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益阳 五羊坪(2) 胡卫群
那人 一直觉得五羊坪人很傲气,很有些桀骜不驯的感觉。 用当地的说法叫“黑屎” ,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叫“牛逼”。 或者,这与地理文化有关,也与地缘政治有关。 大山里的人,耳目闭塞信息不通见识不广 ,虽民风彪悍却只是“百步大王”,走出大山骨子里却有一种自卑感。 而坪上的人,因居住聚集,人口密度大,交流多,信息传播较快,自认为比那些山旮旯里的人见多识广,说话的口气自然就大。 如果这块坪紧靠河流,而且这河流直通大江大湖大海,可以进县城,到省城,去下游的大城市,甚至遥不可及的外国,这坪上的人就不得了了,一张口就会牛逼哄哄。不知道罗家坪刘家坪曹家坪李家坪人是不是这样子,但五羊坪人确实是这样子的。 得益于资江的便利,五羊坪人走南闯北不是难事。做生意的,闯世界见世面的应该不在少数,小小年纪顺江而下到桃江益阳武汉求学的就更多了。 有趣的是,五羊坪人外出经商没听说有发大财当大老板的,外出求学不安心读书投身革命的倒是不少。其中最出名的是熊亨瀚。
熊亨瀚出生于1894年,10岁时离开家乡到益阳龙洲书院(1906年改为益阳高等小学堂)读书,15岁考入益阳驻省的育才中学,因同乡关系结识了湖南新军四十九标营级军官刘文锦和张德弥等,参与同盟会的秘密活动,支援武昌起义。反对袁世凯窃国失败后亡命日本,追随孙中山。一年多后回国继续参加反袁并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经夏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郭亮、何叔衡、谢觉哉等共产党人一道,在湖南具有较大影响力,大革命失败后于1928年被主政湖南的反动军阀何健杀害。如若不是英年早逝,革命胜利后大约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呢。
或许是受革命先驱的影响,或许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骨子里具有的反抗性和求索性,我家祖辈也不安分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反清时期,外公就是五羊坪第一个剪辫子的。 ——二舅很早就参加了雪峰山的地下党,据说当时的领导人是大名鼎鼎的汉寿人帅孟奇(人称帅大姐,解放后任中组部副部长)。二舅妈是长沙铜官人,是二舅搞革命时认识的。解放前夕,二舅受命打入湘西花垣保安团,准备策反迎解,不料因联系人被捕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解放后被不明真相的群众打成反革命,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平反,夫妻双双享受离休待遇。 ——满舅自小崇尚革命,十二三岁就离开家乡,瞒着父母随土改工作队到了益阳。因年纪太小,被安排在县政府当通讯员,后由政府保送,读书到大学毕业,当了教师。我一直很好奇,满舅的名字不从三个哥哥的“子”字辈,而是很独特的叫熊亨諟[shì]。諟,“理也”“是也”的意思,是唯熊亨瀚是从呢,还是熊亨瀚原本就是我们这个祠堂里的族人? ——大舅三舅都是很小的时候就到了衡阳,大舅是火车司机(粤汉铁路衡阳湘江大桥通车典礼就是大舅开的车),三舅当了铁路建筑工人。日寇侵华衡阳保卫战失败,全家逃难到贵州,光复后才返回衡阳。 ——我的母亲在娘家时即投身革命,是地下党的外围积极分子。解放前夕嫁到三堂街,虽与娘家的地下党失去联系,到婆家仍积极参加土改工作队,后来姐姐和我相继出世,组织上才照顾她去教书。就因这段曲折经历,晚年时没享受离休待遇而耿耿于怀。 其实,在那个年代,八元堂几乎家家都有在外地打拼的人,只是我家比较显眼,因为我的外公“月九爹”名声在外。 据说,外公自幼聪慧,读过私塾,能识文断字。学了裁缝且终生为业。还学了些医术,能治无名肿毒,最拿手的是治疗眼疾。 儿时最记得家里经常来客人,大都是头上身上长疱疹的腿脚不便的眼睛红肿的乡亲。每当这时,外公外婆就急急忙忙放下手中的活计,外公给人看病,外婆忙着端茶倒水。 外公看病不收钱,草药是自己采的,洗净在口里嚼碎了敷在疱疹上,三五天就会消肿。看完病后,一般会让病人带些草药样品回家,让他们照葫芦画瓢顺便也学点小单小方。如果路远,留人家食宿也是常有的事。
