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麻石街】解读益阳古城墙

　　往事麻石街

解读益阳古城墙

鲁新民

　　益阳的古城墙，现除了东面一段老墙是脱胎于三国(公元215年)鲁肃屯兵的那道土堤，南面的新墙体是近年的恢复之作，西面和北面的城墙则“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了。

　　纵观湖南的古城墙，除了岳阳因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保存较好外，长沙仅余城南的天心阁及250米墙段，常德也只有一截170米年年喊修年年都在苟延的破城墙。茶陵倒有一围基本完整的南宋城墙，可惜为当地的红砂岩砌成，似少了点历史或文化的韵味。而益阳古城墙，不但史载有序，残垣断砖上还有不少铭文，且目前又恢复了南面的墙体，虽海拔降低了两米，并偷工减料了两个城门，但总算使益阳有了个可凭吊历史、缅怀古人的好出处。

　　因笔者喜欢拓碑访古，探墨索源，因而对有铭文的益阳古城砖也有一定的收藏和研究。今应“益阳在线”要求，本人不揣冒昧，就从城砖上的铭文入手，向网友解读一个似曾或不曾相识的老益阳。

　　一、咸丰修葺城墙，为防“洪杨之乱”

　　有关益阳古城墙的文章，谈及晚清，总提到“咸丰五年(1855年)，知县林廷式奉命修葺城池”。其出处源自清同治《益阳县志·卷三》“咸丰五年知县林廷式奉文修葺城池”。按说，这里纸写笔载，应为信史。但是，就我所知，这修葺的确切时间不对，还有当年为什么要修，主持者或工匠都有谁，在修葺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大事，却无记载。

　　这些，其实都楔印在古城砖上了。

　　益阳城墙的修复，并非始自咸丰五年。从咸丰二年(1852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在这十六年的时间内，一直在对这段于明代便改土为砖的古城墙实行修缮。按说花了十六年，应该修好了吧，可过了八年，即光绪二年(1876年)，又开始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最后维修。这些，是有砖上铭文为证的。

　　如“咸丰二年官民捐修，窑匠吴聚和”，“咸丰三年重修，窑匠吴佑盛”，这些字样，分别见于砖面和砖侧，为阴文楷体。另有砖侧的“同治七年”(1868年)，砖端的“吴佑盛”、砖侧的“同治柒年，周德茂”等，均说明这十六年间，益阳的城墙在修修补补，没断过修葺者的身影。

　　巴掌大个益阳城，现成的城墙仅维修就维修了十六年，除了说明城墙的破旧，大清朝晚期内外交困，县财政捉襟见肘外，还说明了什么呢?依笔者愚见，与那场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有关。因为如果财政没钱，工程完全可停摆嘛，可断断续续总在修，修不起也在修。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状态，说明在统治者眼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在冷兵器年代，这城墙自有它存在或维修的道理也!

　　“一八五一，金田起义”，这个我们在小学历史课都要背的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反清风暴。这场风暴，清廷称之为“洪杨之乱”。因为广西金田离湖南很近，所以洪杨起事的第二年，即1852年，益阳便紧锣密鼓，开始修城了。

　　为保证质量，修城还实行了责任制。因为除了将烧砖的窑主如“吴聚和”“吴佑胜”“周茂德”等楔印于砖上，还有诸如“李记、十七里”等产地，也标在上面。城砖上铭文，可不是为了好看，更不是为了打广告哦。

　　为何责任制到个人到产地呢?乃因益阳破城的教训实在太多。

　　明末农民起义的张献忠，就有“蹂躏三湘”一说。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张献忠“屠益阳”，十二月朝廷大将左良玉借镇压农民起义也“掠益阳”，顺治二年左良玉兵败又“焚益阳”。好不容易改朝换代了，可吴三桂起兵反清也两次“祸益阳”：一次是清康熙十三年二月，吴三桂“兵寇益阳”，一次是五年后吴三桂溃退益阳，“焚烧城内外，官民庐舍罄尽”。这些，在康熙年间的益阳知县江闿心的个人日志上，均有记载。

　　如果个人日志有偏颇，那么三百多年后的2017年，文化部门在对张献忠江口沉银的重大考古中，发现在五十两级别的银元宝中，就有“湖广省长沙府益阳县征”等字样，这，便是益阳破城的明证。若张献忠没占领益阳，县太爷会孝敬他个球?所以，有如此之多的破城纪录，进入晚清的益阳地邑，以“高筑墙”来防范太平军，便势在必行。

　　然而，城墙还没来得及开修，太平军就兵临城下。1852年12月3日，杨秀清部攻长沙无望后转攻益阳，两天后洪秀全率部在资水南岸大败前来支援的清军，从而得胜进城，旋即改益阳县为“得胜县”。期间，太平军火烧学宫，还在益阳水域掠抢民船一千余艘，并于12月7日东下岳阳。

