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倌百粒丸 老 汉 郭老倌是益阳许多上了不惑之年的人都知晓的人物。十年前，老汉在红网上写《益阳的故事》，其中提到益阳传统的十大名牌小吃时，就有深圳、上海的益阳人跟帖：老汉为何不把郭老倌白粒丸写进去?当时，我是这样解释的：郭老倌白粒丸不属益阳传统小吃，是改革开放后的品牌。
为什么说它是改革开放后的品牌呢? 一、连小舌子都吞掉 因为百粒丸作为小吃，自1957年公私合营后，基本只出现在公家的饮食店。而郭老倌的百粒丸，却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了1984年的桃花仑。当年，这里是益阳城区东扩南拓的第一站。 这年，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则正在吹风。老益阳市民还在为单位能不能发奖金，发多少，自由市场和个体经营搞得搞不得，而争论的时候，郭老倌的百粒丸小摊在桃花仑公交站的花圃边，悄悄地出现了。此前三年，他在资阳区那边的将军庙也摆过。 这小摊点，其实是一个可收可放的饮食挑担，担子的一头是炉灶锅火，一头是折叠桌椅。每天早上，老人将这奇怪的担子挑来，炉子一开，热气腾腾，桌椅一摆，顾客自来，给益阳人一种久违的感觉。至于这百粒丸摊档，是不是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还是黑市交易?没有人质疑，也没有人争议。大家在乎的是，这百粒丸是真正的益阳味道，不仅好吃，价格也公道!
郭老倌百粒丸味道确实好，看灶案上那些坛坛罐罐，每碗百粒丸至少用了八种以上调料，因此，百粒丸的汤特鲜，也特美，用益阳人的话来说是，“连小舌子都吞掉”!有人边吃还边议论： 这汤肯定是鱼头加羊骨头熬的，怎一个“鲜”字了得! 岂止鲜，看这汤黏黏的，像着了胶原蛋白，我看是蛇肉炖出来的。 哎，我说你们别光想象，好生闻闻，这汤里含有好几种中药材呢! ………… 对这些猜测，郭老倌不置可否，更不参与争论。 郭老倌百粒丸8分钱一碗，且不要粮票，这对当年“一分钱掰做两分花”的市民来讲，自然又是一卖点。公家面馆的“光头面”，清汤寡水，还一毛钱二两粮，而粮票黑市可买2分钱一两，二两粮票加一毛钱，等于一毛四。这8分钱不要粮票的白粒丸，份量与光头面差不多，便宜了差不多一半不说，那调料和味道不知强了多少倍! 还有，到锅佬倌这儿吃百粒丸，是先吃百粒丸后拿钱，你只要往桌边一坐，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而到面馆吃面，要先排队买牌子，然后拿着牌子又到面锅前排队，而下面的师傅无一不冻脸垮嘴，像卖牛肉似的。好不容易将面端到了手，还得满店子找桌子，寻凳子。最后坐下来准备开吃，却发现那油渍渍的筷桶里没了筷子…… 无论味道，还是价格，还是服务，同样是饮食，因为体制不同，而势如冰炭，悬同霄壤!这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饮食服务业的客观现状，也是城市改革先从服务业开始的必然逻辑。正是冲着这些，老汉我当年也是郭老倌的常客。 年近七旬的郭老倌，当然不知自己的百粒丸在改革大潮中的昭示与启迪，他只知道，这些年，随着记者的光顾与报道，自己的顾客越来越多了，市场环境对自己也越来越有利了。因为顾客多，原来的百粒丸担子改成板车了，桌椅由一套增加到六套了，人手也增加两名了。尤其那板车，他设计得很科学，摆开来是摊子，收起来又成了运输工具。 二、“白粒丸”还是“百粒丸” 这时的郭老倌百粒丸，已不是路边摊，而是路边店了，因为六套折叠桌椅已罩在一个简易凉棚下了。凉棚外挑出一块像酒帘又像旌幡的白布，上书“郭老倌白粒丸”。据说，这苍劲稳健的翰墨，还出自益阳著名书法家马文卿之手。凉棚正面吊着一大镜框，框内有《中国财经报》《消费时报》《广州日报》《湖南日报》《湖南广播电视报》等报纸的剪贴，那都是宣传他郭老倌白粒丸的。还有一个电视报道不好表现，老人就在镜框下方用毛笔写上：“1986年7月24日，香港明珠电视台播放了郭老倌白粒丸的纪录片。” 