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麻石街】我的小学

我的小学

杨 卫

　　回想起来，我的读书经历非常曲折，单就小学而言，就读过好几所。这是移民子女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因为我虽然出生于湖南益阳，但籍贯却在山东泰安。作为山东人的父亲，当年被学校分配到湖南来工作，虽然与益阳人的母亲结合，落户在了湖南，但几乎每年都要回山东老家探亲。这期间，也常会把我带上。所以，每到这时，我都要暂时中断学业，而往往待到从山东老家返回时，我都会因此错过了学期，也就很难再跟上班了。这时候，如果就地降级，父母怕我丢面子，于是，只好将我转学，到另外一个学校去复读;于是，我读书经历中，也就出现了不断转学的情况。

　　(一)

　　算起来，我的小学，曾经读过四所学校，如果抛开在山东老家短暂读过的一所乡村小学，单就在益阳读过的小学，就有三所。她们分别是原益阳缝纫机厂子弟小学、原益阳大渡口小学和益阳桃花仑小学。这其中，我读书时间最长，受教育最完整，也是对我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学校，当属桃花仑小学。

　　桃花仑小学是益阳最早的新式小学之一，前身为信义小学，是挪威信义会在益阳兴办的教会学校，始建于1905年。初建时选择的地址，并不在现在的位置，而是在资江南岸的碧津渡上首，即后来的大渡口附近，也就是再后来的益阳航运局所在地。1910年，信义小学由资江边的碧津渡，迁至现在的桃花仑，围绕桃花仑信义大教堂，新建校舍和住宅区，扩大了招生，才初具规模，有了后来桃花仑小学的雏形。

　　说到挪威信义会，它与益阳的关系，可以说是渊源已久，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首先，它与近代中国门户开放以后，大批的西洋贸易与文化涌入有关;其次，也跟益阳作为资江水上枢纽的重要性，尤其是清末繁荣起来的大码头，作为资江最为重要的埠头，因其贸易繁荣带来大量外来人口的聚集，而亟待精神认同与文化启蒙等因素相关联。

　　众所周知，基督教虽然教派繁多，但核心教义，都是强调救赎，推崇博爱。正是这样一种宗教理念，支撑着他们的教牧人员，使他们带着某种殉道精神，不惧艰险，很早就沿着世界贸易之路，将他们的教义与上帝的福音，引向了世界各地。其实，早在唐太宗时期，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即“景教”，就已经传入了中国。只是因为它的教义，即“上帝创世说”，与东方文化相冲突，后被皇帝下令禁止，从而未能传播开来。数百年后的元朝，基督教又曾再度来华，但仍因价值观的矛盾，以及元朝的覆灭，而功亏一篑。直到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年)，意大利神父利玛窦来到中国，以融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姿态，调整其教义的传播方式，才得以使基督教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但尽管如此，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限于极小范围，往往只是在士大夫阶层与沿海个别区域流行。

　　基督教全面进入中国社会，应该是1840年，即门户被迫开放以后的事情。由于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均以战败而告终，使得当时的清政府不得不被迫开埠，接受世界贸易，从而也为西方文化的全面渗透创造了条件。基督教从原来的沿海个别城市大面积向内陆转移，正是随着贸易的进军路线，而不断扩展开的。不得不承认，这种被动的贸易关系，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平等现象，也不排除个别传牧人员，心怀不轨，也就是后来正统的历史课本告诉我们的，这是“文化侵略”。但就整体而言，或用辩证的观点来看，贸易促进了发展，基督教则启迪了民智。尤其是基督教的救赎精神，从自我忏悔开始，为不平等的贸易竞争，不断进行价值弥补，到内地建教堂、盖医院、办学校等等，更是造福一方，不仅传播了文明，也解救了许多苦难的中国民众。当年进驻益阳的挪威信义会，便兼有这样的宗教使命。

