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麻石街】名老中医李星鹄(中)

　　往事麻石街

名老中医李星鹄(中)

老汉

　　(李星鹄(1888—1968)，75岁照)

　　当苏联面包师被抬到李芬的诊所时，随行的卫生员俯下身来，用听诊器听了听，其心脏只有微弱的慢跳了。但转身一看走到身边的这位中国医生，不由得倒抽了口冷气——

　　这哪是医生，连白大褂都未穿!诊断病人时既不用温度计，也不用听诊器，更不用血压仪什么的，而只是用手探探额头，翻翻眼皮，不戴口罩也不戴手套，这说明他连传染病的基本常识都没有!

　　接下来的医治方法和诊断结论，几乎让这位卫生员崩溃。

　　李医生的方法是：揭掉病人的被子，将他脱得只剩一条短裤，命人将他抬到地上平躺着，然后吩咐徒弟去取药。等了好久，才见徒弟提着一只木桶，歪着身子，一步一摇地来了。一看，竟是一桶淤泥!当李医生像泥工一样，拿淤泥往患者身上糊时，这位卫生员准备上前制止：这是哪门子药呢，这不是开玩笑吗?但一想出发时的“死马当着活马医”，便强行忍住，没有发声。

　　他走到中国翻译面前，问诊断结论，得到的回答是“温病”。

　　温病，乃感受温邪所引起的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又称温热病，属广义伤寒范畴。对这种中医常识，苏联卫生员当然不懂。

　　好在有苏联国内的那封密电，“就地焚烧掩埋”，不然，这位卫生员是决不会让李医生如此施救的。于是，他连看都不看，远远地躲到一边去了，这样还可以避免被传染。

　　李医生在继续施救。

　　给患者全身敷上一层厚厚的淤泥后，他又要徒弟去后院捉了几只癞蛤蟆，并折了几枝树叶，再用一些中草药混合在一起，在一个铁质的碓臼里捣碎起来。不一会，就用这些捣好的药敷在患者的胸前和背后。最后，用从鹅羊池摘来的两块大荷叶，将面包师像包粽子一样，将上半身包了个严严实实。

　　而此时的苏联勘探队员，也作了相应的防扩散传染和焚烧掩埋的准备，见中国医生那边没啥动静，吃完晚饭，就一个个哈欠喧天，睡觉去了。

　　睡到半夜，却被翻译叫醒。他们一致的反应是：收尸，并处理后事。但翻译告诉他们的却恰恰相反。原来面包师醒了，嘴里叽哩呱啦不知道说啥，李医生便让徒弟叫来翻译，原来面包师饿了。

　　这一下，苏联同志都面面相觑，感到不可思议了。于是纷纷起来，跑到诊所。这次一进去，就闻到一股浓浓的艾叶雄黄味，地上也洒满了石灰水。同行的卫生员也吃了一惊：原来中国医生也懂传染病!

　　这时的面包师，全身已洗得干干净净，但胸前和背后还捆着大荷叶。看到同伴来了，脸上露出了微笑，说了一句中国医师好神奇后，就说想喝点燕麦粥。

　　这位卫生员奇怪了，电报上不是讲“国内尚无治疗方法”么?为什么中国益阳的这位土医生能治好?难道是国内弄错了，根本就不是什么“epidemic encephalitis B”，而就是中国最常见的“温病”?

　　就在他满脑疑问得不到答案时，眼前的事实却让他不得不作出反应：他走到已是十分疲倦的李医生面前，庄重的向他行了个军礼，并请李医生收他为徒。

　　李芬是医官出身，这个军礼自然受得起。但对于收徒，却不敢应承。因为中医收徒，一般是三年跟班打杂，三年识药制药，再三年才能问诊试堂，前后要历练九年，这洋郎中能熬这么久吗?再说他连中国话都不懂呢!