因年事已高，也因生意太好，这时的郭老倌已不亲自动手了。他搬了一张藤椅坐在旁边，每有客人上门，身着白衣、眼戴墨镜的他，就会欠欠身子，致意问好，那绽开的笑纹，像披离的金菊。 须说明的是，在当时，广告还属于资本主义范畴，是花花绿绿、霓虹灯下的产物，是社会主义着力批判的“香风毒雾”。而郭老倌凉棚里吊着的大镜框，虽然只是一些报道他的剪报，但却又是明明白白的广告。利用党报党刊，利用自己的敢为人先的创业事迹，为自己宣传，这便是郭老倌的高明之处。不仅如此，他还巧妙地利用街巷闲谈，为自己张目。 一次，老汉我在他凉棚里吃百粒丸。可能是我在场吧，他就故意发问：我看你们都是文化人，请说说看，我这百粒丸的“百”到底是“百”呢还是“白”? 那时刚兴起“知识就是生产力”的说法，郭老倌的话题自然引起了我们这些自以为“有知识”的人的兴趣。但大伙说来说去，也争来争去，最后却谁也说服不了谁。 郭老倌见我们争得差不多了，便借机说开去—— 原先也有两个“眼睛架子”在这里争。一个认为是“白粒丸”的，指着我镜框里的《南方日报》说，报纸上写的都是“白粒丸”，而这报纸是要通过编辑和领导审查的，难道人家错了不成?而另一个说：百粒丸者，米豆腐也，米豆腐者，大米做的也，大米是白的谁不知道?所以这百粒丸的“百”，不用颜色而用数字，才显出米豆腐的量多，才道出这米豆腐的特征，也才表现出郭老倌和益阳的文化特色! 这两个年青人谁也不服谁，结果以问益阳师专有名的汤可敬教授为准，并约好，只问汤教授是“白粒丸”还是“百粒丸”，谁也不准与他再争执，谁输了就给对方10块钱。于是这两个“眼睛架架”便乘7路转4路的准备去师专。可是，那天4路车很不规范，两人等了半天没等到，又反过来问我。并且也以我说的为准，谁输了谁给钱。 我说，你们看我这白衣白帽，就应该知道是叫“白粒丸”!就在赢了的青年向输了的要钱时，我又开口了，说且慢，白粒丸姓白，这是谁都知道的，所以有文化的叫法，还是这位后生说的，应该是“百粒丸”，这正是我郭老倌的品牌特色，也是益阳米豆腐与外地米豆腐的区别! 这故事，郭老倌说得绘声绘色，顾客也听得如醉如痴。当时的我毕竟年轻，也当是确有其事地记在了心里。却谁知，以后在不是百粒丸摊档的其他饭局上，或有人说起郭老倌，是“白粒丸”还是“百粒丸”的争论时，才猛然醒悟，郭老倌可谓老奸巨猾也，他生造这么个故事，不就是为他的百粒丸广而告之吗? 为他广而告之还有这样一个新闻： 你晓得吗?郭老倌昨晚与一个温州佬倒卖黄金，被公安局抓去了，共三公斤呢，半夜关进去的! 你胡说八道吧，昨晚我还看见郭老倌在家里磨米豆腐，人家七十岁的人了，半夜还跑到金银山去买黄金?肯定是造谣! 昨晚我亲眼见到熊长庚、原先我们日杂公司的，现刑侦队的副队长，用边三轮摩托车抓走他的，你还争什么? 我为什么不争呢?我就住在郭老倌的街对面。今天早上我还看见他和徒弟推着板车出去的。不信?我们赌十块钱! 好，赌就赌! 老子不上班了都怕懒得，先赢了这十块钱再说! 这场争论发生在第七路公交车上。争论告一段落后，车刚好在桃花仑靠站了。自然，下车的不仅有这两个打赌的，还有一些本就在这个站下对郭老倌很熟的，到底郭老倌抓没抓，他们也关心呢!当然，也有不在这一站下，却非要见证一下这打赌的结果的。于是哗啦啦，一车的乘客在桃花仑下得差不多了。自然，实地观看或见证的结果是：郭老倌身着白衣，眼戴墨镜，依然端坐在那块“郭老倌白粒丸”的旌幡下。 至于，这是名人效用带来的绯闻，还是郭老倌故意使的托，老汉就不得而知了。 三、越是没法考证，越是汹汹里传 不过，随着郭老倌的出名，关于他陈古十八年的一些奇闻也掀了出来。其中，最大的一桩奇闻是：郭老倌是怎样完成原始积累的? 1944年，日本飞机轰炸益阳，听到防空警报后，临兴街的居民都躲进了当时“银波电影院”的防空洞里。共四百多人呢，因上面房屋被炸塌，烟火倒灌进去，洞里的人全部窒息了。青年郭老倌原本是跑进去救人的，结果发现都死了。于是，救人不成，见财心起，死者身上那些玉镯、项链、耳环等，搜搜刮刮怕有三四斤吧，便都姓郭了。 这事真伪如何，因年湮代远，没人会去考证了。可是越是没法考证，越是汹汹里传，因为人们普遍有个心理，愿意相信离奇，不愿相信力气。