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麻石街】益阳剧院

益阳剧院

杨 卫

　　我这里要说的益阳剧院，包含了两个话题：一个话题说的就是这个地方——位于中心城区桃花仑的益阳剧院;另一个话题则是借题发挥，以此来追溯益阳影剧院的历史，以及我和这些影剧院发生的种种关系。这个话题关乎我的成长记忆，也贯穿着益阳的现代历史变迁，还是很值得挖掘。

　　说起益阳的影剧院，在过去物资贫瘠、生活单调的年代，几乎是益阳人唯一的娱乐场所。因此，影剧院的位置往往都居于闹市中心，也是最聚人气的地方。由于我出生于当年益阳市最为繁华的街区——大码头临兴街，自幼在位于临兴街的银星大戏院和人民电影院附近长大，又因为母亲是电影“发烧友”，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带我去各个影剧院看戏、看电影，所以，影剧院充盈着我的童年记忆，构成我最早认识世界的渠道，也由此塑造了我的基本性格。我想，我后来之所以喜欢画画，再后来又迷恋于文字工作，大概跟我很小的时候就被荧屏和舞台打开了想象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网友处找到一张“大跃进”时期市人民电影院的照片。

　　其实，我住在益阳市临兴街时年龄还小，那时候的印象很朦胧，根本记不清母亲带我去看过一些什么戏和电影，但是，我对影剧院里面的印象却尤为深刻。或许是我儿时喜欢热闹，影剧院里人头涌涌的气氛早已植根于我的记忆深处，构成了我童年的欢乐园与庇护所，以至于今天回忆起来仍然觉得无比温暖。

　　那时候的影剧院，基本是从过去的老戏院沿袭而来，远没有后来的影剧院那么雄伟和气派。在我印象中，益阳老街上的影剧院，其建筑大都是砖木混合结构，虽然有的外墙用砖和麻石做了翻新，但室内仍然还很陈旧，木制的扶手和地板被人反复踩踏与扶摸，经年累月，早已脱去表面的油漆，显得斑斑驳驳，甚至有的地板已经损坏，人走在上面“咔吱咔吱”，就像是踩在损坏的钢琴键盘上，发出满地的杂音;还有一个印象就是电影散场之后，人去楼空，影剧院里的地上总是会残留下许多废弃物，有烟头、烟盒、废纸、瓜子壳、花生皮等等之类，一片狼藉。

　　我小时候曾在影剧院里看过工作人员打扫卫生，极为粗疏。他们用巨大的笤帚，沿着阶梯一层一层地扫下去，基本只是扫除了表面垃圾，那些落入地板缝隙中的残留物，仍纹丝不动地夹在那里，根本无法清除，有的一呆便是多年……常常，我走进电影院时会不经意间发现这些过去的残留物，它们勾起我对岁月流逝的想象，心灵深处不禁又添了几缕惆怅……当然，这些都是太久远的记忆，除了记得这点心理感受，对于当年在益阳老街上去过的影剧院早已模糊不清。我后来有意收集了不少老文献，其中也包括影剧院沿革的老材料，通过查找这些材料，我才了解到益阳影剧院的历史变迁，由此，我儿时去过的那几家影剧院也随之越来越具体。

　　关于益阳的戏院最早始于何时?现已无从可考，但是，影剧院出现，则有着明确记载。民国17年，也就是1928年，位于益阳向家码头的“宝聚通钱庄”(又名彭公馆)，从上海购得放映机和影片，开始在自己的钱庄放映，这大概是益阳影剧院的雏形与滥觞。不过，彭公馆放映电影并不对外售票，只供庄内人员观赏。民国18年(1929年)8月12日，益阳第一座对外售票的影院——资江电影院正式建立开放，这标志着益阳影剧院的历史由此拉开帷幕。

　　据民国18年18日湖南《大公报》载：“各县通迅：《益阳设电影院》县府科长周之勉等，为提倡娱乐起见，集资在二堡新舞台旧址，创办资江电影院，业于昨12日开演。各机关法团，普送入场券，观者人山人海，甚为拥挤云。”通过这份文献资料，我知道了资江电影院的确切位置，就在益阳老街的上首——二堡，为老戏院“新舞台”改造而成。