　　话已至此，必须还得交待一下益阳当时的小环境。正是因为清末的门户开放，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使得资江下游的重要商埠----益阳，迅速地发展起来。尤其是城外，即二堡所在的新开辟的“大码头”，作为资江当时最为重要的转运中心，吸引了南来北往的“排牯老”(排筏工人)、贩子、估客和商人等来此聚集，从而也将城市中心引向该堡，掀起了商业水运文化的高潮。“银益阳”的赞誉，就是出现在那个时候，可见，当年益阳的繁荣程度。

　　但尽管当时的益阳，水运繁荣，商业发达，可还是有一个极大的缺陷，那就是在十五华里的麻石街上，没有一所像样的学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缺失。不仅如此，大码头兴起，催生出来的码头文化，也诱发了违背商业道德的诸多恶行，如强拦硬买、拖欠货款、不讲信用，甚至欺行霸市等等，可谓恶势力横行，黑社会猖獗。所以，急需一种道德力量来束缚。挪威信义会，就是在这种价值严重缺失的背景下，不远万里来到益阳的。

　　所谓信义会，是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教会。“信义”二字取自该宗主要教义“因信称义”，强调的是信靠耶稣，而不在于履行教会的条条框框。该会主要分布于北欧各国与美国等地，其大面积进入中国内地，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

　　由于益阳大码头的乱象，以及礼崩乐坏的现状，引起了不少外来贸易人士的担忧，所以，信义会也随之将其作为了拯救与启蒙的重灾区。据益阳县志记载，早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陆续就有来自挪威、芬兰、美国、丹麦、德国等不同国家的近百名外国教牧人员，深入益阳各地传教。但是，后来对益阳贡献最大，也是在益阳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最多的，还是挪威人。他们不仅只是在益阳建教堂，传播福音，而且还针对其道德缺失的现状，制定了一系列拯救人性、打造信义的人文工程。其具体规划是：由挪威基督教差会直接在益阳成立“中华信义会”(后改为湘中信义会)，下办信义小学(后桃花仑小学)、信义中学(后益阳市一中)、信义大学(后益阳师范)、信义医院(后益阳市中心医院)、信义电讯(后益阳电信局)、信义教堂(后益阳市天主教协会)、育婴堂和瞽目院等等。我所就读的桃花仑小学，就是当年的信义小学。

　　(二)

　　在我读书时，中国尚未进入全面城市化的进程，所以，益阳还基本保留着过去的旧貌，与世纪之初的印象相距不远。那时，桃花仑小学的主体，还都是信义小学的基础，学校除了对蓝球场进行了改造，另建了一栋新的教学楼外，其它建筑，大都还保留着旧式的模样。其中，有一幢老式的小洋楼，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年轻教师都住在里面，而我却常常因为调皮，被他们喊过去训话。所以，那幢小洋楼，我进进出出是一个常客。

　　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是一幢以大理石为基础，水泥砖为材料建造而成的西式小洋楼。主体风格仍沿用了歌特式建筑的设计，保留了高耸的屋顶和尖形的拱门，以及修长的束柱、硕大的窗户等等。但也吸收了一些中式元素，尤其是借鉴了一些江南建筑的特点，比如白墙、黑瓦等等。由此形成一种东西合璧、中西融汇的建筑风格，呈现了一种兼容与调和的美感。洋楼有好几层，楼梯在楼内，沿着墙边向上盘旋，扶手均为石材，结实厚重;但楼板却是木制的，时间久远，早已老化开裂，人走在上边，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我们的几位年轻老师，均住在顶层的阁楼里，那些房子的开间很小，屋顶还是斜的，但倾斜的屋顶上，大都有一扇伸出去的天窗;透过天窗，能看到外面的参天古木，微风拂过，树叶微微颤动，犹如摇摆的舞蹈，启人联想……

