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麻石街】我的老街

　　【往事麻石街】

　　我的老街

　　杨 卫

　　年龄越大，越容易怀旧。或许，这是因为时间的压缩作用吧。人走得远了，后面的路，反倒就越来越长了。故乡的老街，对于我，就是一串长长的回忆，总是能够给我提供美好的想象，带给我无穷的回味。常常，当我困顿的时候，只要回想起故乡的老街，心里都不免会为之一振，涌出一股暖流，呈现一生的滋味。

　　我的故乡，在湘北地区，是南洞庭的重要门户。连绵不绝的雪峰山脉，在这里趋于平缓，形成一片开阔的冲积平原，谓之洞庭平原;一条发端于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北青山的赧水，与一条发端于广西资源县越城岭的夫夷水，从左右两源合并于邵阳县双江口，转而为资江，再流经邵阳、新化、安化、桃江等地，从我故乡穿过之后，汇入洞庭湖。因此，我的故乡，也是资江流域最为重要的转运码头。

　　资江是洞庭湖的分支，与另外的湘江、沅江和澧江，并称为四大流域，纵横交错、穿梭于潇湘境内。湖南自古之所以被誉为“鱼米之乡”，与这四条江河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充足水源，不无关系。一年四季川流不息的河水，不仅适合于水稻和各类水生动植物的生长，而且也给丘陵地带陆路不甚便利的湖南，带来了水路上的发达。所以，古时湖南境内的城镇，大都是位于江边，沿河而起，在风水上更有河北筑城为阳、河南建市为阴的讲究。我的故乡，坐落在益水之北，故而得名益阳。

　　五十年代的资江。(取自杨卫收藏的老报纸)

　　关于益水，古文献里多有记载，但大都语焉不详，隐约其词，因此，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悬念与猜想。益水是否就是现在的资江?或是另有其它源流?历来都有不同看法，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不管分歧多大，有一点恐怕大家都无疑义，那就是益阳的先民们择居于此，确实是因为这里依山傍水，有着适宜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益阳境内就有了人类居住，在此牧猎耕种，繁衍生息。如果追溯起来，距今已有五年左右的历史。东周以前，益阳区境属《书•禹贡》所载九州中的荊州管辖。战国时期为楚国黔中郡属地。公元前221年，秦灭楚后，立长沙郡，下设九县，益阳作为其中的一个县，由此得名。算起来，就城市的历史而言，益阳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据说，益阳也是目前中国仅存的四座两千多年不曾更名的城市之一，可见其性格之顽固，历史之悠久。其实，只要略为了解一点历史知识，就能知道历史上不少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都曾跟益阳发生过联系。比如三国纷争时，红脸关公就是在此演绎了一出“单刀赴会”的英雄故事;比如唐宣宗时，宰相裴休也曾在此护法讲学，留下了裴公亭等著名的历史遗迹……

　　但尽管如此，益阳相比另外三座两千多年没改名的历史古城——邯郸、成都和即墨，无论是就其影响力，还是知名度，都要略逊一筹。不过，这倒成了好事，因为恰恰是这种边缘状态，为世人所忽略，反使其躲过了历次战乱，也幸免于现代化的过度开发与建设，以至于到今天仍还保留着一条明清古街。而我，就是出生于这条老街之上。

　　民国时期的益阳二堡。(挪威传教士后人百丽女士提供)

　　其实，我的祖籍并非益阳，父亲是山东泰安人，1953年从西安邮电学校毕业之后，为响应国家号召，主动申请南下到湖南来工作，这才奠定了我作为益阳人的基础。据说，父亲留在益阳，完全是由于母亲的缘故。因为父亲到益阳后不久，便认识了益阳本地出生的母亲，并很快坠入爱河，以至于回绝了调省城长沙工作的机会。这也真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该错过的会错过，该相遇的必会相遇。

　　我和益阳老街结缘，便是由于父母的结合。之前，他们住过益阳的三里桥等地，那时，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待我出生时，我们家就搬到了老街上。现在我还记得，我们家当年住的房子，是老街上为数不多的砖瓦房，乃一幢旧式的二层小楼，我们家在二楼。那是益阳市邮电局的一处家属院，我们住的小楼，是家属院的后面一排，前面均是青砖加木制的小平房，故而，从我们家的阳台放眼望去，能够看到前面和周围一大片乌溜溜的黑屋顶。

　　这些由木材与青砖混合建筑的黑瓦房，就是遍布于益阳老街之上最为典型的明清建筑了。它们大都是就地取材，取当地的山石、树木等材料建筑而成。就其风格而言，一方面结合了湘西山区建筑的某些特点，如用麻石打基、以木材做梁等等;另一方面也借鉴了一些江南水乡的建筑模式，如以青砖砌墙、用黑瓦铺顶等等。由此形成一种独属于益阳老街上的建筑风格，呈现出了遵循自然、巧于取舍、开合有度、公私分明的美学特征。

