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的益阳影像(一) 张 洋
作者简介：张洋，九三学社社员，第四届市青联委员，湖南省音协弦乐理事，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本土原创音乐人，益阳市青少年管弦乐团、众声剧场发起人，擅长文艺策划，喜好文史收藏，现为益阳贝思特音乐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2018年10月，两位挪威老人来到益阳，这是一次特殊的跨国寻根之旅，笔者有幸和刘燕女士、赵珺夫妇共同接待了他们。 这两位老人，一位是礼百丽女士，今年76岁，一位是她的丈夫安尼先生，今年78岁。礼百丽，1942出生在益阳安化，她的外祖父就是1902年来益阳传教的传教士——约根•爱德文•倪尔生。上世纪初，倪尔生先生在桃花仑创办了信义医院、教堂、育婴堂和学堂，是益阳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位传奇人物。
从1902年开始，倪尔生家族就在益阳这片热土上耕耘事业，繁衍生息，直到1952年才全部回国。在长达半个世纪里，这些挪威人和益阳的发展紧紧相联。益阳，被其家族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今年，礼百丽女士又一次回到益阳，不仅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家族在益阳的传奇，还带回了她爷爷拍摄的大量益阳老照片。正是因为这些百年影像，我们才有机会触摸这段历史，也觉得有责任把这些珍贵的照片和那段故事整理出来，让今天的我们对那个时代，对上世纪初的益阳，有一个更清晰、更全面、更鲜活的认知。
倪尓生生于1871年，逝于1922，享年仅51岁。上世纪初，这位来自北欧的医学博士，受挪威信义差会派遣前往中国。这是临行前，他在挪威一家照相馆的留影。此刻的他，可能只知道自己去中国，却不知是中国的何地。但从他坚毅的眼神可以看出，他这次出行是认真的，对地球那边的中国是向往的。这一年是清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元1902年，清王朝和八国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慈禧和光绪从西安逃难刚回到帝都——北京。
老外的清朝保镖兼轿夫，影像里的五位官兵，能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面部表情。其中三位当官的，头戴花翎，衣着光鲜，脚穿朝靴，这便是我们当年的父母官了。而当兵的则抬着轿子，且敞衣解怀，一脸辛苦。轿子里那位手握文明棍的外国人因曝光不够，其神其貌模糊不清。《辛丑条约》后，在华的外国人地位提高，尤其是深入内地的传教士，地方政府有义务派官兵沿途保护。
这是一张或可反映清末中国人生活的照片。照片中的地点可能是二堡，也可能是头堡，拍摄者应该对中国这种古老的剃头行当很好奇，才有这街市的抓拍。剃头师后面有副“精究择日”的合婚广告，广告下那歪头张望的算命先生，左边一位磕着瓜子的长辫子短打扮的男子，及这种当街剃头，可能最能代表当时益阳这座小城的人文精神。
清末民初的益阳县城并不太平，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加上资江连年水患，来自农村的人们生活更加困难。图为一位年轻的父亲用扁担挑着孩子准备将她送到传教士开办的育婴堂去。拍摄者在记录这帧照片时写道：育婴堂的很多女婴都是这样被他们的家人用竹筐挑着送来的。
拍摄于1904—1906年间的五马坊教堂建筑群。该教堂由挪威传教士原道明和益阳籍基督教牧师刘复生共同修建，放到现在就有点像类似招商引资的项目。照片中的建筑群位于资江北岸，现资阳区南门口社区的河岸边，从左起分别为女子圣经学院、教堂、牧师楼，属于益阳第一批带有欧式风格的湖南民居建筑，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洗礼，这组建筑群如今只剩下当年牧师们居住的牧师楼了。
如果没有这灌木丛生、桃树环绕的照片作证，谁也不会知道这片高地是桃花仑，也不会料到倪尓生会把这里选作他传教事业的第一站。当年，这里还不叫桃花仑。他从陈姓和曹姓两大家族手里买得了这块山地后，以挪威信义教会的名义将其改名为“桃花仑”。随后的40余年，他和他的家族及朋友在这里开始了他们半个世纪的传奇人生。1904年，益阳信义医院(现中心医院)就在这块高地上建成。
资江河上一艘正在行驶的风蓬船，它的动力全靠风，其帆巨大，似与船体不成比例。在没有柴油机前，这种船在中国的大江大河里很常见。清末，益阳的码头逐渐增多，这样的船便络绎不绝。
这艘船很有意思。硕大的风蓬打满补丁，船上装满了木材。是绳索本就没捆紧呢，还是交错而过的船只发生了刮擦，但见船员正在松垮的木头上加固。这尴尬和惊险的一幕，被尼尔生们历史地抓拍了。
资江河里的大船携带木材、桐油和粮食，一般可远航至武汉、南京和上海，而小船基本就在资江流域打转转。照片中这两艘小帆船的老板似乎很熟，也可能是两船快要刮碰上了，因为大船老板的篙都撑到小船上了，小船老板则扬起手来，其应对或问候声似约略可闻了。他的船虽小一点，但船舷上还挂了些山上砍来的竹子。这竹子或许是便带，或许是在货多的时候，能给船增加一点浮力吧?