说郭老倌是靠自己的能力起家，获得第一桶金而完成原始积累的，这太没劲了，唯有一夜暴富，或发了死人财的，大家才相信，因为“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呀!人家英国美国的资本家，那么温情脉脉，那么谦谦有礼，早年的圈地运动、贩卖黑奴，还不照样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四、用的是益阳人都不爱的米 对于这些传闻和离奇，老汉在十来天的采访和写作中，当然也不可能厘清，只好将采访所获，如实写下，让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思索，去鉴别。 如对他广传数十年的“美味白粒丸”的品质问题，老汉也认真采访过。百粒丸是颗粒化了的米豆腐，其原料当然是稻米。郭老倌用的是什么米?我若说出来，可能会石破天惊，他用的是当年益阳人都不爱的米! 这米名叫粳稻米，做出来的饭又软又糯又香，可益阳人为什么不爱呢? 乃因该米没发头，半斤米煮熟后才一小碗，在当时吃米靠计划，城市居民没解决温饱的年代，一听说供应站供应粳稻米，就像欠了壮谷还掖(瘪)谷一样，大伙唉声一片，感到这接下来的日子都没法过了。在当时以填饱肚子为第一要务的情况下，大家宁愿要不好吃、但更能发饭的早稻米，而不愿要这好吃，但填不饱肚子的粳稻米。这便是当年一个让现在的年轻人打死也不相信的黑色幽默。 而郭老倌的石破天惊，就是用大家都不要的粳稻米做百粒丸。不仅如此，所选的粳米，还必须是志溪河沿岸的水磨碾出来的。因为他认为机器碾的米烧浆了，没粘劲。说到这里，老汉向大家再透漏一个秘密，当年闻名益阳的“盛光保米面”，用的也是这里的粳米。对于磨米和熬汤的水，也和盛光保一样，用的是舍近求远的井水，而不是河水，更不是唾手可得的自来水。 至于汤里面的佐料，郭老倌的子孙没给老汉交底，在下就无可奉告了。 五、忘年交成了莫逆交 好，下面谈点儿郭老倌的身世——
郭老倌，本名郭介斌，1916年出生于原益阳县的李昌港乡，有田有土，家道殷实。1946年光复后，随“躲西山”的城区本家亲戚来到益阳三堡，现名为建新里的周家菜园巷定居。尽管郭介斌此时已然三十，且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但妻子牛高马大，理家是一把好手，故土财主郭介斌进城后，便一门心思放在发家上。 凭着农民对大米价值的眼光，也借着益阳城重建复苏这个大背景，年轻的郭老倌在“新化会馆”旁开了一家“干坨子店”。当时，街对面已有了一家名声大振的“苏楚江甜酒馆”，郭老倌的干坨子店哪是人家对手呢! 当然，郭老倌不是与人家来较劲或叫板的，他是“干湿搭配”，来个1+1=3的。虽然苏楚江的甜酒大家都爱，但那是吃得好耍，饱不得肚的，而这混合了菜沫的干坨子完全可以当主食。来一碗或两碗这样的坨坨，和汤和水，不仅饭吃了，油盐和青菜也下肚了，对复兴建设益阳的民工来说，不仅省却了做饭的麻纱，而且快捷便宜又经饿。吃多了若想改改口味，对面就有个甜酒馆。这样，郭老倌和苏楚江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平共处了共10年，两位忘年交也因此成了莫逆之交。 虽然干坨子店小，没有后来的百粒丸名气，但因深受民工喜爱，人气还是有的，钱也是赚了的。这也是后来他添丁加口，到1957年又生了五个孩子，再加上老母、妻子共12口人的生活，能维持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说主要原因，是因为解放前，年轻的郭老倌在李昌港还有30余亩田土，每年能收近20担租谷，这自然也是一个生活来源。不过后来经历了一个“解放”，一个“土改”，这田土就收归国有，分给贫下中农了。他过去作为田土的主人，自然便成了阶级敌人，要揪回去斗的，但乡政府来人一揪，发现他家老老小小有12口人，且大部分孩子还流着鼻涕在地上爬呢，便给他戴了个“地主”的帽子，人就不回去斗了。 