　　此外，这些建筑的内部，也颇为复杂和讲究，往往是以二合、三合，或是四合天井院为基本单位，用一个又一个的天井院落，将房屋与房屋之间，以及房屋与过道、楼层之间有机地组合起来，再灵活地布置卧室、客厅、厨房等用房，既合理地安排了采光与通风，又给单一的住房，赋予了变化的空间。真可谓是虚实对应，既独立，又整体;既丰富，又无比协调。

　　我们住的那个家属院，名为院，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天井，只不过是加以翻新了，属于新式的天井。在我印象中，我们院的那个天井，要比一般民居的天井大一号，而且还铺上了水泥。或许，这是因为邮电局征其作为家属院后，拆旧补新，加以改造之后的结果吧。

　　但尽管我们的天井院，已经旧貌换新颜。可是，除了我们的那幢二层小楼，左邻右舍的房子，仍旧还是低矮的青砖木屋，透着明清时期的古朴气息。如果从我们楼上下来，要出门的话，就得跨过那个水泥板的天井，然后再穿越这些老屋。我还记得，这些老屋分布在两边，其间有个走廊，益阳人叫巷子，完全是封闭式的。因此，巷子里非常昏暗，只能从两头借光。不过，巷子那头，却甚为撩人，因为穿过去，便是益阳当年最为热闹的临兴街了。

　　临兴街属于益阳市大码头片区，听名字就能知道她当年兴旺的程度。在我出生时，虽然是“文革”时期，到处都在抓革命，临兴街早就脱去了昔日的繁华，但仍不失为益阳的商业中心。当年益阳老城最为气派，也是最为高大的几栋建筑——大码头百货商店、副食品商店、益阳饭店等等，就坐落在我们街边。而老益阳的市政府、银行、邮电，以及商业局、粮食局、航运局、新华书店等机关单位，也都离我们相距不远。所以，那一带是老益阳名副其实的中心。

　　六十年代的益阳大码头百货商店门前，杨卫的母亲曹晓云(左)与她同事合影。

　　事实上，在陆路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大码头作为水运的交通枢纽，几乎成了益阳的最大门户。大码头的“大”字，就是因故而来。不过，听老一辈说，更早的老益阳，其繁华地段，并不在资江上首的大码头这边，而是在下首的西门口、南门口和东门口一带，那才是益阳古城的城郭。但是，明清之际，随着越来越多外来人口的迁入，尤其是资江上游宝庆(现为邵阳)、新化、武冈、城步、新宁、安化等地的“排牯老”，即排筏工人，将益阳作为温柔乡与安乐窝，纷纷落户于大码头一带的头堡、二堡和三堡等地，并大规模地输入外来文化与外来思想，带来无数的商机，也就将益阳老城的中心，逐渐引向了大码头一带。

　　正是因为大码头一带，掺杂了不同地方的人，融合了不同地区的文化，所以，这一带的生态，极为丰富，可谓三教汇聚，九流云集。20世纪80年代，迁出大码头之后的我，初涉社会，又曾回到此地玩耍过一阵。那时候，在益阳街上玩，只要提起大码头出来的，其它地方的年轻人，都会敬畏三分。原因就在于大码头这一带的人，彪悍勇猛，喜欢霸蛮，有着码头文化的传统。我记得，有一次我受了别人的欺负，还专门跑回大码头搬过救兵。当然，这些都是年少时的轻狂与躁动，也是后话，是我搬出临兴街多年后的事了。

　　回到过去，大码头遍布着酒楼茶肆，宅第店铺，以及戏院、钱庄、赌馆、烟舍等等，既是益阳的商业中心，也是益阳的建筑博物馆。在我儿时，这里许多地方都还保留着明清时的原貌，除了大码头百货大楼、副食品商店、益阳饭店等几栋新式洋派建筑以外，其它建筑都还是旧式的模样。这些建筑用青砖、黑瓦为材料，与木梁、木柱、木窗、木门等相结合，辅之以木雕、石雕和凌雕为装饰，形成一种既美观又实用的民居风格，也充分体现了益阳人兼容并蓄的性格。此外，古老的麻石街，贯穿于这些青砖木屋之间，将街头巷尾巧妙而有机地连接起来，又赋予了老街幽深醇美的古韵。

　　2017年1月杨卫在五十年前母亲拍过照的地方留影。

　　我儿时，大码头上面的二堡、三堡，以及下面的东门口、南门口一带，仍还留有不少这样的麻石街。父母常带我一起去老街上走亲串门，因此，我很早就体会了老街的古韵，闻到过老街上的烟火气息。那时候，如果从我们住的临兴街出发，往上走依次是群众街、永清街、聚庆街、新兴街和涌泉街，往下行则是福星街、乾元街、西正街和东正街，其街长延绵不断，有整整十五华里。其时，两边还没有出现什么高耸建筑，有的只是一些错落有致的老店铺。