　　自资江电影院首创之后，益阳的“三民电影院”(民国24年)、“银波电影院”(民国27年)、益阳社会服务处“民众电影社”(民国27年)即后来的“民众电影院”、“星明电影院”(民国35年)、“群乐电影院”(民国35年)、“青年剧社”露天场(民国35年)、“霞光电影院”等相继建立，又先后歇业。

　　益阳第一次放映有声黑白电影是民国25年(1936)。当时，有人租了“五之园”戏院(今益阳市古道街)，开设“亚新有声电影院”，专门放映有声黑白电影。同年12月，该影院歇业，民国26年(1937年)转租给“新舞台”继续放映，但因芦沟桥事变，影院改成伤兵医院，也于同年冬季停映。此后，战事吃紧，益阳的娱乐业大都歇业暂停。虽然在此期间，曾有黄姓的上海人和戴姓的南京人携35毫米手摇放映机来益阳，在万寿宫、临兴馆等地放映电影，但均属临时行为。

　　民国34年(1945)10月，有梁姓一家从湘西流浪到益阳，继续租“五之园”戏院放电影，却因观众寥寥难维生计，只好也转成流动放映，辗转于益阳兰溪、沅江中山堂、草尾、南县三仙湖和汉寿、常德等地，至民国36年(1947)初才回到益阳。之后，他们与“民众电影院”和“五之园”戏院签订了放映合同，同时也在鹅羊池边上的张姓和罗姓两家大院里放映，自此，益阳城区内的电影放映又有了几个固定点……

　　以上种种，是民国时期益阳民办影剧院的大致发展情况。当然，期间还有一些官办的电影放映活动，比如“湖南省电化教育巡回队”就常来益阳放映各种宣教题材的电影，不过他们没有固定的影院，也没有稳定的放映点，基本都是流动性行为。

　　1949年8月3日，益阳和平解放。同年11月，益阳金星电影院在临兴街成立，益阳军分区也参入了股份。次年，金星电影院被公家没收，交由几名转业军人管理，经过一系列调整之后，更名为益阳市人民电影院。这是益阳城区最早出现的国营电影院，我就是出生于附近，因此，对影剧院的最初印象都与人民电影院有关。不过，待我出生时正值“文革”期间，娱乐活动均已取消，代之而起是“样板戏”的流行，所以，我记忆中最早的电影镜头与舞台场景，大都是千篇一律的“样板戏”。直到“9•13”事件爆发后，“文革”出现转折，从阶级斗争逐渐回归到正常的经济秩序，影剧院才又开始零星地放映一些其他故事片。而此时，母亲带我去得最多的影院，则改成了大庆剧院。

　　大庆剧院位于益阳老城区的福星街，始建于何时，我不太清楚，查阅资料，也没有相关记载。但看名字，我猜想它应该与1959年国庆十周年有关，属“大跃进”的产物。最近浏览“益阳在线”对外宣传官方网站，才知果不其然，该剧院从动土到竣工，仅用了一个月!据有关老人回忆，开演时“剧院的四面墙壁还是湿的”。

　　相比人民电影院而言，大庆剧院是后起之秀，比人民电影院要新，电影似乎也以新片居多。也许，这正是母亲后来喜欢带我去大庆剧院的缘故吧。其实，大庆剧院离我们家也不算太远，因为福星街与临兴街本就首尾相连，所以，我们去这两个影院都很方便。大庆剧院还一个叫法是“湘剧院”，当年的益阳市湘剧一团就在这里。湘剧二团则在大码头上首的“大世界”。

　　我还记得，母亲跟大庆剧院工作人员都很熟悉，每次去看电影，免不了要上上下下打一遍招呼。其中，有位负责人是年龄偏大的妇女，我还管她叫“翁妈”(奶奶)，她不仅常给我们送电影票，而且还邀我们到她家吃饭……这也是小城市的特点，大家生活在一条老街上，相距不远，也就很容易彼此结谊。后来，我每每听到邓丽君演唱的《小城故事》时，总会被其中那句“小城故事多”而勾起童年的记忆。确实，那时候的益阳老城，十五里麻石街(我儿时大都已改造成柏油路，只保留了部分麻石街)，市井繁华，热热闹闹，充满了融融暖意。