　　此外，我印象较深的，还有我们学校的老校门。那个老校门，还是当年信义小学在桃花仑建校时所建，虽经年累月，已显斑驳，但几经修缮与维护，仍然庄严地屹立在那里。它是由一个宽大的拱形门洞，与厚重的木质门板组合而成，旁边是厚厚的岩壁，涂着白粉;拱门上方铺着黑瓦，与校园内的建筑相呼应，连成了一片极具特色的建筑群;巨大的硬木门板，镶在大理石门框上，门板上面还用铆钉拼出一些装饰图案，无不给人一种肃穆感。那时，学校的大队干部们，常在校门口检查红领巾，而我和几个捣蛋鬼，又常因为没戴红领巾，被阻止入内。故此，我们会常在校门口跟大队干部们发生争执……至今回想起这些，仍觉得少不谙事，难为了当时为我们好的老师和同学们。

　　回到我们学校的所在地——桃花仑，其实，繁荣的历史并不长。就这个地名而言，也是伴随着挪威人在此创业而出现的，不过百余年历史。二十世纪之前的益阳，老城区主要分布在资江北岸，南岸还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凹凸荒地。据史料描述，当时资江南岸的益阳，地貌就如同一个山字;山字的两边，由西至东，是相距十里地的会龙山和赫山;山字两个凹的地方，则是秀峰湖与大海塘，而中间这一竖，就是现在的桃花仑了。不过，这一竖的真实地貎，却要比两边矮很多，实际上只是一个近十平方公里的土岗，且当时也不叫桃花仑，而是以山上自然生长的植物命名。它们分别叫：竹山坪、茅草湾、茶树城等等。

　　二十世纪初，挪威人选择到这里创业，并把始建于碧津渡下首的信义小学，也一并迁来，便是看上了这里的地理优势。那时候，洞庭湖几乎每年都要发水灾，而在资江流域，来得最早，也是来势最凶的水汛，被称之为“桃花汛”。大的桃花汛来到时，这片土岗的四周，都会被淹没掉，惟独这片土岗郁葱青翠，像是云海里的一仑山峰，屹立在那里。于是，挪威信义会便看上了这块福地，一致决定给这里命名为“桃花仑”。为了使这个地名能够更加形象化和具体化，挪威人还专门从国外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桃树品种，不仅自己在此广为种植，而且还引导当地农民一起栽种。所以，不出几年，这里便桃树成林，每到阳春三月，桃花就满山遍野地绽放。桃花仑因此也就名实相符了。

　　到我记事时，桃花仑的桃树，基本上已经砍光了，故而，我没见过那种花团锦簇的盛况。不过，我虽然没有在桃花仑见过桃树，但当年挪威人随同桃树一起种植的酸枣树，我却是见过许多，而且也吃过不少树上的酸枣。由于酸枣树生长速度极快，待我懂事时，这些挪威人种植的酸枣树，大都已是参天大树了。我记得，当时的桃花仑小学、市一中学(原信义大学和信义中学所在地)、老地委(益阳原为地区，1994年改为市，此为原益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所在地，是在原信义大学和信义中学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等大院内，都有大棵大棵的酸枣树。我还记得，我有几次逃课，便是和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偷着跑去地委大院里打酸枣吃。那种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情形，仿如昨日，至今仍还历历在目。

　　由于我小学总是转学，读书不连贯，再加上有点小调皮，所以，学习成绩一直不好。为此，父母也是伤透了脑筋。为了能使我的学习尽快得以提高，父母绞尽脑汁，也是想尽了办法。将我从大渡口小学转学至桃花仑小学，就是父母为提高我的学习成绩，所做的一种努力。现在说起来，可能转个学很容易，交钱便可以解决，但在当时却并非易事，尤其是对我这样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从较差的学校转入较好的学校，可谓是难上加难。

　　说到益阳大渡口小学，算起来，我只在那里读过两年书，时间是1976年至1978年。此前，也就是1975年，因母亲在益阳缝纫机厂工作的缘故，我在其子弟小学发蒙，正式步入学堂。但同年底，因全家赴山东探望奶奶，只好中止缝纫机厂子弟小学的学业，待到再回益阳时，已是1976年春，早就错过了开学。所以，父母开始重新考虑我的读书问题，干脆就此把我转到了离家较近的大渡口小学。

