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麻石街】我的校友何凤山

我的校友何凤山

杨 卫

　　作者简介：杨卫，益阳人，工作生活在北京。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秘书长，国际艺术批评家协会(AICA)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策展委员会委员，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科学与艺术委员会委员，湘籍艺术家北京联谊会会长，天津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一)

　　说来惭愧，对于我家乡湖南益阳走出来的一位现代著名外交家——何凤山先生，我竟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两眼一抹黑，懵然不知。不过，这也不能怪我，而要怪意识形态的隔离。在那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年代，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的是敌我矛盾与正反两个世界。作为国民党的外交官，曾在1949年前做过国民政府驻外领事和大使，后又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何凤山，自然是代表了反动势力，属于敌对一方，不可能被提及，更不可能加以宣传了。

　　我最早知道何凤山其人，已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了。此时的中国，早已步入改革开放的进程，在经历了一系列“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运动之后，整个社会都以“走向世界”为目标，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有道是“乱世筑墙，盛世修志”。欣逢这样的休明盛世，自然会把治史修志的工作，重新摆上日程，以鉴昔知今，为发展扫除历史障碍。于是，在国家的大力号召下，益阳政府也积极响应，由地区领导牵头，从各处抽调人马，开启了重修《益阳地区志》的浩大工程。我的父亲因为喜欢写作，坚持数年笔耕不停，早已为业界所知，所以，《益阳地区志》刚启动，便把他聘为了邮电分卷主编与主要撰写者之一。我就是在这一时期，由于父亲治史修志的缘故，知道了益阳历史上的许多人和事。这其中，也包括何凤山先生。

　　不过，我虽然早就知道何凤山，并了解到他曾是国民党的外交官，后移居美国等基本情况，但是，对于他的诸多事迹，我却知之甚少。后来，我考上大学，忙于读书，已无暇顾及这些旧事;再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北京发展，辗转流离，更是把故乡益阳，完全置于脑后了。直到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一部美国大片《辛德勒的名单》传入中国，辛德勒于二战期间拯救大批犹太人的义举为世人所知，我的这位同乡——何凤山，也慢慢开始浮出水面。

　　原来，何凤山在1938年至1940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曾给数千犹太人发放过“生命签证”，拯救犹太人的数量之多，甚至超出了辛德勒。这样一位益阳籍的国际义士，我竟毫无所知，真枉为自己是益阳人也!于是，为了弥补自己认知上的缺失，我开始关注何凤山，并留心收集他的一些资料。通过资料的不断积累，我从中慢慢了解到了何凤山其人，也逐渐清楚了他的一些历史。

　　(二)

　　何凤山，字久经，1901年9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兰溪乡的曹家河，其父是当地的一介儒生，曾在益阳参与创办新学，颇有些声望。然而，就在何凤山7岁发蒙那年，他的父亲却因操劳过度，身患重疾而去世了，只留下母亲与他相依为命，家境由此衰落。何凤山的母亲在丈夫死后，生活陷入了绝境，于是，便投奔到益阳五马坊的信义教会，以帮教会打杂赚取基本生活，才把何凤山含辛茹苦地抚养成人。

　　据说，何凤山和他的母亲，当年一直就是住在教会的门卫室里。然而，即便如此窘境，母亲仍不忘以身垂范，鼓励何凤山读书。而天资聪慧的何凤山，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自幼好学，也表现出了善良的天性。所以，待何凤山发蒙读书时，便得到了该教会兴办的学校——信义小学的全力支助，由此打下了良好的人文基础。

　　说起益阳的信义小学，可是有太多的故事可以挖掘。因为她与近代中国的门户开放有关，既是西方文化植入中国的结果，也是基督教救赎精神的体现。据文献记载，早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就有挪威、芬兰、美国、丹麦、德国等不同国家的近百名外国教牧人员，陆续来到益阳各地传教。但是，后来对益阳贡献最大，也是在益阳投入财力、物力和人力最多的，还是挪威人。他们不仅只是在益阳建教堂，传播福音，而且还办教育、建医院、修育婴堂和瞽目院等等，制定了一系列救世济民的援助计划与人文工程。瞽者，从目，念“鼓”，本义是虽瞎但有眼珠。

