽吐血。学校只好请人将他送回家来。1948年底，年仅十六岁的大哥带着无法实现人生理想的遗恨，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1949年8月，益阳解放，父亲担任益阳县兰溪区解放后的第一任区长，并当选为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大姐也参加了革命。解放后的益阳百废待兴。父亲压抑着痛失爱子的悲伤，夜以继日工作。繁忙的工作使父亲难得回家一次。 1950年7月的一天，天气格外闷热。突然，狂风卷着暴雨从天空直泻下来，一连几天，滂沱大雨下个不停。资水猛涨，在资江两岸，洞庭湖边的垸子外地势低洼，处在洪水的包围之中，一旦大堤缺口便是一片汪洋。兰溪区是洪水威胁最严重的区之一，区里成立了防汛抗洪指挥部，父亲任总指挥,日夜坚守在险情最严重的“千家洲小河口”。一天晚上，大堤决口,父亲带领干部群众跳进水中，用身体堵住决口，人民生命财产保住了。然而，当人们将父亲从水中拉上岸后，他再也支撑不住，一头栽倒在大堤上。当夜，大家将父亲送往益阳市人民医院。 长期超负荷工作，痛失爱子的过度悲伤，压倒了坚强的父亲。父亲的病越来越厉害，县委决定将父亲送到长沙治疗。父亲知道病很难治好，便谢绝了领导的关心，要求出院。第二天，区里派人用担架将父亲护送回家。回家的第三天，他便永远离开了，年仅四十六岁，留下五个年幼的子女和悲痛欲绝的妻子，把家中的重担压到一个年仅二十岁的大女儿身上。 父亲去世后，区里为他举行了空前隆重的葬礼。屋外的地坪上，搭起了棚子，父亲遗体入柩后停放了五天，每天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我家堂屋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县、区政府及各乡送来的挽联。追悼会那天，地坪上，田埂上，房后的山坡上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县政委陆强主持追悼大会，并代表政府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在悲怆的喇叭、唢呐声和震天的鞭炮声中，八个人将父亲的灵柩抬起，送往徐家湾枫坡山的松树与竹林中安葬。从枫坡山到我家五、六里的山路上，送葬队伍绵亘数里，哭声不绝，鞭炮声不断，山谷里回响着一片哀痛，四周的群山悲切地呼应着。 二 爸爸不在了，家里经济很紧张。为减少开支，每天放学后，二姐、三姐要上山打柴去，一直到天黑了才回家吃晚饭。秋天油茶果熟了，我们姐妹三个一人拿一个布口袋，二姐挑着一对箩筐上山采摘茶籽。在山上，有时为捡一粒油茶果，手被灌木刺划得鲜血直流。 每学期开学是妈妈最揪心的时候。一个上初中，三个上小学，学杂费、书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能上学，我们姐妹三个一到假期就去黄家婶婶家“穿伞”，穿一把伞给一分钱工钱，要花一个多小时。一个暑假下来，我们三姐妹能赚几块钱。另外，二姐和三姐还把家里的稻草挑到离家十多里的益阳湘中锅厂去卖，来填补一点上学的费用和家中生活用钱。然而，这点钱远远不够，因此，我们小学几年没买过书，全靠上课听讲，下课了借书完成作业度过的。那时，我们对书本的渴望，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1952年，二哥初中毕业后因家里经济不允许，没有继续上学，到常德地区粮库当了仓库保管员。二姐小学毕业十三岁，辍学在家帮妈妈干活。她经常和大人一起干繁重的体力活，插秧、收割、除草样样都干。此时，三姐也开始学做家务。她虽没辍学，但上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三 白天黑夜的忙碌和操心，痛失亲人的痛苦，及长期营养不良使妈妈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1952年8月，大姐被益阳市委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上学。大姐走后不久，妈妈咳嗽越来越历害，她似乎隐隐约约感到自己已感染上痨病。但她一直没有吭声，她深知这个家实在太需要她了。她每天仍旧忙碌，操持着家里的大小事，也不让二姐写信把病情告诉大姐。后来中医开了些中药，但吃了也没有用。
1954年暑假，病重的妈妈与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合影，左起前排：笔者、妈妈、小弟，后排：三姐、二姐、大姐。 1954年11月的一天，妈妈深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叫二姐写信告诉大姐、二哥，希望他俩能回家一趟，见上最后一面。二姐写信后，妈妈每天拄着拐杖，坐在堂屋的大门口，探着头向路边张望，期盼着大姐与二哥归来。盼啊盼，盼来的却是二姐去乡政府拿回来的关于二哥的判决书，判决书上说：尹有成身为仓库保管员，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去大堤抗洪，未及时发现仓库漏雨，致使仓库六千多斤粮食霉烂，造成重大责任事故，判有期徒刑四年。此时二哥未满十八岁，按法律他还没到判刑年龄。再说，二哥不过是个小小保管员，他去抗洪也是仓库领导派去的。可悲的是当时我们都小，更不懂法律。这一消息对二姐犹如晴天霹雳，她踉踉跄跄走出乡政府大门，发现自己竟不由自主走到了父亲的坟前，于是，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号啕痛哭。