　　但他还是强打精神，给洋郎中讲了他这次施救的原理：

　　此病为草原上的茵蕴之气流散不畅，加之阳光使其发热蒸腾，产生毒气，是至阳之病。要治疗，须以至阴之物相克。那一桶淤泥是从井里淘上来的，未见过阳光，是至阴之良物，再辅以蟾酥(蟾蜍分泌物)等剧毒，以毒攻毒，方能祛病。接着让卫生员看了一下面包师的眼球和舌苔，说毒已去其大半，明日午时温毒就可全消，之后便是自己调养了。

　　李医生说了这些，开始哈欠连连。这年他已是67岁的老人了，为这个病人，一边全力施治，一边耳朵里还灌满了各级领导的电话和要求。现在，他需要的是马上睡一觉。

　　卫生员毕竟是卫生员，他在向国内汇报救治成功的消息时，还问了一句，该病是不是乙型脑炎?国内的回电把他的疑虑打消了：这的确是“epidemic encephalitis B”，并说，不但苏联有，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均已发现，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且尚无好办法治疗。

　　当时，修柘溪电站是大事，并且对外还不能明说，只能让这些专家打着洞庭湖治理的旗号。这样一来，李芬治好苏联专家乙型脑炎的事也不能宣传。

　　然而，乙型脑炎却不会保密。1955年6月以后，长沙至益阳、安化一线发现了乙型脑炎患者。接着，长沙至北京，至东北，也出现多例，其中多为儿童。最后，再报道东欧也有。

　　不过，能治这种病的专家就在我们益阳，这位医生，就是李芬。于是，报道李芬，就势在必行，就能稳住人心，减少恐慌。于是，媒体便开始宣传李芬，大量报道他治好苏联专家的事了。

　　但外事部门考虑到李芬的姓名似中国味不足，不明就里的还以为是苏联人治好了苏联人呢，于是出于国际报道的需要，便将李芬这个本名隐去，见报的名字便都是他的别名：李星鹄。

　　《湖南日报》1955年8月15日头版剪报。

　　从此，李星鹄的名字在各地报道中大肆叫响，并以专家的身份介绍给国内各医疗单位，当然，更以“中国专家”的名义享誉东欧各国。

　　但具体药方，却以祖传秘方的名义保密，对外国，则以国家的名义保密。所输出的药方，统称“药饼”和“汤散”。特别对李星鹄使用过的“蟾酥”，后来还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而明确禁止出境。对于治疗方法，则大力宣传，即与西医相反，不怕感冒和着凉，凡增补之食一概不宜，患者只能吃萝卜、苦瓜、酸菜汤等滋阴蔬菜。

　　这里的“药饼”，说白了，就是益阳的黄泥巴加生石膏做成的泥饼，不是故意保密，而是太简陋了，在国际上实在说不出口。至于“汤散”中的“白虎汤”和“调胃承气汤”，倒还有几味中药。尽管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简单得说不出口，但不管怎样，乙型脑炎患者在这些泥巴和汤药面前，治一个好一个，来两个好一双。麻石街上的李星鹄，由此而成了全国治疗乙型脑炎的专家，不仅如此，还是国际上的权威大夫。

　　这便是老祖宗的“大道至简”在中医中药上的生动体现!

　　武术高手在搏击时总是一招制敌，击中要害，绝不会大战300回合才击倒对手。益阳的名医李星鹄面对疑难杂症，也是一针见血，药到病除，绝不会故弄玄虚，开大额处方骗钱。面对半世纪前麻石街上的这位神医，那些过度医疗和喜欢开大处方的医生们，该扪心自问或反躬自省了吧!

　　当年，为了制作这些“药饼”和“汤散”，老人带领徒儿们早和泥、晚熬汤的，可以说累个半死。1955年下半年至1957年下半年，整整两年，以李星鹄监制、益阳市联合医疗机构出品的“乙型脑炎专用药”，一车车运往长沙，再由省卫生厅发往全国，并出口东欧各国，直至将全世界的“epidemic encephalitis B”彻底剿灭。

　　更累的还有，这就是被各县市医院请到现场去指导。当时公路尚未铺柏油，加之车辆又笨重，年近七旬的李星鹄，来回颠簸所吃的苦，恐怕是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体会得到。

　　1959年，李星鹄七十有一，这年有三桩喜事接踵而至：

　　一、获国家卫生部银质奖章和奖状，这是我国各医疗机构和个人建国后的最高荣誉。

　　二、被益阳市政府任命为益阳市中医院院长。

　　三、工资定级为益阳市最高级别：行政十级，月工资168元。

　　人活七十古来稀，按说，李星鹄这一世救人无数，感谢他的人当是成千上万，可以说是功成名就，功德圆满了!

　　但是，这院长当到1964年，却莫名成了第二把手。这是为什么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