　　那么，挪威人为什么要把益阳作为重点，投入如此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呢?这首先跟他们信奉的教义，即信义会“因信称义”的宗旨有关;其次，则是因为益阳当时令人堪忧的社会环境所致。

　　由于清末的门户开放，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使得益阳作为资江下游的重要商埠，迅速地发展起来。尤其是城外新开辟的“大码头”，作为资江当时最为重要的转运中心，吸引了南来北往的“排牯老”(排筏工人)、贩子、估客和商人等来此聚集，从而掀起了商业水运文化的高潮。但是，水运的繁荣，商业的发达，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不良的社会风气，使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唯利是图，从而催生出一系列违背商业道德的恶行，如尔虞我诈、强拦硬买、拖欠货款、不讲信用，甚至欺行霸市等等。所以，作为码头城市的益阳，急需一种道德力量来束缚。这正是当年的挪威信义会，不远万里来到益阳，扎根于此的原因。

　　1902年冬，挪威牧师袁明道，最先进入益阳地界，在益阳头堡租了一所房子卖书传道。1904年，他转到城内的五马坊，购买了一幢公馆，加以改造之后，立为教堂。何凤山与他母亲，当年就是生活于此。后来，随着更多信义会的教牧人员进入益阳，城内的五马坊已显得有些局促。于是，他们转而到资江对岸发展，在当时还是荒郊野岭的桃花仑一带征山购地，设立信义总会，大兴土木，建造了信义教堂、信义中学、信义女子学校、信义大学、信义医院、信义电讯，以及育婴堂和瞽目院等一系列浩大工程。

　　信义小学也是始建于此时，时间是1905年。初建时的校址，设在资江南岸的碧津渡下首，即后来的大渡口附近。1910年，信义小学由资江边的碧津渡迁至桃花仑，围绕桃花仑信义大教堂，筑高台，建房舍，扩大招生，才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何凤山进入信义小学读书，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

　　说起来，我跟何凤山还是校友。因为我就读的小学——益阳市桃花仑小学，其前身正是信义小学。不过，我与何凤山在此读书的时间，相隔了整整半个多世纪，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1949年以后，信义会被迫解散，信义小学也被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桃花仑小学，沿袭至今。虽然在我读书时，桃花仑小学仍保留着不少教会时期的西洋建筑，但是，学校氛围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教会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了。

　　教会时期，信义小学实行的是西式教育，教师们均都精通外语，讲授国语知识的同时，也传播世界文明。故而，才培养了何凤山这样的著名外交官。其实，不单只是何凤山，当年益阳信义系统的小学、中学和女中，还相继培养出了谢冰莹、周扬、周立波等一大批现代风云人物。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作家和理论家，在他们身上均有着某种共同性，那就是外语好，尤其是周扬和周立波，都是靠翻译起家，才走上文学之路的……

　　然而，到我们读书时，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在经历了新一轮的自我封闭与若干次运动之后，信义会的传统早已割裂，不复存在。此时，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但“文革”的流毒仍没有完全清除。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流行的一段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当接班人!”大概正是受这样一种歪风邪气的蛊惑，我读书时极不喜欢外语，以至于错过了打语言基础的最佳机会，影响我至今。说起这些，不免有些遗憾。

　　还有一个遗憾，令我难以释怀，那就是曾经与何凤山先生擦肩而过。若干年后，因为收集何凤山的资料，我找到一张他在1982年夏回母校探访，于桃花仑小学门口拍摄的照片。当时，我刚刚走出这个校门，从桃花仑小学毕业。可惜，那时候我并不了解何凤山，也不知道他来过学校。因此，错过了与这位乡贤照面的机会，不免遗憾余生。