　　这些老店铺的铺面并不大，均是青砖木屋的结构，经年累月，风吹日晒，早已斑驳褪色，泛起了陈旧的深褐色。但屋子虽然破旧，且并不宽敞，可店铺和商品种类却很丰富，既有百货店、南货店、杂货店、粮油店、肉食店、花布店、糖果饼干店、槟榔烟丝店等等，也有切笋子的、磨米粉的、修洋伞的、补鞋的、编簟子的、扎灵屋子的、卖刷把子的、炒瓜子的、摆小人书的小摊小铺……真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因此，这些店铺里经常是热热闹闹，挤满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乡民。这些乡民或是乘船而至，或是步行而来;他们有的挑着箩筐，有的挎着竹篮，一个个东张西望地穿梭于老街之上，总是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那时，汽车还很稀有，老街上除了单车，能够载人的，就只有人力车了。这些人力车和着单车一起，在老街上出出进进，跑来跑去，给凝固的老街增添了不少动态。印象最深的，还是黄昏时刻。每到那时，逛街的人流，渐渐散去，挂在街边电线杆上的广播，就会照例响起。而随着广播声响起，老街上的一些居民，便会纷纷往麻石街边摆出桌椅，有坐出来乘凉的老人，有趴在那里写作业的孩子，还有一家人热气腾腾围坐一起吃饭的情形……诸如此类，以暮色为背景，在渐消的夕阳下，共同演绎出了老街上温馨而安详的一幕，让我至今仍还记忆犹新。

　　因为益阳是个移民城市，码头文化盛行，故而，也引起了一些善心人士的担忧。所以，历来都有人在此兴建庙宇，至近代甚至还有不少西洋人，不远万里跑到益阳来传播福音，在此兴办教会，建立教堂、学校、医院等等。凡此种种，都是这些善心人士和布道者，希望借助于宗教信仰的力量，移风易俗，为益阳塑造淳朴敦厚的民风。

　　据说，过去十五华里的益阳麻石街上，曾有九宫十八庙。它们分别是五福宫、帝王宫、天后宫、药王宫、福星宫、万寿宫、紫云宫、乾元宫、南岳宫，以及关岳庙、玉皇庙、地母庙、师公庙、水府庙、魏公庙、白马庙、财神庙、轩辕庙、七公庙、张飞庙、天符庙、城隍庙、明星池、神农庙、葛公庙、江神庙、圣庙等等。而教堂与教会也同样分布甚广，不仅城内有五马坊的信义大教堂，城外的资江对岸，即桃花仑一带，也屹立着信义神学院、信义医院、信义中学、信义小学等许多教会建筑。只可惜我出生在“文革”，那时的民间信仰，均已被迫停止。所以，我没有感受过那种浓烈的宗教氛围，对老街上的信仰情况，也是知之甚少。

　　1974年12月30日，横跨资江的益阳大桥，修筑通车之后，我们家便由资江北岸的老城区大码头，迁到了资江南岸的新城区桃花仑，自此搬出了老街。不过，虽然我离开了老街，后来一直生活在新城区，长在机关大院内，但老街作为我的出生地，其悠远的历史感与浓烈的人情味，却一直令我梦魂萦绕。

　　一晃数载过去了，我离开故乡益阳已经有二十多年，迁出老街则更为久远。如果不是听说老街要拆迁，我可能很难再回去，老街也就会成为我遥远的过去，凝固于我的记忆深处。然而，一个即将拆迁的信号，却犹如闪电，划开了我平静的生活，也唤醒了我跟故乡的联系。后来，通过几位当地艺术家的联络，我参与了发起保护老街的计划。这对于老街上出生的我，当然是责无旁贷，属分内之事。其实，我们呼吁保护老街，不只是为了给自己留住记忆，更为重要的是，为古城益阳的发展，寻找自身独特的优势。

　　2017年1月杨卫于益阳大码头正在拆迁的现场。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集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驱使下，迅速扩张，形成了千篇一律的发展模式。短期看，这种发展现象，似乎不可避免;但长远看，却使许多城市丧失了个性，也失去了持久的竞争力。事实上，如今这种千城一孔的城市形态，其弊端早已经显露无遗了。许多城市也开始了反思，甚至有些地方为了打破这种同质化的局面，不惜花重金来修筑一些伪古董建筑，打造所谓特色老街、特色古镇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益阳尚还保留着真正的明清老街，是件幸事，是天赐益阳人的福气，当地政府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如何保护老街，将其有效地利用起来，开发成益阳独特的风景资源与旅游品牌，却是考验当地政府执政能力与管理智慧的关键所在……

　　作为老街上走出来的益阳人，我只希望老街能够延续和发展。因为那是古城的灵魂，也是我的灵根。

　　2017年春节前，杨卫重访益阳老街的古巷。

                                                          2017.1.31于北京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