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听邓丽君 文/杨卫
1995年5月8日，远在泰国清迈度假的邓丽君，因哮喘病急性发作，凄然谢世。许多人撰文吊唁，以缅怀那个甜美的歌喉与娇媚的身影。在众多哀悼声中，我读到一篇北大教授张颐武的文章。与许多的追忆方式不同，张颐武没有渲染邓丽君对那个时代的影响，而是从自身经验出发讲述了他早年是如何与邓丽君的声音相遇，并由此引起心灵的震荡，带来情感开悟的过程。其中提到他最早听到邓丽君的歌声，是通过一台砖头块录音机的时候，极为相似的经验，让我突然感觉到了电击一般。同样是因为一台砖头块录音机，同样是由于邓丽君的歌声，砸向我记忆的深渊，将一个锁在我私人抽屉里的时代徐徐拉开，让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久逝的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 我是在这样一类革命歌曲的烘托之下，出生于湖南境内的一个江边小城——益阳市。那时，街头巷尾到处洋溢着斗争的激情与革命的口号，仿佛整座城市是一个红星照亮着的战场，随时准备去战斗，随时准备要燃烧。我在这样的环境中，伴着嘹亮的高音喇叭长大，从小对喧嚣哗闹有着某种恐惧。上海学者朱学勤在研究法国思想家卢梭的时候，用过一个词，叫着“广场意识”。我想，这个词不仅只是对应了法国大革命前夜的卢梭，更可以涵盖我们这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孩子。的确，那个年代给我们带来了广场上的灿烂意向，但同时也为我们增加了某种无处避荫的焦炙感。 正是在这样一种烈日炎炎的焦躁中，一个偶然机会，我无意中邂逅了海峡那边的邓丽君，闻到了一股清新的海风。我最早接触到邓丽君，是她离世前的二十年，也就是1975年，是在一个和风熙熙的春天。我已经忘了那天是因何缘故，家里没有人，我独自呆着感到十分冷清，便打开家里的收音机搜索节目。突然，我拨动的按钮穿过忽隐忽现的杂音，被一个清晰的频道吸住了，里面正缓缓传出一曲婉转而缠绵的歌声，就如同一把带螺旋的锥子，撬开了我紧锁的抽屉。倾刻间，整个世界都坍塌了，我不禁醉倒于其中……
多年以后，我读到唐人钱起的一首诗《锄药咏》，里面有一句“不随飞鸟缘枝去，如笑幽人出谷来”。顿时便被“幽人出谷来”的意向所震住，这多么像我初次听到邓丽君歌声时的情形呀!在一个被意识形态隔绝的时空，幽暗处传来了绵绵情长。那是一种信息时代的人们难以体会的感觉，因为当时的禁锢，因为与外面的高音喇叭形成鲜明反差，使这个声音变得分外妖娆，也格外诱人。于是，我急切地想搞清楚这个声音的来历。通过播音小姐的介绍，我知道了这个柔媚的声音，出自于一个名叫邓丽君的女孩，而这个节目叫《为您歌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邓丽君这个名字，从此明白了“敌台”其实并不可怕，原来只是比我们这边甜美一些，柔靡一些，抑或温馨一些而已。于是，我便偷偷地记下了《为您歌唱》这个频道，也深深地记住了邓丽君小姐。 之后的很长时间，只要家里没有大人，我会迫不及待地打开收音机，像打开自己隐蔽的抽屉，寻找着一些时间的秘密。不过，要找到这些秘密，并不容易。因为是“敌台”，时刻受到监视，总有各种电波干扰，所以，我不得不反复寻找，不断地切换频道，才能找到最佳的收听效果，且声音还不能放大，必须关窗拉帘，小心翼翼。那情形真像是做贼一样，心虚得一塌糊涂。而只要家里有人，我就更加心虚了，断然不敢再去踫收音机，即便是收音机被家里人打开，我也是有意躲在一旁，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现在回忆起来，仍觉得好笑。不过，虽然我偷听的机会并不多，且总是在慌里慌张、偷偷摸摸中进行，但里面的很多歌我现在还记得，尤其是《为您歌唱》的主题曲，我已是烂熟于心： 我要为你歌唱 唱出我心里的舒畅 只因你带给我希望带给我希望 我要为你歌唱 唱出我心里的悲伤 只因你离我去远方离我去远方 ……