转眼到1956年，城市实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大改造，郭介斌夫妇虽然生意好，却因摊子小，也没有什么人家看得上的固定资产，再加上九个孩子两个娘，且三个大人的头上都还戴着一顶“地主”的帽子，谁愿意与之合营呢?因此，郭家便成了益阳城里工商业改造后，少有的没有改造的“个体户”之一。 可以想象，在没有了田土支持，也没有任何单位可依靠的情况下，这12口之家仅靠干坨子这小本生意，是多么不易! 六、三个女儿三朵芬芳 然天无绝人之路。 大儿子郭佑清，于1956年考上了湖南地质学校，三年后即被分配到湖南地质队工作，工资加外勤补助，在一般干部中算得上高工资了。佑清1961年结婚，到1966年就生了三个女儿。三个女儿三朵芬芳：分别叫郭春芳、郭登芳、郭菊芳。之所以对这三个女儿一一道来，乃因姐妹仨不仅模样儿出众，一个个还都是麻石街上的名人： 大女儿郭春芳，读书时因毛泽东“芙蓉国里尽朝晖”的名句，而自己改名郭蓉芳，八十年代后，在桃花仑宾馆开过夜总会、桑拿城。小女郭菊芳，1992年郭老倌去世后，继祖父衣钵又经营了多年的“郭老倌白粒丸”。二女郭登芳，曾是大海塘龙洲路口大型洗浴城“翡翠明珠”的老板，其女郭美美，即郭老倌的曾外孙女，曾因热点案件轰动网络。 这里重点说说小儿子郭佑彩。 佑彩1957年生人，小名“彩贱婆”。贱，是益阳人给孩子取名的常用字，贱者，易长成人也!虽这里非正式名。 顺便说一下，因郭老倌儿女成群，除老大读了中专，其他都读书不多，甚至没进过学校门，加上父母没单位，均从小就跟大人在麻石街上刨食吃，因此每人都混了一个绰号或小名，如二癞子、军长、大橘子、小橘子、驼子、小妹陀，还有这彩贱婆等，这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生存线上挣扎而烙下的印迹。像“驼子”，他自己不驼，第七个女儿却因摔断了脊椎无钱医治，而造成了终身残疾。 前面说了，1956年公私合营，年轻的郭老倌因本小利微，行业特殊，没有公家与他合营，而乐得成了解放后我国最早的个体户。不过，这时的国家把粮食也统管了去，郭老倌做干坨子的主要原料粳稻米，便断了来源。虽干坨子做不成了，但有了粮食指标作保证，郭老倌一家作为城市户口，饿是饿不死的。然而，要筹集这12份计划粮的钱，对他们一家，却是个不小的生存考验。 益阳人为益阳有条麻石街而骄傲，可长期以来，益阳的乡下人却不以为然：麻石街上能结谷?1956年公私合营后的郭老倌，身材瘦小从农村自愿落户到麻石街的郭老倌，面对10多张加起来有两尺多长嘴巴的郭老倌，必须用行动去回答：麻石街上不结谷，但也能刨食吃! 这便是，他带着他的儿女们，像麻石街上那位著名人物，他们的街坊刘宝一样，为缺劳少力的人去挑河水，担黄泥巴，到排上去剥木皮子、捡竹缆子，到基建工地做小工，或去对河砖厂挑砖泥巴……。 而这位“彩贱婆”，按说他是郭老倌的满崽，加上身子骨单薄，即使家里再没吃的，也不会让他饿着，麻石上再不好刨食，也轮不上他着急。可佑彩说，他还不到7岁就帮家里看摊子，卖凉茶和薄荷汽水;才10岁，就跟父亲出冰棒，卖冰棒。 郭家父子卖冰棒与别人不同，人家是沿街叫卖，他们是到船上去卖。每天天不亮，父子俩就去资江冰厂进4箱冰棒，整整400支，由父亲做两次背到大码头的趸船上，佑彩则守着箱子。等“长沙班”“西湖班”“桃江班”等轮船相继上客时，父子俩就把冰棒背上去，分别在船的上下层叫卖。中午在船上吃一顿客饭，下午再在各返航的客船叫卖一通，虽然最晚的“西湖班”要到6点。卖完后还不能马上回去，要到冰厂去排好第二天的队。 这样起早摸黑的生计，虽然辛苦，但他们看好的是，冰棒在船上可多卖一分钱一支，较之沿街叫卖，省了体力不说，还多一倍的销量。所以父子俩一天下来，至少可多赚4块钱。 然，卖冰棒只有夏季，春、秋、冬三季还得找其它活路。佑彩说，他虽然没有像哥哥们一样去挑泥巴，但是像摆凉茶、劈甘蔗、煮菱角、削荸荠、腌制糖酸藕片等，他都做过。且在他看来，这类生意像上船卖冰棒一样，做得比别人省力且又能多赚钱。 七、一个品牌的创立 这里，还须补充一点，虽然郭老倌和他的儿女在麻石街上像野狗一样，天一亮就满街去找食，但只要各种“运动”一来，他和妻子就得去建新里居委接受“不得乱说乱动”的教育或批斗。