　　再说说我们家。其实，我们家原来并不在资江南岸，而是在老城区的大码头。1975年，首座益阳大桥修通前后，我们家由北岸迁至南岸，落户在了桃花仑的益阳地区邮电局。自此，我便在桃花仑一带读书、成长，度过了人生中最为美好的少年时光，以及最为骚动不安的青春岁月，直到20岁出头离开益阳。

　　回到大渡口小学，它跟桃花仑小学一样，都离我们家不远，只是方向不同而已。大渡口小学紧靠资江边，因为依着益阳过去著名的大渡口而得名。在益阳大桥尚未出现之前，大渡口是贯通益阳南北两岸的重要渡口之一，以前也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不过，随着益阳大桥的修通，连接两岸的纽带，被转移到了桥南和桥北，大渡口作为传统的轮渡码头，也就日益冷清了。大渡口小学就是在此之前筹建起来的，是为了满足北岸居民大量迁往南岸之后，孩子们读书的需要。它出现的时间并不长，1963年建校，而且在1978年，即我离开的那一年，也取消小学建制，改为了初级中学。所以，包括许多益阳人，都不知道大渡口小学的存在。只是对于我，这所学校很重要，因为我后来又在这里读过初中。不过，那已是后话，此处按下不表。

　　(三)

　　我在大渡口小学读了两年书。1978年底，全家再次赴山东探望奶奶，我只好又一次中断学业，随父母去了老家。这期间，我曾在山东老家的一所乡村小学插班，上了几天学，但因为不习惯那里的饮食，又半途辍学回了益阳。父母看我这样来回折腾，学习成绩日益下滑，甚为着急。这才有了将我降级，转入桃花仑小学的想法。但是，要进桃花仑小学，却绝非易事。因为桃花仑小学是名校，其前身信义小学不必详尽，早已出过何凤山等著名校友，单只说1956年更名以后，桃花仑小学也一直是益阳的重点学校。所以，要进入该校，确实需要一些门路。

　　据我父亲后来透露，我当年入桃花仑小学，有好多人帮了忙。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时任益阳地区教育局的贺局长。贺局长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一直很关心我的学习，为了能让我入桃花仑小学，他还专门给校领导写了信;其次，还有我父亲的另一位朋友姚医生，他夫人是当年桃花仑小学的教务主任;此外，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卓列兵先生，也为我进入桃花仑小学读书出过力。

　　卓列兵先生是我父亲的文友，七十年代初就开始发表儿童文学作品，我很小的时候，便在《红小兵》等杂志上，读过他写的小故事。因为我父亲也爱好文学，过去曾跟卓列兵先生有些交往。那时，我父亲和卓列兵，均是业余作者，除了文学创作，都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父亲是邮电局的报务员，而卓列兵则是桃花仑小学的教师。因为这种背景和这层关系，为我读书之事，我父亲免不了要去麻烦卓列兵先生，而他自然也会鼎力相助。如此这般，有局长打招呼，有教务主任接收，又有老师的认可，我进入桃花仑小学，也就水到渠成了。

　　我在桃花仑小学读的那个班，名曰新46班。之所以“新”，是因为这个班原本不在计划内，而是为应时之需额外添加的：一方面集中了当年从外校转入的大批新生;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本校的一些降级生，可谓是七拼八凑的组合。称其为“新”，也纯属是无奈之举，因为前面已经有了46班，而后面的47班，则属于下一年级了。所以，加个“新”字轻装上阵，也就有了我们这个新46班。