但任凭二姐怎样哭喊，无人应答。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太阳西斜，天色渐渐昏暗，哭累了的二姐为了不让妈妈发现自己脸上的泪痕，回家时赶紧在水边洗了把脸。回到家中二姐对妈说：“妈，刚才乡政府告诉我，二哥要去外地学习，暂时不能回家。”“学什么?难道就不能请假回来看看我吗?”极度虚弱的妈妈满含泪水，叹了口气说。 之后，妈妈的病急转直下，二姐、三姐一直彻夜不眠地守侯在妈妈身边。一个晚上，一阵剧烈的咳嗽后，妈妈微弱地对守在身边的二姐、三姐说：“我不行了，看来等不着你哥和你姐回来了，我死了，最不放心的是你们几个小的。”“妈!大姐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一定能见着她。”二姐安慰妈妈。妈妈喘了口气：“我恐怕过不了今天。哲文，现在你是家里最大的，我走后，你要带好弟妹。”“妈!您不要说了，我们害怕”，二姐泪眼模糊哽咽道。二姐、三姐跪在床前，泣不成声地说“妈!你不能死，你死了我们怎么办?”此时，妈妈消瘦的脸颊上流下热泪，她双眼盯着姐姐，苍白的双手慢慢垂下，妈妈再也不能说话了，她永远离开了这个令她有着无限牵挂的世界。 第二天，天没大亮，哭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哆哆嗦嗦地从床上起来，赤脚来到妈妈住的厢房，只见妈妈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二姐、三姐哭着喊妈妈，但妈妈再也没有回答。妈妈丢下了令她牵肠挂肚的儿女，不甘心地走了。但她无法舍弃年幼的子女，始终没有闭上双眼。闻讯而来的叔叔、婶婶劝二姐不要再哭了，赶紧处理妈妈的后事。 中午，风尘仆仆赶回家的大姐在地坪里就听到屋内的一片哭泣声，她脑袋轰的一声几步跨进屋里，只见妈妈已经停放在厢房的地上，弟妹们守在旁边哭泣。她一下就跪倒在妈妈的遗体旁，大声哭喊着“妈妈!我是佩琼，我回来看您来了，您听见没有?”房间里回荡着一片哀痛。大姐端详着妈妈，只见妈妈睁着双眼，死不瞑目，心都要碎了。“妈!您放心!我答应过爸爸，现在我也向您保证：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就是讨饭也要把弟妹抚养成人。”说着大姐用颤抖着的手，轻轻地把妈妈没有合上的眼皮抹下来。妈妈似乎听见了大姐的话，终于闭上了双眼。 大姐勉强止住了悲伤，她要考虑妈妈的后事，现在这个家全靠她来支撑了。平静下来后，发现二哥不在家中，在大姐的一再追问下，二姐不得不含泪说出了二哥判刑的事。大姐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她赶紧就势坐在凳子上，一再提醒自己，不能倒下，稳了稳神，暂且把一切痛苦都埋在心底，首先考虑怎么处理家中的这一大堆难题。 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要担起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担子，谈何容易?眼前急待解决的是妈妈的安葬和弟妹的安排，两件事都牵涉到一个问题——钱。几年来的不幸，已折腾得家无分文。尹氏家族和邻居见此状况，都来给大姐出主意：让大姐把三个妹妹送人做童养媳，把小弟送人做儿子;让大姐随便找几块板子钉一口棺材把妈妈埋了再说。可倔强的大姐没有这么做，她与几家父母生前的至交反复商量，决定以我家的几间房子做抵押，去购买土改时乡政府没收地主的那口放在乡里的棺材，看到乡政府负责人在犹豫，大姐便当着乡政府负责人与在场人的面咬破自己的食指，在借款人尹z佩琼的名字上盖了个血手印......第二天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妈妈躺在这口过去有钱人才能用的棺材里，被安葬在爸爸坟墓的旁边。 四 令大姐头痛的第二个事情是家里四个弟妹的安置，当时二姐最大只有十五岁，三姐十二岁，我九岁，小弟六岁。如果把我们几个留在家，二姐年龄也不大，她怎能担负起照顾三个弟妹这样的重担?大姐苦苦思索着。几天后，大姐通过父亲的学生、羊舞岭完小的教师，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卜腾芳将三姐与我安排到羊舞岭完小住校。当时我刚上小学五年一期，三姐与我一起重上小学五年级。卜老师答应关照我们。 后来大姐在市委过去一个同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丈夫已去世，没有子女，叫“桃姨”的阿姨，她答应收养小弟。很快大姐又将二姐安排到了“益阳纸楣厂”。一切安置妥善后大姐才回到北京上学。 1956年的三、四月间，不幸又一次降临，平时体质就不太好的桃姨被诊断得了子宫癌。桃姨这一病，精力与经济都不允许她继续收养小弟。于是二姐决定辞掉纸楣厂那份她并不喜欢的工作，带小弟回家。 二姐带着小弟回到文泾公不久，村里就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 二姐被选为农业合作社的妇女社长兼会计。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二姐就带着小弟，拎着家里养的鸡或一些其它自产的农产品进城去看望桃姨。1957年秋天，桃姨去世。这个心地善良、曾经像妈妈一样照料过小弟的“桃姨”，清晰地在我们姐弟的心扉上打上了永世不忘的印记。 (第一部分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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