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来是湖南的作家，他从1979年开始起步的文学创作，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与新时期文学发展有着同步性，他的创作的局限和突破都覆盖在新时期农村题材创作的总体进程之中；第二，他的处女作和成名作都发表在《湖南文学》杂志上，可以说是《湖南文学》发现和培养了刘春来。从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时代对文学创作的决定，从第二点我们则可以看出一个刊物的基本品格和作家命运以及文学命运的密切关系。我之所以特别地提出这两点，是因为一个时期以来超越时代生活对文学创作的制约，已经成为某些作家制造永恒的传世之作的口实，而某些刊物对这样并不正常的创作追求的推波助澜，又反过来吹胀了某些作家的类似氢气球渴望摆脱大地式的欲望。于是，把土地视为超越一切的保证，并为她不断奉献低婉而动人的歌声的刘春来，在我们眼里有了一种特殊的价值；于是，凝神谛听刘春来们的歌声，并使之广为传播的《湖南文学》杂志，于我们有了一种格外宝贵的地位。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从村社结构的变迁来透视乡土中国的命运，是作家们一把屡试不爽的利刃，柳表、赵树理、周立波等都有过成功的尝试，蛤蟆滩、三里湾、青溪乡也因此成为特定时期中国农村的缩影。刘春来接受了前辈作家的成功经验，以对铜鼓冲的现实生活的开掘来反映新时期中国农村的风貌。在他的铜鼓冲世界里，有士旧的朴素人情故事（《蛮老三、满女和月》），有“我”混沌初开时见识的风风雨雨（《萌芽》）；有十年浩劫时期留下的良心孽债（《甲老爷祭》），有永远走不出铜鼓冲世界的玉阿婆（《玉阿婆》）；有反映新时期中国农村青年爱情、生活的《在八月的田野上》，有描述新时期农村基层干部和知识青年生存图景的《走访李小迪》……可以说，刘春来以他的“铜鼓冲人物临摹”、他以对铜鼓冲世界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观照新时期中国农村的镜子。

　　在处女作《爱情的天平》发表以后的好几年时间里，刘春来追随着伤痕文学大潮扬文舞墨，基本上处于随波逐流的模仿阶段。《锈铁泛光》、《萌芽》、《甲老爷祭》等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均缺乏独特之处。拿这一阶段写得较为出色的《锈铁泛光》来说，不是何士光《乡场上》的翻版，尽管在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和心灵觉醒的必然性方面，弥补了《乡场上》的一些不足，但其主要思想和人物形象却没有脱离窠臼。刘春来要摆脱自己的“迟到者”身份，无疑只要摆脱自己的“迟到者身份，无疑只有凭借自己已经显示的对农村题材的审美定向和对农村生活的深厚积累，进一步深化自己的情感体验。”

　　发表于1985年的《玉阿婆》，是刘春来进入铜鼓冲世界深层的标志。他没有受“寻根”大潮的影响去荒山僻壤踏勘民族文化矿脉，而是将创作的视点对准铜鼓冲的现实生活，描述了中国老一辈农民的生存状态。玉阿婆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的生存状态的出现，实际上说明了民族文化已经流入当代生活形态，因此也就不必舍近求远去荒山僻壤“寻根”。玉阿婆那种“人生在世，就是做！死命地做，不顾一切地做”的生存哲学，那种近乎痴狂的恋土情结，那种永远趟不出铜鼓冲的文化心态，直指一种有意味的人生。这种人生与民族文化的伟大与狭隘并生、稳固与保守相因、包容性与封闭性共存的深厚结构有着深刻的同构性。在我看来，无论是写乞丐还是写皇帝，对于艺术来讲，描写对象并不决定作品的价值，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它化与普遍人生的连结，取决于它们能否能达一个有意味的人生。刘春来在《玉阿婆》里对人生况味的认真品尝和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入开掘，充满着对艺术真谛的顿悟。

