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我的人就在枕边(上) 刘济刚
作者简介：刘济刚，女，1951生。1958年被父母送予衡阳姨妈做女，1964回到父母身边。1968年下放沅江阳罗公社新民六队，1971年与本队青年黄双喜结婚，生有一儿一女。1972年至1979年担任大队民办教师。1979年招工到沅江阳罗供销社，1990年供销社体制改革下岗干个体户至退休。
母亲的眼泪 1969年的冬天，特别寒冷。 我们下乡一年了，经过招工或外迁，男生那边只剩下小萝卜头和斗南了，女生这边就只有我了。而这时母亲的一封来信，让我雪上加霜，一下跌进了冰窖…… 父母是醴陵人，二人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当年只有初中的醴陵容不下他们了，便一起到江西萍乡读高中。这期间正逢抗战，在抗战激情的鼓动下，父亲加入了三青团，母亲则加入了国民党。日本投降后，他俩又受雇于一资本家开的“复兴银行”，于1946年同时被先后派到武汉和重庆的分行当了三年职员。1950年，双双考取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湖南分公司，被分配到益阳专区支公司工作。进入六十年代，父亲成了益阳地区物资局的主办会计，母亲则成了益阳市城内银行的储蓄会计。
由于历史问题，进入“文革”，父亲便成了批斗对象，戴高帽，游大街，一段时间便成了他的主要工作。母亲虽没游街，但那些日子一回家，不是长吁短叹，就是眼泪婆娑，似乎有满肚子的委屈要跟我们讲。没想到就在知青第一次招工后，银行的领导找母亲谈了话，要她做好全家下放的准备，说《人民日报》都发了专门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如果带头下放，还可投亲靠友，否则只能服从组织安排。 投亲靠友自然是好，可我家在益阳没亲戚，回老家去吧，我又下放到了沅江。于是一个主意在母亲心头升起，她给我来信，要我在乡下找一个贫下中农子弟尽快成家，这样她和父亲就可来投靠我们。 我懵了，我才十八呢，怎能匆忙与不了解的人结婚呢?况且谁又愿意找个乡下青年，并且还要在农村生活一辈子，母亲这不是为难我吗?我上有哥姐，下有妹几个，为啥家里一遇事总要我作牺牲? 我立马回益阳找爹妈理论。 可妈一脸忧伤，哽咽着说：儿呀，我知道对你不起，7岁那年因姨妈无儿无女，我将你送到了衡阳。后来姨妈被遣送农村，没当老师了，你才好不容易回到我们身边，可是才几年，你就下放到了沅江。这次又因我们的问题而与招工无缘。现在全家下放，我和你爹不能为你们的前途尽力，但我能做的，就是想把一家箍拢来，莫散了呀!你奶奶要是还在，一定会同意的…… 母亲的话让我想起了逝去的奶奶。从小我就乖巧，替奶奶跑腿买酱油，扶着奶奶去买菜，奶奶最喜欢我也最疼我。从衡阳回来后，我帮家里打扫卫生、下河挑水、纺织麻纱，这些事从不用父母督促。望着母亲哀求的眼神，我的心软了。是呀，母亲这辈子也不容易，生下我们兄妹七个，加上奶奶和外婆，一大家子全凭她和爸爸的一点微薄收入，我为什么不能为母亲分点忧呢? 父亲见我态度有所缓和，也含着泪说：济刚，爹也对不起你。那年我去衡阳看你，任凭你撕心裂肺地要跟我回来，但我却硬着心肠离开了你。你不知当时爹的心有多疼，送出去的女哪能要回来啊! 听爹这么一说，我的眼泪喷涌而出，化解了我对爹妈将我送人之怨恨，也理解了爹妈要我马上成家的苦衷。
左为作者。 无奈的选择 夜深人静，我将生产队出身好的青年逐个筛选了一遍，一个叫双喜的矮个子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他，出身贫雇农，父亲是贫协主席，还是中共党员。他自己是队上的记工员，也算半个文化人吧，只是年龄可能比我小一点。他不善言辞，像个闷葫芦，但队上的人却叫他喜哥。我能歌善舞，文化也比他高，他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矮子里面拔高子，就是他了吧!何况他个小，今后也不怕他欺负我。 我偷偷写了一张纸条给他：双喜，虽然我不喜欢你，但我一辈子都会对你好，包括你的父母及弟妹。 双喜当着我的面看了条子，先是惊讶，后是脸红，然后是傻笑。我见他只笑不说话，就进一步试探，说：我带你回益阳，去见我父母吧!他才连忙点头，表示同意。 我把双喜带回了城里。 父母口头上表示同意，背地里却直掉眼泪。我以为他们瞧不起双喜。事后才知，父母认为是他们连累了我，让我受苦了，但女儿把人都带回家了，总不能反悔吧。 因不明白父母为啥落泪，晚上我对双喜说，明天你先回去吧，我想再考虑考虑…… 可是当我返回知青组时，只听屋子里老远就传来“嘎嘎”的鸭子叫，推门一看，一股鸭粪味直扑鼻子。原来，队上听说双喜跟我到了益阳，便认为我迟早会是双喜家的人，就将我的房子改作鸭棚了。和鸭子做邻居，真不知小萝卜头和斗南是怎么睡的? 无奈之下，我只好向双喜求助，住到了他家。