　　所以，那些骄傲于我们益阳“两千多年从未改过名”的人，骄傲照样可以骄傲，宣传依旧可以宣传，但自家人关上门时，还是别忘了，公元1852年12月5日和6日，益阳也有过两天或可忽略不计的——短暂改名。

　　还有，过去有资料云：“益阳人民革命热情高涨，积极支持太平天国运动，数天内便有一千余条民船加入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这场中国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农民起义，我们当然要肯定，也要支持，但如果理性来看，当时的船民刀架在脖子上，是要命还是要船呢，答案也不难选择。

　　“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两千多年前的孟子，似早就看到了太平军的宿命。而我们的地方官呢，也似乎深谙城兴城亡之道，既然天时不利，但我们还有地利，于是以“官民捐修”的形式，开始了城墙的修葺。可能是因为太平军跑了，没了紧迫感吧，这样断断续续，一修就修到了同治七年(1868年)，即平定“洪杨乱党”之后第四年，才告一段落，前前后后花了十六年。

　　所谓告一段落，是因为前面说了，八年之后，益阳又马拉松式地再修了一次。由此亦可见，当时的县衙还是比较体恤百姓的，只要敌军不压境，有钱就修一下，没钱停下来也没关系，不搞什么政绩工程。

　　二、光绪初年，吴知县抽税修城墙

　　近年，读到相关益阳城墙的文章，言及光绪二年(1876年)吴知县修葺城墙，总提到两件事：一是说他专门雇人烧制青砖，印上“光绪二年吴兆熊”;二是说他禀请上司核准，以“每担粮油抽一串文铜钱”，广向民众集资，用于整修城墙。

　　为此，笔者走访了众多古玩爱好者，至今没见到“光绪二年吴兆熊”字样的城砖。不过有两种规格一致的城砖，其砖端分别有阳文楷体“光绪二年”和“正堂吴修”字样。正堂乃知县的别称，吴即吴兆熊。这位吴知县是湖北江夏人，监生(当年最高学历)出身，清光绪二年任职益阳知县，不到一年即被调离。两块砖，八个字，其意思与“光绪二年吴兆熊”差不多。但史料讲究原汁原味，这引号里的字是不能想当然的。

　　吴知县修葺城墙的经费来源，有两种说法。益阳地邑民俗文化研究爱好者尹益辉先生称：“以每石粮抽一文钱为费用”，这个清清楚楚，没有疑义。另一说法是：“以每石粮油抽一串文铜钱”，这里就不知是一石粮，还是一石油了;如果是一石粮(约70公斤)，清光绪二年每石粮约值铜钱二千三百文，而一串文即一千文，若抽一串文为修城墙税，即占一石粮的43%，是不现实的。所以，“每石粮抽一串文”应是笔误，实际还是尹先生的“每担粮抽一文”靠谱。

　　三、城砖产地，以十七里居多

　　清代益阳县域，以里为县治基层行政单位。分为一至二十一里，外加“厢外里”和“在城里”。至今从城墙周边废墟和菜土中，发现的有字城砖大都为不同字体的“十七里”。少量也有“十六里”“十八里”和“十一里七区”的。为什么“十七里”的城砖居多呢?

　　原来十七里辖沙头、三岔河、八字哨、青草港、羊角、过鹿坪等地，均为湖乡。这里泥质细腻，制砖容易成型，加上资水穿流而过，便于运输，也就成了城砖的主要生产基地。据传修建益阳城墙时，民间还流传这样的四六句子：“一里二里出钱粮，十九二十出肩膀，十六十七出手掌”。一里二里在资水上游的武潭、马迹塘，那里山多石头多，自然缺乏细泥制砖，只好出钱。十九里二十里则是泉交河、烂泥湖，那里除了水和烂泥巴，自然一无特产二没钱啦，那就出劳动力吧!

　　四、益阳城墙，竟有长沙的官窑砖

　　在益阳民俗文化研究者彭海仁的家里，笔者曾目睹了一块来自长沙的城墙砖。该砖仅存半截，残长19厘米，宽17厘米，厚9厘米。他说他是在东门口一块菜土里发现的，砖侧有楔印阳文宋字“长沙县知县……”，余下字应是知县名姓，却残缺难辨了。该砖铭文风格与益阳地邑明显不同，字体端庄大气，有明初醴陵送南京皇城城砖的气韵，颇具官窑风格。

　　不过由此也证实了，益阳古城墙有来自长沙官方监制的城砖。它或许产自与益阳相邻的望城一带。至于什么缘由，是购买还是赞助，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