船在中国有上千年历史，对于职业行船者来说，船就是他们的家。这两艘船紧靠在一起聚餐。可以看出，船老板是拖家带口，全家都生活在船上的。那背对我们的水手可能还是个孩子，但从他和老水手背负的纤巾，及甲板上散落的纤绳来看，这两家人吃完饭，马上就会“一步一叩首，纤绳荡悠悠”了。
这巨大的河湾是原汁原味的西流湾，想解放前后，这片河湾都被木排填满了。湾的尽头，是斗魁塔，斗魁塔对面，还约略可见清水潭边的三台塔。斗魁塔坐落在龟台山下，始建于清代乾隆12年，有宝塔镇河妖之意。北岸的三台塔也建于清乾隆年代，因当时的清水潭地处三台洲，故称三台塔。往左，南门口那些教会建筑也依稀可见。
这是安化东坪的东正街，尼尔生来益阳的第二个落脚点，也是礼百丽女士的出生地。一张典型的民国照，右下角的男子已剪去那条象征屈辱的辫子，女子因不缠足了，可以轻松漫步在街市上了。远处的白衣黑裙，也是民国女学生的标准着装。民国时期是益阳船运的高峰，也带动了资江两岸的商业发展。街市中依稀可见“安化…”“蕊馨斋”“协和药”“杨国福”“复兴斋”“顺义旅馆”等字号。
一中国牧师(穿长衫的站立者)在安化山村传教。戴白帽穿背带裤的白衣男子虽背对镜头，但凭装束可以断定他是一位白人传教士。民国北洋政府初期，对国外宗教的管控比较宽松，国民信仰也比较自由。但外国传教士想深入边远农村，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一般还是由本地牧师带入。
信义建筑群中的教堂。五马坊建筑群中的教堂与这很相似，解放后，被改成工人电影院，进入“文革”，又成了市床单厂的印染车间。现在，这两座教堂都没了。
信义建筑群中的信义大学教学楼。解放后，这里成了益阳市一中，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照片中的这棵参天大树，八十年代初还在，只是前面的水塘在五十年代后被填平。
旧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固化了两千多年，女孩在家族中得不到重视，而贫困人家的女孩更是遭殃。这是一名装在竹篮里的女婴，被放在信义育婴堂门口。从婴儿身上裹着的旧棉袄和装她的破篮子来看，这肯定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
来自信义瞽目院的民乐团，旧时也称草台班子。瞽(gu)，盲或瞎的意思。瞽目院是挪威信义会为盲人办的特殊学校，聘请本地艺人授之以生存演技。照片中的他们衣裤鞋帽整齐，乐器中既有民族弦乐吹奏乐，也有西洋的脚踩风琴。该照片明显属于摆拍，类似现在的形象宣传片。
1933年，拍摄于信义中学的童子军列队训练。童子军发起于英国，国民政府把童子军训练纳入中国的中小学课堂，其本质是强军，提高国民军事意识，为即将来到的抗日作准备。
益阳的航运码头数量大，种类多，这在长江沿岸和洞庭湖滨都比较鲜见。据不完全统计，至清末，益阳老城区的码头就有50多个，民国后期多达86个。这是摄于清末的照片，是资江北岸某民用码头。码头边停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船，扛包的，挑担的，络绎不绝，远处江面还有大船在航行。
1918年，信义医院大楼前坪合影。合影的大部分是军人，但显然也有医院员工和孩子。 这年，南北军阀在益阳混战数月之久，双方互有死伤。南军是湘粤联军新军阀，北军是北洋老军阀，当时益阳唯一的医院就是信义医院，南北两军都要抢占这个医院，不让对方的伤员进来。箭弩拔张之际，院长倪尓生劝道：“这里是医院，是救人的地方，不是战场，你们既然来到我的医院，就都是我的病人，大家把武器都放在外面，我们都是朋友。”后来，南北两军的伤员在这里都得到了治疗。 在战场上你死我活，在医院里和平相处，这便是当年信义医院留给益阳的一个传奇，一段佳话。这是倪尓生的孙女礼百丽女士亲口给我讲的。
抗战时期，日军飞机投弹后的资江边。图为一个航空炸弹爆炸后的大弹坑，一军人在坑内检查，他背后着白衣戴盔式太阳帽的挪威牧师也在观看，显然他对这一切早已习惯了。抗战争爆发后，这群来自挪威的传教士并没有撤离，而是选择和益阳人民在一起，共赴国难，共渡难关。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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