新婚泪 1970年农历十月十五日是我的结婚日子，这天也是双喜母亲的40岁生日。这个日子是公婆请人推算的，说吉利，婚姻能天长地久。说穿了，他们是担心我这城里媳妇总有一天会走的。 结婚前几天，我回了一趟娘家，与父母兄妹泣别。没有祝福，也没有人送我，更没有嫁妆。母亲花10元钱给我买了一条白底蓝花的床单，就这样把我嫁出去了。我在家人担忧的目光中，一步一步，离开了家门前那条十五里麻石长街。我奇怪，下放时是不是因为太小，我对麻石街并无惜别之情，这次却有了。 那天下着大雨，我独自一人赶回乡下，在生产队港子边的一株油籽树下，呆了好久好久。油籽树高约六米，树冠团团如盖，是社员劳作歇息的地方。油籽树又名乌柏，种子黑色含油，可作油漆。附近生产队的港子边，除了苦楝树还是苦楝树，没有我们这么高大而又好看的老树。 想到我就要和一个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爱好的人生活一辈子，不免悲从中来。我将油籽树视作我的亲人，靠着它哭了好久好久……也不知过了多久，是双喜发现了我，他撑着一把油布伞，将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接回了家。看到公婆那两张笑脸，我心才稍稍平复。 家中来了些看热闹的，大家七嘴八舌，说喜哥好福气，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街上妹子。双喜不说话，只是憨笑。 就这样，在我19岁这年，我诚惶诚恐地成了农民家的媳妇。尽管是无奈之举，但几十年来，父母从没有看轻过这位女婿，言语之中也从未体现出对他的歧视，兄妹们也很尊重他，这点让我一直心存感动。
难熬的月子 婚后不久，我怀孕了。 母亲却来信告知，他们不会下放了。因为挺过了那个大下放的风头，“不在城里吃闲饭”便没有人提了。我欲哭无泪，然木已成舟，我已成为他人之妻，况且还有了孩子，这是不容改变的了。 快临盆了，我从城里带回了一些旧的衣服和床单，改了几套婴儿服，拼凑了几块棉垫和一些尿布，一切准备妥当，只等孩子降临。 这时公婆给了我半脸盆米、三双筷子、三只碗，还有三百元的超支欠款，这算是分了家。双喜告诉我，他家欠生产队八百元超支款，划分一些给我们，也是我们应尽的本分。还说穷社穷队有欠款的农户，一般都这么做。 为什么急于让我们分家，是因为婆婆也要生孩子了。但因她穿着宽松，且衣服破旧，所以我不知道她也怀孕了。 我挺着个大肚子，从公社知青办要了一份木材指标，在渠道上砍了些苦楝树，盖了一间茅草房。并从知青点搬来一张桌子、一个木架，斗南还跟我玩笑说，这是他和萝卜头打发的嫁妆。我用白纸把木架三方裱好，便成了衣柜，让我们昏暗的小屋里有了一个亮点。公公用泥砖帮我们垒了一个小灶，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1971年的冬天也很冷，屋檐下挂着尺来长的冰凌。 农历十一月初七的早上，我肚子一阵阵地疼痛。我知道我快要生了。我将预备好的10张大草纸放在枕边，那是垫着生孩子用的。突然双喜进来了，不由分说拿起草纸就走，我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一会，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我吓了一跳，以为是肚子里的孩子在哭……这时双喜进来，面露难色地告诉我，他妈又给他生了一个弟弟。 啊!我愣了，婆媳一同坐月子，天下有这样的事吗?奇怪过后，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我面前，母亲远在益阳上班，婆婆生了孩子也要坐月子，谁来打理我呢? 狂风裹着暴雪在茅屋顶上呼啸，我的肚子越来越疼了。这时公公抱来了一捆棉花杆，我叫双喜赶紧到代销店重新买来草纸，并叫来了队上的一个接生婆。