若是眼疾,一般不敷药,外公就会给病人“画水”。这时候,我就很好奇的跟在外公身边,目不转睛看着他施法术:平端一碗水,闭上眼睛,两指向上,口中念念有词,念毕,手指在水面画几下,喝一口含在嘴里,猛地一跺脚将水喷出,然后将眼患部位揉几下,服下一颗黑黑的小药丸,说过几天就会好的。 很多次,我尖着耳朵也没听清外公念的是什么,倒是调皮的妹妹躲在外公身后,边学画符边扮鬼脸,自得其乐。 神奇的是,路远的眼疾患者不必亲自来就医,只要亲人将患者住的方位和大致距离告知外公,外公只须朝那个方向画一回水,几天后那患者的眼疾也能神奇般的消除。几十年后我仍在琢磨,外公这本事是真的还是假的,或是心理暗示什么的…… 不过,草药的功效是肯定的。 农民常年在太阳下劳作免不了上火,农妇终日在厨房忙碌烟熏火燎眼睛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乡下人的眼疾大都是“火眼”,以清凉解热之法应可缓解。但我的一位对民间医术极感兴趣的朋友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我外公治疗眼疾的办法必有奥秘,为我没有学得外公的真谛而大为遗憾。 其实真正的遗憾,还在于外公的医术没有传给一直跟他住的二舅一家。或许这其中有苦衷——治疗眼疾要念咒语要画水,属于封建迷信,顶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二舅哪敢让子女学这东西。 给人治好了病痛,朴素的乡人自然是要来酬谢的。提半篮鸡蛋或捉一只鸡婆或割二斤肉,也有河里捕的鱼和山里打的野物,进得门来便是一番千恩万谢,那精气神也判若两人。外公呢,便忙着递上水烟袋,外婆则“哐哐哐”打擂茶,继而下厨做饭,提来的礼物也立马上了饭桌,几杯米酒下肚就海阔天空神聊。这场景自然是我们小家伙最喜欢的。 说到外公的医术,其实最受益的是我。 我出生后,母亲忙于工作,把我寄养在一个据说有奶水的奶妈家,报酬是每年两担干谷(那年头是供给制,没工资)。忙过一段后,母亲来看我,正巧撞见奶妈往我嘴里塞饭团。当时我好像只有几个月,邻居说奶妈根本没奶水,就是喂的米饭。母亲气急,抱着我就回了娘家。因为没吃过奶吧,我小时候的整个形象就是“三根筋挑着一个头”,那头因为大,还只能耷拉在肩膀上。外公见状,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只怕难得养活!
作者的母亲(左二)及舅舅舅妈们。 嘴上虽不敢打包票,但外公外婆还是下决心要养活我。放现在,恐怕是要进ICU(重症监护室)了,但那是五十年代,婴幼儿成活率极低,就像小猫小狗一样,死了就死了。那时经常可看到有大人扛着一副小函子(棺材),或挖个小坑埋人的。 没有奶妈,外婆就用浓浓的米汤喂我,硬是把我从阎王爷那儿抢了回来。几个月后,外公每天早上跑三四里路,过河到栗山河买两毛钱瘦肉(别笑,那年头猪肉只有六七毛钱一斤)剁碎了,用芡实薏米等中药材一起蒸烂,兹补我那虚弱的脾胃。快两岁了,就哄我吃肥肉(我一沾肥肉就反胃),张开嘴,夹一筷腌菜放舌头上,然后放一丁点肥肉,再盖些腌菜,让我闭上眼睛使劲嚼,使劲咽。 如此精心调养,我终于慢慢好起来。 后来听说,姐姐小时候也是这样被外公外婆带活的。 不过,我还是很怕外公。他太严厉,在家人面前不苟言笑,尤其是管教小孩,规矩极严。 在饭桌吃饭时左手一定要捧着碗;如若端着饭碗,大拇指必得扣紧碗沿,绝不许手掌托碗底,说那是“叫花子碗”。一碗菜摆在桌上,筷子伸过去只能夹自己这边;夹了菜直接送进嘴里也是犯忌的,必须先到饭碗里过渡一下;假若筷子在菜碗里翻搅那更是大忌。稍有不慎,头上就会重重的挨一筷子头,因而每次吃饭我都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 最高兴有客人来,不但有肉吃,还可以不上桌,几个小家伙在外婆带领下和女人们在灶台边吃饭。脱离了外公的视线,即使不吃肉,也高兴呀! 外公做事很严谨,睡觉前必定到猪栏鸡埘边巡视一遍,所有的门窗要栓紧,灶里火塘里的火子灰须拍严拍实,灶口的柴屑得清扫干净,凳子椅子等所有杂物必统统靠墙边。祖屋传下来这么多年安然无恙,没有火灾,应该是代代都有外公这样的人。