弗洛伊德研究过人的潜意识，认为最初的童年记忆，能够成为一个人心灵的避难所，挥之不去地影响其一生。对此，我深信不疑。我总想，假如我儿时没有受到远方的诱惑，感受到邓丽君温婉的声音，我的理解力不会打开，或者说即使打开了，也是炽热如焰，不会有今天这么多款款深情，当然也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感慨万千了。也许，这就是宿命吧。幻想的抽屉，一旦被什么东西拉开，就一定会把这个东西装进去，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邓丽君小姐，就是我儿时锁进抽屉里的秘密。每每回忆起来，都是暖暖哒。 我可以把抽屉公然拉开，光天化日之下聆听邓丽者，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还记得刚开放时那几年的社会变化，由上而下，突然像换了一个人间，其勃勃朝气，也深刻地波击到我所生活的小城——益阳。随着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下来的人》在电视上热映，街上不少年轻人也戴上了以影片主人公名字命名的“麦克镜”，并脱去身上清一色的橄榄绿，换上了喇叭裤和花衬衫。录音机作为一个新型的科技产品，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起先，益阳街上拥有录音机的家庭并不多，只是在很小范围被使用，且不是后来的立式机型，而是像张颐武描述的那样，形状酷似砖头，只能躺着播放。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家也弄了一台，据说是为了给姐姐学习英语用的。不过，名为学习，实则已完全变成了我和姐姐听歌娱乐的工具。那时候，大陆尚未出现流行音乐，故此，大部分音乐都是靠境外走私，从私人渠道传播进来。而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被翻录次数最多的，无疑就属邓丽君了。 后来，时代发展，录音机也开始更新换代，由原来砖头块换成了立座式，又由单卡变成双卡，并从一个喇叭扩成二个喇叭、四个喇叭，甚至更多喇叭。但不管如何变化，邓丽君的歌声，却一直陪伴于我。她的磁带也由刚开始的翻录复制，变成了正规出版，且新歌不断，越来越多，仿佛邓丽君有着唱不完的柔情蜜意，可以带给我无穷无尽的想象。我躁动的青春少年，被她的歌曲所抚慰，豪放不羁的意气中，多了一份婉约之情。
1983年，是中国保守势力的一次抬头。那年春夏，掀起了一场“反精神污染运动”，矛头直指所谓资产阶级趣味，而邓丽君则首当其冲，成了“靡靡之音”的罪魁祸首。我所在的益阳街上，有不少年轻人因为追求所谓资产阶级趣味而受到牵连，有的被处分，有的被拘役，有的被收容劳教，就连我这样一个在校的初中生，也未幸免难。因为常听邓丽君，我曾被当地派出所传唤，并通报到我当时所在的学校——益阳缝纫机厂子弟学校，受到学校严厉处分。回想这些，真是不堪回首。 好在，山高挡不住南来雁，墙高隔不住北来风。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喘息。邓丽君不再是禁区，随着更多港台歌曲的涌入，大陆自己的流行音乐，也慢慢开始兴起。在这个过程中，邓丽君本人虽然已经逐渐淡出歌坛，移居到了海外生活，但她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几乎成了一个流行文化的标志，众望攸归。从老一代歌唱家李谷一开始，但凡能够在大陆流行起来的女声，或多或少都会吸取一些邓丽君的唱法，而像程琳、李玲玉，以及王菲等等，则基本上都是以翻唱邓丽君的老歌起家的，可见邓丽君当年在大陆的影响力。
据说，邓丽君曾一度有机会来大陆举办演唱会，而且某年的春节晚会，导演也试图邀请过她。可惜，阴差阳错，这些都未能成行。1995年5月8日，淡出歌坛多年后的邓丽君，与法国男友在泰国度假，因哮喘病发作猝死于清迈，时年42岁。 邓丽君逝世时，我早已离开家乡益阳，到了北京发展。她的噩耗，还是艺术家徐一晖告诉我的，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总以为只是一个误传。因为邓丽君在我心中早就抹去了生死和年龄，似乎永远定格在了甜美的少女时期，我无法想象她会老去，更想不到她还会死。然而，邓丽君逝世的消息，很快便得到了一些主流媒体的确认，甚至国内《新闻联播》，也极为罕见地报道。于是，各种悼念文章如雪片般飞来。于是，我痛苦万分，感到一丝凉意沁入记忆的抽屉，夺走了我收藏多年的那份温情。 自此，我添了一个遗憾。遗憾这一生，对于邓丽君，只能闻其声，却不能见其人。 2008年，我受高雄琢璞艺术中心之邀，在台湾策划一个大陆当代艺术展，得以有机会在宝岛逗留多日。为了弥补自己心中的遗憾，展览期间，我们一行还专门去了一趟邓丽君的墓园凭吊。