此时他的老娘已走不动了，两口子点头哈腰被批斗完后，还要把批斗精神传达给“老地主婆”的母亲，嘱咐她“一定要听党的话，好好改造”。 另外，郭老倌的家教也很严明，不管生活多艰难，工作多困难，都不许偷摸、打架、说假话。所以，老郭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大小五六十口人，没有触犯法律和损害他人的行径，在社会上更没有半点不良名声。 并且，他的子女和孙子一辈受他的影响，几乎天生有一种从商的基因，并且也比一般同龄人更关心时事和政治。如1979年，就是这个彩贱婆，在广播里听到《光明日报》关于中央给地富分子摘帽的决定，便要父亲给街道打报告，请求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虽然大码头办事处的回答不尽人意，但也实在：你这地主的帽子不是我们给的，要摘只能去找李昌港公社。而李昌港的回答立马就给全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你不是单独现象，待全公社地富的帽子都摘了，我们会通知你们街道的。 大概是为了这份感恩吧，佑彩说，父亲晚年订的第一份报纸就是《光明日报》。 后来就是这份报纸，天天喊“解放思想”，带头搞“真理标准”讨论，鼓励发展“个体经济”，于是在1981年春天，一个计划在郭老倌心中酝酿成熟，那就是开发大米的价值，做百粒丸! 1981年5月1日，在将军庙的正街上，郭老倌架好百粒丸摊子，摆好桌椅，打出了“郭老倌百粒丸”的招牌。比那招牌更吸引人的，是专熬料汤的炉罐里，白生生地炖着一块两尺来长的大肥肉，热腾腾的香气飘满一条街。这对当时尚未解决温饱、买肉还凭票证的市民来讲，是挡不住的诱惑。 然而，就在顾客纷纷排队准备一品美味时，郭老倌却不见了! 原来，郭老倌把摊子摆好后，回家收拾打扮去了。收拾打扮一新的郭老倌，身穿洁白的抹兜，手袋蓝色的袖套，挑着一担崭新的白铁桶，扁担两头还各系了一块红绸子。原来，他挑的是一担老开水，对迎候他的顾客当街宣布：进口的东西，卫生是第一要务，你们看，这案上的油盐和调料，我都盖了防蝇罩，所用的碗、筷、勺，都用开水消过毒后才开张，今后也欢迎大家对我监督批评! 这一幕，被当时的益阳市委通讯专干徐林林看到了，回到办公室，他写了一篇《卫生也可生财》的评论稿，发在了中国《消费时报》上。这位后来做了《潇湘晨报》副老总的大编辑说：在调离益阳前的那几年，我都不敢从郭老倌的摊子面前过，只要他看见了，每次就以“监吃”的名义，请我吃一大碗百粒丸。 也是从这篇新闻评论后，郭老倌便成了益阳乃至湖南的新闻人物，全国有七八家新闻媒体都对他进行了报道。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老记者曾瑞华，更是对他有过一个长篇连续报道。
1992年春，郭老倌终因一生劳累，积劳成疾，不幸逝世，享年76岁。这个戴了30年“地主”帽子的人，实则是油尽灯枯，付出了比常人都要多的体力与精力，到了他应该歇息的地方。他一生不烟不酒，成天忙碌，养育了9个子女，创造了“郭老倌白粒丸”这个名牌小吃。在他之前，有人经营过百粒丸，且也姓郭，牌子却没他响;在他之后，又有多少后继者，但也没人超过他。 “郭老倌白粒丸”成了益阳的牌。这块牌的创立者，是吃苦耐劳、勤俭智慧益阳人的楷模。他的名字，将永远写在益阳饮食文化的史书上，也将永远镌刻在益阳人民的心里! 从他的后人那里采访归来，老汉最深的感悟是：人生一世，所谓成功，尤其是一个品牌的创立，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脚步，实实在在的汗水，在成功的路上，是没有任何投机取巧和运气可言的。年轻人应该有热情，也应该有幻想，但热情和幻想都不能代替你的脚步，代替你的汗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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