我坐在火堆旁，满屋子的浓烟呛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腹痛难忍，泪水汗水交织地流进了我的嘴里，苦涩苦涩…… 我听母亲说过，生孩子要躺着，可接生婆却要我坐着。我不知所措，折腾了整整一天。到半夜时分，我拼尽全力，“哇”的一声，孩子终于出生了!是个男孩。 这时传来一声鸡叫，估摸是后半夜了。小叔子是白天生的，属农历十一月初七出生，他出生得早一点，辈份也大些。儿子是晚上生的，算是初八吧，因是冰雪天生的，我便叫他冰儿。 望着骨瘦如柴的儿子，我没有半点做母亲的喜悦。家徒四壁，我拿什么来养活儿子? 双喜并不因为当了爸爸，就懂事了，月子里也不帮我洗洗尿布，抱抱孩子，任凭我端着装满尿布的盆子，冒着风雪到沟渠里清洗。寒风刺骨，水里冰凉，我的泪滴落在水里，我的心也生痛生痛。多亏小姑子经常过来帮忙，我才稍有歇息。 邻家媳妇生孩子，杀鸡宰鸭，月子里养得白白胖胖。而我呢，连鸡毛都没看到一皮，别说吃鸡了，更别奢望吃什么荔枝富圆了。我望着嗷嗷待哺的儿子，心中是难耐的苦闷。小时候臭美的我，也不喜欢照镜子了。因为镜子里的我，面黄肌瘦，一脸倦容，都快成老太婆了。 多亏母亲寄来20元钱，让我度过了那难捱的月子。 婆婆高龄产子，加之营养不良，奶水极少，小叔子经常饿得哇哇叫。我于心不忍，叫双喜抱过来给他喂点奶。我的奶水也不足，满足不了两张小嘴，两个孩子都瘦得皮包骨头。 当年，湖区农民的烧柴主要靠一年一度的砍芦苇。我们分家是队上砍柴之后，公婆见我们没柴，每次来只是抱那么一点，并没有要分一部分给我们的意思。火煮火煮，没有火，怎么煮呢?一满月，我就挑起箩筐，拿起扫把，在临近的港堤上扫起落叶来。就这样坚持了三个月，才勉强解决了一个冬的生火问题。
枯苗望雨 快过年了，我和双喜带着出生50天的儿子回娘家。 可能是隔辈亲吧，爹妈对小外孙格外喜欢，外孙的到来给家里增添了许多欢乐。冰儿不哭不闹，很招人疼爱，姐妹们都争着抢着去抱他。此刻的我，终于有了做母亲的幸福感。 要回乡下了，临行前，母亲偷偷塞给我一个百元大红包。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菲的巨款，也算是母亲对我的一种补偿吧。我没有告诉双喜。 有了这笔钱，我给儿子买了几套新衣服，买了一袋子奶糕，还给家里添了一些日用品。那时乡下没有奶粉，奶糕就是婴儿最好的营养品了，我给小叔子也送了些过去。 冰儿一天天长大。为了这个家，我还得出去挣工分。白天，我把儿子托付给婆婆。看着模样有点相似的叔侄俩并排睡在特制的摇篮里，不知情的还以为我生了双胞胎呢! 双喜做了父亲也不曾改变他的孩子气，每天除了出工，跟社员记工，很少过问我母子俩。 一次他在外面喝醉了酒，天黑了也不见回家，我焦急地到处找人。鱼塘里，沟渠旁，都不见他踪影。夜深人静后，我听到了猪栏屋里传来了呼噜声，才发现他睡在一条板凳上。望着他醉醺醺的样子，我更加伤心落泪：这就是我终身相伴的丈夫吗?我是女人，也需要男人呵护啊…… 我在无爱的日子里挣扎，找不到共鸣，看不到希望。我盼望温存，渴望软语，但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奢望。怪谁呢，这是我自找的啊!我没有地方可倾诉，只能将痛楚埋在心底。每当家里来了他的亲戚朋友，我都强装欢颜，客客气气招待，对他的弟妹我也情同手足，从不流露半点不满，让他挣足了面子。在外人眼里，我们是多么般配，多么恩爱……
自得其乐 结婚那年，刚好欠收，生产队没有完成国家的征购粮。公社干部便带着队长挨家挨户倒米桶，米桶倒光了，就屋里屋外到处搜，闹得鸡飞狗跳墙。我悄悄在草堆里藏了一袋米，侥幸没被收走。唉!这日子没法过了。我得想法挣点钱，改善生活，把儿子养大。 我从镇上买来一只小猪仔，粗糠野菜地喂养它，到年底也长到了百十来斤，卖出去挣了好几十元钱。望着一堆钞票，我很有成就感，当年就还了生产队一部分超支款。 我还在房前屋后种了些蔬菜，偶尔也能换回一点油盐钱。青黄不接的四五六月，我也和队上的姑娘一道去农场采莲蒿、捡菜叶。农场不像公社，同样是拿锄头，他们叫职工，我们叫农民;同样是按劳取酬，他们拿工资，我们记工分;同样是吃饭，他们有定量，虽不能吃饱却不会断顿，我们没定量，但一到荒年荒月就会“吊锅子”。这时的农场，因地广人稀，作物和野菜遍地，就成了公社社员“打秋风”的好地方。 农场一位大婶见我是知青妹子，路过她家菜园时，就常在我篮子里塞上一把新鲜菜。有了这些菜，让它埋在饭里，盛饭时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有时就是一个菜团子，也会让我儿子欣喜若狂。 