　　《铜鼓冲人物监摹》是刘春来在“铜鼓冲”这一典型环境里塑典型人物的一部中篇办作。在这部作品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长清先生这一基层干部的形象。新时期以来，我们很少看到过正面描写农村基层干部的作品，相反，以权谋私、装神弄鬼、见风使舵、铁面无情的土皇帝形象通过许多农村题材作家的一再强化，已经深入人心，以致一得起农村基层干部风们就马上想到周克芹、古华、何士光等作家笔下的形象。应该说，对农村基层干部的这种习惯性反面描写，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农民出身所固有的小农意识与常常偏“左”的政策的执行者身份，确实造就了不少土皇帝。但是，农村基层干部毕竟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带头人，毕竟是中国农村长期安定团结的重要保证力量。因此，舍弃对他们的正面描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刘春来笔下的村支书长清先生，其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地与群众同甘共苦，受到广大群众衷心爱戴。刘春来对长清先生的心理与动机、机智与幽默的描写，都具有本质的真实，矫正了中国当代文学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偏颇描写，具有特殊的价值意义。

　　发表在《湖南文学》1988年3月号的《走访李小迪》，是刘春来“铜鼓冲系列”的突破之作，刘春来在以往小说所具有有清新幽默叙事机巧诙谐、人物描写新切传神等特点的基础上，找到了与乡村文化内质相符的表达方式：温情脉脉、悠闲散淡、机警睿智、平稳厚实，《走该李小边》题材不新，情节简单：省城记者“嫩黄反”怀着一种神圣的感情，专程来铜鼓村采访期待发表“向世界告别的歌声”的农村作者李小迪，结果发现不过是一出恶作剧。——这实在算不上一个传奇故事，但作者却凭借自己较强的以少总多的能力，使作品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主题意蕴。数千年农民文化心理的积淀的影响，左倾右摆的农村政策对干部群众健康人格的扭曲，新时期依然盛行的不正之风对官风、民风的破坏等等，作品都涉及到了，但作者的叙述却依然温情脉脉、漫不经心，与农村生活所固有的平庸状态取一种同构的表达方式，给了我们一种强烈的反差效果。刘春来一扫以往农村题村小说太注重人为因素对个体意识进行强化、太爱带着理念去寻找冲突的火花等积弊，本色地实录生活的原始状态，即使对王办公的世故、油滑、狡黠，也没有象其他小说那样善恶悬殊、对比分明，而是持一种合理的追求用不合理的形式表现出来，更是宽容和欣赏，这反倒使他的作品赢得了很高的真实度。

　　《玉阿婆》、《铜鼓冲人物临摹》和《走访李小迪》等作口所组成的“铜鼓冲系列”写了各种有意味的人生，写了不同的家庭命运，写了村社结构的核心——农村基层干部，对新时期农村的各个层面均进行了深入的透视。因此，把铜鼓冲看成是新时期中国农村的缩影应该说是恰如其分。

　　《父亲》：对新中国历史的深刻反思

　　刘春来在《湖南文学》1987年10月号发表的中篇小说《父亲》，是他在铜鼓冲世界之外进行深入开掘的一部力作。刘春来用不肖子孙“我”的口吻来叙述父亲的经历和命运，用审视的眼光对待父辈。由于父亲的特殊身份——南下战士、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决定了父亲的命运与所处时代的特殊关联，因此，刘春来的审视必然也带上了浓厚的对新中国历史的反思色彩。

　　刘春来带着十二分的不恭不敬，极尽嘲讽、亵渎之能事，用近乎恶作剧的手法，把新中国历史上曾被我们奉为神圣而顶礼膜拜过的一切，作了彻底反诗化的还原。父亲蓝福娃的光荣参军，仅仅是因为其奶奶被日本鬼子的马队踏死了，他要以一种族间械斗的形式复仇；他作为革命种子撒在龙鳞这片地上，其实是因为他疲劳得实在爬不起来了；父亲因自己的管区两年死人逾一千开枪自杀，却被老上级提升一级、坐上县委组织部长的宝座；父亲连死也要死在他曾风流过的草丛里，快乐得大声喊叫！刘春来冷静甚至残酷地叙述着，不时由衷地感叹：“我的父亲是一个混蛋，一个绝对不可以信任的混蛋”，“我的英勇无畏得惨不忍睹的哥哥呀！……”表达他的愤怒、痛恨，但是他的心却在流血。