那是位于台湾新北市金山区一个叫金宝山的公墓园，背山面海，风景怡人。邓丽君的墓园就坐落在公墓内，但与旁边其他墓园相隔，幽静独立，自成一体。墓园占地面积大约有70坪左右，是以邓丽君原名邓丽筠的“筠”字命名，名曰“筠园”。据说，筠园是由大陆清华大学前建筑系主任奚树祥设计的，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地形，也融入了许多音乐的元素。我印象最深的是以黑色大理石凿成的巨大棺盖，上面雕刻着粉白色的玫瑰花环，棺盖正面还镶嵌有一张邓丽君生前的彩色照片，既肃穆又让人感到温馨。此外，就是利用科技手段建造的一排巨型琴键，嵌入筠园之中，像一架巨大的钢琴埋在地下，里面还终日飘送着邓丽君的歌声。那旋律宛转悠扬，从隐蔽的地底下缓缓溢出，近在耳旁，却又仿如隔世。这让我不由得又回到自己的记忆中，想到了儿时在益阳偷听“敌台”的年代，想起了婉约绮媚的邓丽君小姐…… 邓丽君，1953年1月29日出生于台湾省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父亲叫邓枢，是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老兵，原籍河北，母亲则是山东人。邓丽君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三个兄长，下有一个弟弟。邓丽君原名邓丽筠，是父亲以“美丽的竹子”之意，为女儿取的名字，但由于后来多数人都将“筠”字误念为“君”，所以就顺口改“邓丽君”为艺名了。 儿时的邓丽君，一直是生活在台湾的眷村。所谓眷村，是1949年后专为从大陆退守到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兴建的房舍，有点像现在中国大陆的城中村和移民村。总之，与本地原居民隔着语言和习惯，相对比较独立，居住也不是很稳定。儿时的邓丽君，就随家经历了多次迁徙。大概在她出生后6个月，他们家迁到了台东县，1954年又搬到了屏东机场附近，至1959年才落户在台北县芦洲……这种流离转徙的生活，使得邓丽君也跟她的父母一样，从小就感受到了某种无处还乡的失落，故而，对乡愁有着更深的理解。大概这是邓丽君后来能够将她的歌曲演绎成温柔乡，直抵人们心底最柔软处的原因吧。 事实上，邓丽君的音乐启蒙，就是从眷村开始的。因为那里是中国的一个缩影，集中了天南地北的各种方言和民谣小调、俚歌俗曲等等。所以，受到这种氛围的熏陶，邓丽君也获得了丰富的艺术资源，并由此奠定了日后的音乐基调。即以旧时上海滩的流行音乐为源，吸收了戏曲、民谣等元素，浑然而成的一种婉约之音。不过，早先的台湾，国民党尚未站稳脚跟，眷村之外基本上还是闽南语的天下。故此，儿时的邓丽君仍然有着强烈的“外省人意识”。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民党在台湾推行的国语运动初见成效，岛内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国语流行歌手，并引发了民众对国语的兴趣，才使得邓丽君一口流利的国语变成了优势，从而有了她日后脱颖而出的机会。
1961年，邓丽君正式拜师学艺;1963年，她首次参加“中华电台”举办的黄梅调歌曲比赛，以一首《访英台》一举夺魁;1966年，她参加金马奖唱片公司的歌唱比赛，又以一首《采红菱》再次夺冠。自此，邓丽君修学从艺，正式踏入歌坛，先是走红岛内，继而受到港人的追捧，后来又风靡东南亚，再后来是名扬日本，最后又在大陆掀起了经久不衰的热潮……若干年间，邓丽君演唱了数百首歌曲，也举办了无数的演唱会，无论是歌曲数量和质量，以及受欢迎的程度，恐怕华人世界无人能及。可以说，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必有邓丽君的声音。她几乎成了温柔乡的代名词，维系着无数游子的灵魂，也将许多人内心的压抑释放了出来，名副其实地赢得了十亿人的掌声。 这无疑是一个罕见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了。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太理解，认为邓丽君的歌词过于简单，音乐也很简陋，怎么会如此受人青睐，魅力四射呢?这是不了解那个时代，也没有真正听懂邓丽君。事实上，邓丽君是时代的产物，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休戚相关。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适时”，不仅只是适应于气贯长虹的英勇壮士，也同样适宜于邓丽君和她甜美的歌声。 