　　其实，不单我们的班次新、同学新，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新来的。她叫晏立新，原来在资江北岸的学门口小学教书，1979年调入桃花仑小学，首先就是教我们这批“杂牌军”。晏老师年轻漂亮，那时不过十七八的芳龄，正是美丽青春好年华。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晏老师当时的模样：身材苗条，清丽雅致，透着一股清纯动人的美;她喜欢扎辫子，两根麻花辫，或垂于胸前，或耷拉于肩后，楚楚动人……多少年以后，我曾对外展示过我们的小学毕业照，有朋友看了当时的晏老师后，惊叹不已，追问我后来从事文艺工作，是不是因为当初受了美女老师的影响?我没有回答，但我想，人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后来走上文艺之路，与晏老师的爱美之心最早对我们的审美熏陶，应该或多或少还是有些关系吧。

　　(一排正中为美丽的晏立新老师)

　　晏老师对教学很投入，其最大特点，就是能够与学生融为一体。也许是年龄差距不大吧，晏老师常能跟我们一起交心，甚至课后还能跟我们一起玩耍。那时，晏老师就住在学校里面，而且她的宿舍就挨着我们教室，所以，我们有什么不懂之处，可以随时去向她请教。另外，晏老师的教学方法，也很灵活，懂得因材施教。我们班有个同学，严重偏门，语文和其他科目一塌糊涂，但数学却特别拔尖，经常能越过我们年级，做一些高等数学题。晏老师针对他的数学特长，不仅专门辅导，而且还推荐他去参赛，给他增加信心;再有，我和几个捣蛋鬼，不爱读书，倒是喜欢运动，晏老师就干脆把我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蓝球队，让我们发挥运动的特长;当然，对我个人而言，获益最多的，还是晏老师针对我们这些落后生，制定的一系列“帮带计划”。

　　所谓帮带计划，就是组织几个家住不远的同学，由成绩好的带成绩差的，成立学习小组，放学后集中到某位同学家，一起做作业，一起讨论，一起学习。这种办法确实很奏效，因为人是环境的动物，尤其是孩子，特别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晏老师把我们这些调皮鬼，放到优秀学生一起，不仅可以让优秀学生帮助我们，而且还可以增加我们学习的信心。

　　关于我们这个学习小组，我必须隆重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小组，不仅集中了几个班干部，而且她们也是班上最漂亮的女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晏老师的特意安排，总之，通过美的感召，我们几个调皮捣蛋的家伙，终于循规蹈矩起来，心悦诚服地开始学习了。

　　若干年后，随着微信的出现，我们失散多年的老同学，又通过微信建立了联系，并且还建了“新46班”的微信群。这之后，我回过几次益阳，也跟当年我们一个学习小组的几位女同学，如刘小燕、汤晖等一起相聚过。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我依然还能从她们身上，看到过去的那种纯真与秀美。只是可惜，我们小组的另一位美女同学张冰，很早就因病去世了，想着她的早逝，再想着她美丽的容颜，我不禁怅然若失。故人已乘黄鹤去，随之而去的，还有我们许多美好的时光……

　　不过，时光流逝，虽然改变了许多，但对于多数从桃花仑小学出来的师生，后来都还是往好里变了。学生们自不必说，从小到大，就是一路向上的过程。单只说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晏立新，后来调到了广东，以优秀教师身份在深圳退休;美术老师盛景华，后来成了知名书画家、作家;音乐老师易可可，后来也调入湖南卫视工作，成了著名的记者;体育老师周建安，后来步入仕途，担任过益阳公安局副局长……由此，我想起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的那句名言：“上升的路与下降的路，都是同一条路。”或许，桃花仑小学，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必经之路吧。

　　只是对于我，还是有些遗憾，遗憾的是，我儿时上学走过的那条路，已经不复存在了。随着后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的家乡——湖南省益阳市，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我曾经走过的上学路消失了，桃花仑小学的小洋楼、老校门等等，也都一概毁于现代化的轰鸣中，早就没了踪影。现在的桃花仑小学，被淹没在高楼大厦之间，据说，已跟周围楼宇连为一片了。不过，我只是听说，却再也没有回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