　　可以说，偶然性覆盖着“父亲”的一生，从他走上革命道路到他作为革命种子撒到龙鳞大地，当他当上县委组织部长，都不是“父亲”人生历程的必然。“父亲”的人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错误，只有在他快乐地死去的那一瞬间，他才找到自己，“父亲”的命运悲剧是如何造成的？《父亲》以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农民土地革命，作为这场革命的主体的农民，他们的素质——觉悟、才干、文化素养等等与这场革命的宏伟目标，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是“父亲”命运悲剧的根源，这是新中国历史充满艰难和坎坷的症结，这也是微的生活理想——“混个排长当当”，到父亲为表明自己已不是文盲所写的“狼心的地主”“狠狠地打我父亲”的发言稿，都无不证明主体素质对革命目标实现的局限。而这种低识的狂热性，使一部分干部在执行党的政策过程中扮演“许大马棒”的角色，实在是不可避免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父亲》既深刻地反映了人在历史发展规律面前的渺小，又严峻地提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本身的矛盾，是一部难得的深刻之作。

　　对于“父亲”，刘春来没有伪饰，没有巧辞，相反，充满亵渎和批判的意味。因此，《父亲》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少带有忏悔意识的作品之一。中国文学从来不缺乏浅薄的优患和悲观，但从来没有西方文学中由于“原罪感”的驱使而具有深刻悲观的那种作品。刘春来在《父亲》中一方面残酷地让“父母”在革命大半辈子之后又回到豫西土地上，回到人生的起点；另一方面又让他们蓝家的第二代、第三代风流干出一桩桩惊天动地的“功业”，透露出骨子里流满农民血液的中华民族的近于“原罪”的悲观。但是，我却从这种悲观里感受到一种希望。作为不肖子孙的“我”对“父亲”的亵渎和批判，毫不推诿的灵魂拷问和自我审视，都使人感受到站在整体的超越位置批判历史和现实的坚强能力。

 

 

　　朴实、执着和深沉，是刘春来近期创作的显着特色。这一特色与土地有着深刻的对应性，而且纵观刘春来的创作，恰恰是土地造就了刘春来的这一创作特色。他带着对土地的热爱开始起步，伴随对土地认识的深化进行突破，他的创作自始至终把根扎在这片充满诗意、热情同时也不乏阴暗和古板的土地上。

　　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价值追求，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这种价值取向的独特性尤显突出。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本是建国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热门，但进入新时期以后，农村题材却日渐受到人们冷落，考察个中原因，固然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发生重大转移有关，但农村题材创作需要花更多心血、下更大功夫才能出新所构成的对作家的考验，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农村题材已经经过无数高手的侍弄，不少大师的开垦，要想有新的突破，必须不务虚名、甘于寂寞。与此相反，某作家改换门庭涉足新题材领域，三拳两腿，不久就有“奠基人”的桂冠落到头上；某作家出道几日树起新流派的旗帜，七弄八弄，很快便有“开创者”的称事号挂于名下。这使得作家的分化和创作的转向成为当代文学的奇观之一。

　　但是，土地是我们的母亲。“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乡土中国》）由于中国社会浓厚的乡土特征，以及这种特征所带来的整个中华民族与农民文化之间的天然联系，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任何对民族文化中乡土成份的藐视，都会导致作品思想深刻性的缺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青年作家刘春来对变迁的中国农村的关注，是他文化价值观念和时代变迁意识达到成熟的产物。

　　在刘春来的笔下，土地作为人、文化、自然三者相互创造被创造的物化形式，充满着生命的灵性。土地如同上帝在冥冥之中褒奖着它的臣民的忠诚（《在八月的田野上》），惩罚着它的儿女的叛逆（《父亲》），在某些篇章里，我们甚至感到人的生命与土地已经合二为一：土地就是人，人就是土地（《玉阿婆》）。应该说，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刘春来以自己对土地的绵绵情愫，以蓬勃着的生命激情，使不容易达到的境界在我们眼前出现了。这，雄辩地说明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生命有着高度的统一性。

　　尽管刘春来的创作缺乏对土作为文化之根的这一特征的开掘，使得作品历史感不强；尽管刘春来的创作对农村新事物的认识在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之间常常摇摆，显出时代给创作主体带来的困惑，但是我们仍然认同刘春来的审美取向，对他的创作给予赞赏。因为，我和刘春来一样的明白，土地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生存之根，是我们超越一切的保证。和土地比起来，有什么不是过眼烟云呢？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