首先，邓丽君出道在台湾。1949年以后的台湾，随着国民党撤退于此，迁入了大批的外省移民。这些人大都经历了流离失舍之痛，所以，需要有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来抚平这种“日暮乡关何处是”的失落与煎熬。从更大范围看，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无数战争的苦难，百废待兴，一切似乎都是在废墟之上重建。正所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故国不堪回首，就更要有精神的温柔乡来慰藉了。这是台湾乡愁文学崛起的背景，也是邓丽君流行的原因。事实上，邓丽君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在她之前和之后，台湾的文学艺术，对乡愁这个主题的表达，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代表作。比如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余光中的诗歌《乡愁》，以及白先勇的一系小说和戏剧等等。只不过邓丽君是用歌曲来演绎，加之声音甜美，感情真挚，就更有传播力和穿透力，也就更加深入人心了。
其次，是针对海外华人。应该说，相比过去而言，二十世纪是中国人侨居海外最多的年代。这当然有战争的原因，烽火遍地，自然不宜安居。与此同时，由于视域的开放，使中国人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于是，便纷纷飘洋过海，去往了世界各地谋生计。可是，身在异乡为异客，每个人实际上都成了一座精神的孤岛。故而，也特别渴望闻到某种乡音，来驱散漂泊的孤寂与焦虑。而邓丽君那字正腔圆的音韵，恰好能够引起共鸣。再加之她的歌曲借鉴了许多旧上海流行音乐的元素，也吸取了某些民间小调。所以，更容易引人入胜，让不同的中国人都能够回味其中。 最后，就是在中国大陆的流行，这也是最为戏剧性的反差。如果说邓丽君的歌曲在港台和海外华人世界，是起到了维系乡愁的精神纽带作用，那么，她在大陆，很长一段时间，却是构成了某种心灵放飞与思想解放的诱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错位，也折射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正如我儿时因为偷听邓丽君，禁锢的现实才得以瓦解，以及改革开放之初，邓丽君在满目萧瑟的现实世界掀起了情感的波澜一样。诸如此类，都使得邓丽君的温婉之声，转换成了某种坚韧之力，注入到中国社会的开放进程中，促进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以及对美好事物的无限憧憬……
但无论作为是温柔乡，还是成为万花筒，邓丽君都以她的温柔气质和婉转歌喉，征服了两岸，征服了更多的华人世界，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可惜，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邓丽君这个错落凡尘的仙女，终于没有在动荡的尘世逗留太久，刚入中年，便凤凰西归了。这让无数的中国人备感失落，更令我悲痛不已。是的，我记忆的抽屉，曾被她拉开，而今斯人已逝，我的抽屉又为谁而藏呢?想到这些，我黯然神伤，不禁又回到了遥远的过去，想起了邓丽君的那首经典老歌《何日君再来》。还是以此打住自己的惆怅吧： 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 泪洒相思带 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
邓丽君走了，不可能再回来。她带走了一个时代，也带走了某种情怀。在邓丽君身后，我看到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正在网络世界的飞速运转，以及现代化建设的轰隆声中渐渐消散。所有游子们的故乡，似乎都已经沉沦，再难有情感的慰藉与温暖的填充。 2015.2.21于通州 2018.1.28改于通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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