那个年代，农村是不允许社员搞副业的，说是“资本主义尾巴”，一旦发现是要被割被批斗的。 不知从啥时开始，几位大胆的村姑开始织起渔网来。一张渔网除掉本钱可挣得两三元，我也偷偷加入了这一行列。晚上，把儿子哄睡后，用一块黑布遮住窗户，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恰网”。网恰好后，就拿到镇上的寄卖店去，有了这些收入，手头便活络多了。 我给双喜做了两件的确良衬衣，据说这样的衣怎么穿也不起皱，很多街上的小伙都还没韵过味。我给自己也添了一套军绿色衣裤，穿在身上跟个女民兵似的。那时我出身不好，谁会让我当民兵啊。可如果经常穿，就会让人看出我动机不纯，只好回娘家时才偷穿几天。 带孩子、养猪崽、采野菜、恰渔网、做衣裳，还有纳鞋底、打毛衣、织袜子，缝缝补补，浆衣洗衫……，不知不觉，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位标准的农妇了，虽然那时我还只有二十出头。辛苦归辛苦，但当我一家穿戴得整整齐齐，乡人投过来的眼神似有倾羡之意时，便有点沾沾自喜，自得其乐。
为人师表 1972年底，幸运之神终于向我展开了双臂。大队支书见我能说会唱，又是见过世面的城里人，便推荐我担任民办教师。 未料消息一传出，就有许多非议，说我是地主崽子，别误了人家子弟。结果，我那当贫协主席的公公出面了，说济刚早已是他们贫雇农家的媳妇了，怎么就不能当老师?就这样，我如愿以偿地成了大队的民办教师，每月工资五元。我带着儿子吃住在了学校。 我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把每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教他们读书写字、讲卫生、懂礼貌。那时的乡村学校是很少有音乐课的，我教孩子们跳舞、识谱、唱歌，丰富了他们的文娱生活。白天我给孩子们授课，晚上在煤油灯下阅卷，一字一句地批改作业。傍晚时分，还走村串户，向家长汇报孩子在校的表现。孩子们生病落下的课程，我都会找机会一一给他们补上。久之，我与学生建立了深厚感情，有个没有妈的孩子还称我是“妈妈老师”。 我教的班级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孩子们亲近我，家长也喜欢我，我的表现让同事们刮目相看，并受到了学区领导的嘉奖。他们经常来听我讲课，夸我组织教学好，语言风趣，思路清晰，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 那时的学费每期两元，但每到新学期报到，总是有部分家庭凑不齐，我就时不时垫上两毛五毛的。 我教的班有个叫谢建东的学生，患有小儿麻痹症，遇到刮风下雨，我总会在小桥边去接他。所谓小桥，也就是用一根木头横搁在沟渠两边，走在上面晃悠悠的。他开始有些自卑，不愿和同学们说话，生怕别人笑他，也怕老师不喜欢他。其实他很聪明，学习成绩也很好。我有意多接触他，找他谈心，经常在课堂上表扬他。慢慢地，他不再抗拒我了，遇到不懂的地方也能主动来找我。同学们也不再排斥他。他找回了自信，渐渐开朗起来。几十年过去了，逢年过节他总会送来他对我的问候。去年，我特地到乡下看了他，他开了一家修理店，生活绰绰有余，让我欣慰不已! 还有个叫傅海珍的女生到美国去留学，临行前给我送来一包糖果。我受之有愧，说我才教你三年呢!她却说，你是我的启蒙老师，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你给我打基础，我怎能有今天? 虽然我的教书生涯不长，但各行各业都有我的学生，不说桃李满天下，也算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 转眼冰儿上小学一年级了。这年的农历十月二十日，我又生了一个女儿。女儿非常漂亮，我给她取名叫丽丽。俗话说，女儿是父亲的贴身小棉袄。向来冷漠的双喜特别疼爱女儿，女儿也特黏他，这时我才发现双喜也慢慢像个当爸的人了。但他对我仍不冷不热，连个称呼也没有，叫我时仍像村里那些男人叫堂客一样，只“呃”一声，让我不是滋味。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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