　　回忆起来，除了大庆剧院，我还曾跟母亲一起去过益阳县剧院。那是坐落在学门口的一家影剧院，由古益阳的文昌阁改造而成，是益阳为数不多的几个琉璃瓦大屋顶之一，古色古香。不过，由于县剧院离我们家较远，我跟母亲去的次数不是很多，印象也并不深刻。

　　此外，我还恍惚记得，益阳老城区当年能放映电影的场所，还有市工人文化宫、工人电影院、青年电影院、银星大戏院、大世界剧院、海员俱乐部、县委大礼堂、上游电影院、长春电影院，等等。但是，我现在只能喊出这些影剧院的名字，对于其建筑和位置已全然没印象。

　　1975年，益阳资江大桥修通后，我们家由资江北岸迁至南岸，自此，我便离开了益阳的老街区，于新城区的桃花仑长大，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步入社会，直到从这里离开益阳。我更深层次地与益阳的影剧院发生关系，其实，还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去年我回益阳拍摄到的文昌阁。

　　我记得刚搬到桃花仑时，整个南城还没有一家专门影剧院，大都是露天电影，由放映队到各单位轮流放映。唯一一个相对固定，可以对外营业的放映场所，是位于大渡口益阳市茶厂对面的地区大会堂。那本是地区行署用来开大会的地方，但由于开会所占的时间不多，平时便腾出来用于放映商业电影。1975年，我在益阳地区缝纫机厂子弟学校发蒙读书，于次年春转入大渡口小学，该校离地区大会堂很近，所以，每次学校组织学生看电影都会选择在这里。我还记得，当时由学校组织看过的电影有《春苗》(1975)、《决裂》(1975)、《海霞》(1975)，以及《闪闪的红星》(1974)等。

　　“文革”后期的电影——《海霞》。

　　随着文革的结束，以及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种种娱乐活动也得以恢复，电影便首当其冲。“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外来故事片接踵而来，国产新电影也层出不穷，它们洗涤着陈旧的世风，带来了欣欣向荣的景象。益阳剧院、秀峰剧院、赫山电影院等现代影剧院的出现就是应时所需，在这一时期由益阳地方政府筹资兴建的。

　　秀峰剧院和赫山电影院的竣工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它们与益阳剧院属于同时期，而益阳剧院建成开业的时间我却记得非常具体，是1981年7月1日，因为那天我们作为迎宾学生参与了开业典礼与“庆党60周年”文艺晚会。

　　益阳剧院是益阳辖区内第一家甲级剧院，兼有舞台演出和电影放映功能，不仅建筑现代，设施也完备齐全。因为它的位置在桃花仑原益阳地区招待一所对面，离我们住的地区邮电局家属院直线距离仅有百步之遥，所以益阳剧院落成之后，我便以它作为玩耍据点，在此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也演绎了不少荒唐的事件。

　　其实，在这些影剧院尚未出现之前，益阳南城这边看电影还有一个过渡性场所，那就是益阳地委机关礼堂。它的出现比益阳剧院、秀峰剧院和赫山电影院要早。本来它是地委机关用来举办庆典的礼堂，但因为使用率不高，故而平时也拿出来放映商业电影，而益阳地委就在我们邮电局家属院对面，穿过一条马路便是，所以，它也成了我们这些顽皮少年曾经的扎堆之处。我现在还记得，在礼堂看过的电影有国产影片《小花》(1979)、《甜蜜的事业》(1979)、《瞧这一家子》(1979)、《庐山恋》(1980)，以及外来影片《生死搏斗》(香港)、《流浪者》(印度)、《佐罗》(法国)、《追捕》(日本)、《望乡》(日本)、《人证》(日本)等等，其影片内容和影片质量都已经跟过去的电影有着天壤之别了。