外公在孩子的眼里很严厉,可在大人的眼里却很亲切。他虽然不会作田,但因为裁缝手艺不错,对乡邻极为和善,以致他在方圆一二十里甚至对河的株木潭都有极好的口碑。外公虽不下田,种菜却是一把好手,菜园子里的四季蔬菜和瓜果,简直就是在村人羡慕的眼神或赞美声中长大的。 外公其实还很文艺,思想也很开放。他的才能表现在他会唱原生态的山歌。 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阳光冉冉,南风熏熏,似乎能听到万物拔节的声音。细伢子望过年,大人望插田——插田是农家盛大的节日,家家都把风鱼腊肉菜蔬米饭摆到田头,硕大的猪脑壳也供在田垄上。香烛熊熊,火铳轰轰,只听族长一声号令,男人女人通通下到田里,鸡啄米似地插起秧来。 这时的外公,高高坐在凳子上,一边敲鼓,一边放开喉咙唱歌。唱的什么,我都忘了,大约是祈祷风调雨顺好收成。唱到高兴时,男男女女都直起腰来打和声。 长大后,方知外公唱的是大栗港一带流行的“胡呐喊”,声音好高好亮,好远都能听到。
如今不用弯腰插田了,那“插田歌”大概也没人会唱了,据说“胡呐喊”也濒临失传…… 大年初一,按桃江的乡俗,女人们是不必下厨的。这天,外公会破天荒地亲自做饭,说女人们辛苦一年,开年第一天应该歇一歇了。正月十五也是外公做饭,让女人们疯玩。过年的时候,小孩子最高兴,不光是有肉吃有新衣服新鞋子穿,还有压岁钱,最主要的是,那些天外公不骂人了! 在儿时的记忆中,外婆是最亲的人。 外婆娘家是筑金坝的,嫁到五羊坪来,生育了四男二女,个个有出息。然后守在五羊坪,像老母鸡一样,一心一意抚育我们这些小鸡崽。 二舅因为地下党问题遭受不公,一直窝在老家劳动改造。二舅妈常年在外教书,一年难得回家几次。二舅家六个子女几乎都是外婆一手带大的,加上我家姐妹和衡阳的表姐妹,按现在的说法,外婆家是地地道道的托儿所,更是舅舅姨妈和我爸妈的根据地和大后方。 抚育这么大一群孩子,要煮饭洗衣喂猪操持家务,外婆的辛苦可想而知,却从没见她发过脾气,我们见到的永远是外婆慈祥的笑脸。 每到饭点,外婆就在地坪里亮开了嗓子:恰饭啰——我们这群小鸡崽就纷纷从各个角落里钻出来。如果喊得两句没回音,她就“丽伢”“卫伢”的依次点名,拖长的音调像唱歌似的在八元堂上空回荡。 夏天洗澡最热闹。除了表哥自己在塘里“打泡泅”,表姐躲在房子里,我们这些小屁孩统统站在地坪里,一溜的光屁股,外婆用木澡盆挨个儿洗我们这些泥猴,洗完一个换盆水,流水线似的。洗干净了,便啪嗒啪嗒圾拉着木拖鞋,自己穿裤衩。 “夜饭夜饭,点灯恰饭”,在昏暗的油灯下,小鸡崽们摇身一变成了小猪崽,南瓜汤、锅巴粥,吸溜吸溜灌了个肚儿圆。然后吆三喝四,抬竹床,扛春凳,到晒谷坪里去歇凉。 外婆洗刷完锅碗,洗干净全家的衣服,才有空洗澡。然后把每床蚊帐里的蚊子用大蒲扇赶出来,再放下蚊帐门扎紧,最后才拖着疲惫的小脚,到晒谷坪里接替外公,给躺在竹床上瞪着眼睛数星星的我们扇风赶蚊子。
因为外公会手艺,二舅妈和我们的爸妈都是老师,能拿工资,所以外婆家虽然人口多,但日子还算殷实,油啊盐啊几乎没缺过。 有的人家常年吃“红锅子”,实在克不住了,就派小孩来借油,一般是一酒盅或一汤匙,小心翼翼端回家,用小块布条轻轻在油里蘸一下,在锅里画个圈,算是放了油。 外婆经常叫读书的大表姐把借油的帐用粉笔头写在火柜(橱柜)侧壁上,收了油菜或捡了野茶籽的时节,人家会把借的油还过来,柜壁上的粉笔字自然就没了——外婆会把那些实在还不起的也一并抹掉。 我们这些小鸡崽翅膀刚硬一点,就一个接一个飞出去了。 离别的时候,哭得最伤心的是外婆,嚎得惊天动地的则是我。二舅红着眼圈连骗带哄,将我从外婆的怀抱里拉出来,然后一手拖着我,一手拖着行李,去上“搭漂”——一种上毛板船的如鸭划子一般的小船。外婆则扭着小脚,泪眼婆娑地跟在后面,直到眼睁睁地看着我上了大船,看着在船上同样哭喊的我,慢慢消失在了河的下游…… 五十多年啦,外婆在高岸上与我泪别的身影,一直镌刻在我脑海里。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