　　上世纪的市一中，放电影的地委礼堂就挨着远处那栋西洋建筑。

　　回到益阳剧院，1981年刚落成时也并非益阳南城的娱乐地标。因为自1975年资江大桥修通后，益阳的闹市中心便集中在了桥南和桥北两头，而秀峰剧院就坐落在桥南，与益阳长途汽车站毗邻，是当时益阳南城最为繁华的地段。不仅如此，它在剧院落成的同时，还在旁边建造了一个旱冰场，这更是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因而，秀峰剧院一度成了益阳南城最聚人气的地方。

　　说起益阳的旱冰场，在刚刚改革开放之时可是益阳最为时兴的娱乐活动。此时，由于社会转型，尚未提供给更多年轻人就业机会，于是，有的年轻人无所事事，也就把滑旱冰当作释放自己青春热血，甚至发泄自己不满情绪的方式了。

　　当时，益阳街上有两个旱冰场，一个位于老城区的益阳市体育场，一个是桥南的秀峰旱冰场。体育场的旱冰场，集中了老城区的不少流氓阿飞，他们在那里扎堆，寻衅滋事，发生过诸如“西婆子”拿刀捅人等恶性事件。同样，秀峰旱冰场也是一块是非之地，是南城社会青年的打斗场。八十年代初，我入大渡口中学读书，结识了一些社会上的青年，随他们多次去秀峰旱冰场玩耍，目睹了那里的乱象。那时，旱冰场周围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社会青年，他们歪戴军帽、斜挎军包，个个都不可一世。我曾经还翻过不少熟人挎的军包，发现里面均藏有一把“杀猪刀”……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好在1983年的“严打”，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种社会乱象，使某些专横跋扈的行为得到了某种收敛。这之后，娱乐活动也变得丰富而多元起来，随着旱冰热逐渐降温，代之而起的是台球、录像等新的娱乐方式出现。益阳剧院正是以此为契机，顺势而为，在放映电影的同时又陆续开设了录像、台球，以及电子游戏等娱乐项目，因此很快便把年轻人吸引过来，将益阳剧院慢慢打造成了南城的娱乐中心。而我，正是从这个时候，与益阳剧院结下不解之缘的。

八十年代初的桃花仑，拍摄地在邮电局家属院，商场对面便是益阳剧院。

　　1984年秋，我从益阳地区缝纫机厂子弟学校退学，流向社会，最早就是在益阳剧院一带玩耍。那时候，我们邮电局家属院有几个同龄人，如“水牛婆”、吴志等也相继辍学。于是，我们很快便结成一伙，以益阳剧院为据点，开始了浪荡街头的生涯，还记得我们曾在益阳剧院干过许许多多荒唐事，不由感叹：岁月匆匆一去不返，往事如烟不堪回首!

　　不过，虽然我后来很少再到益阳剧院玩，但因为它是我初涉社会的起点，又因为它就坐落在我家门口，我见证了它的兴衰，所以，说起益阳影剧院的历史，益阳剧院仍是我最深的记忆。情窦初开时，第一次约女孩子出来看电影，就是在益阳剧院。现在，我想不起那个女孩的名字，但却记得约她看过的那部电影，名字叫《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真是一个带有谶语色彩的名字，仿佛预示了我后来的人生，无论走到哪里，走得多远，都脱不开故乡益阳的牵绊，也永远忘不了益阳的那些影剧院曾经带给我的影响与启迪……

　　我收藏的1982年左右的益阳剧院照片。

　　2017年初，我回故乡主持一个艺术活动，期间受益阳知名画家贵仁杰先生之邀去他的工作室参观，没想到他的工作室就在益阳剧院的原址上，不过那里早已经被开发成商业大楼而面目全非了。我置身于其中，搜寻着自己的过去，不禁感慨万千：故地仍可重游，但往事已成追忆，再无觅处的，不只是旧的踪迹，还有自己那颗激扬的少年心……

　　我想，我应该把这一切消失都记下来。这便是我写作此文的冲动!

　　2018.2.19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