　　回到何凤山，信义小学应该是他的人生起点，不仅给他传授了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塑造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总觉得，何凤山在二战期间作为中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利用身份之便拯救无数犹太人的性命，其善行义举与他自幼在教会生活，又在教会读书，接受普世价值的熏陶不无关系。多年后，我曾读到一篇何凤山先生回忆故乡的文章，其中谈到信义小学和信义中学的外籍教牧人员时，缅怀之余，更是不惜溢美之词，对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大加赞许……凡此种种，也可窥见何凤山的价值认同，抑或可以看到信义小学和信义中学对他人生的影响。

　　(三)

　　1915年，何凤山从信义小学毕业，顺理成章地考上中学。

　　然而，却由于支付不起昂贵的学费，只好放弃升学的念头。后来，经他父亲在龙洲书院的同学曹立生介绍，何凤山认识了曹先生的儿子——当时在长沙高等工业专门学校附属的艺徒学校(简称“金工厂”)学习的曹志熙，并由其引荐进入该校学习，成了一名年轻的艺徒。不过，好景并不长，一个学期之后，艺徒学校却因故停办了。无奈之下，何凤山只好回到益阳。

　　此时，又是信义中学的徐正心老师，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徐先生不仅收留了何凤山，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为其补习功课等等，而且还说服该校的倪监督，予以何凤山奖学名额。正是得这些善心人士的帮助，何凤山插班进行考试，以英、算、国三门均为及格的成绩被录取，于1917年顺利地进入了信义中学。

　　何凤山在信义中学读书期间，学习成绩得到了飞速提高，由原来的中等一跃而成头名，并且一直保持到毕业。何凤山的这种进步，当然与他自己的发奋图强分不开，但同时也是信义中学的老师教导有方。何凤山在晚年的回忆中，曾反复提到信义中学的诸位教师，尤其是从长沙雅礼大学毕业的杨炎老师，教他们英语颇有些方法，让何凤山不禁兴趣倍增。何凤山后来当上外交官，纵横四海，其语言基础，应该说就是那时候打下的。

　　在何凤山的诸多回忆中，有几个细节我颇为关注，因为这涉及到他的价值取向。首先，就是他对冯玉祥将军的描述，甚为褒许。1920年“直皖之战”期间，冯将军的部队打到益阳，因军纪严明，与当地人民秋毫无犯，而被广为称颂。这让少年何凤山深有好感，于是，极为推荐这位有着“基督将军”之称的冯玉祥先生。

　　此外，还有一位挪威教员夏义可先生，也被何凤山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君原是长沙青年会的体育干事，著名的体育家，曾代表挪威在世界运动会中得奖。在信义中学办学最为困难的时期，他不仅发动了捐款支助，而且还亲自从长沙跑到益阳来为信义中学义务教书。1932年，何凤山从德国留学归国，曾特意回信义中学访问，其间也拜会了夏义可。当时，夏先生曾对何凤山表达了对信义中学的热爱，并说过愿意为她作任何牺牲之类的话。不想，一语成谶。几年后，夏义可带一帮学生到资江的清水潭游泳，在向同学们示范跳水时，扎入水底深处两个石岩的缝隙中不幸溺亡，铸成了悲剧。

　　在我儿时，大人因为担心我们跑到河里游泳，常跟我们灌输一些资江的险恶之处。他们警告我们，别看资江的水面平缓，其实，水底却是乱石密布，暗流急涌。还有长者透露，过去曾有一位著名的运动员疏忽大意，结果，一头扎进石缝中，再没出来。不想，这位不幸溺死于资江的运动员，竟然是挪威人。我儿时，正值“文革”，这段历史被人为的抹去。所以，关于此间种种，我都是后来查阅何凤山的资料时才了解到的，属于事后补课。

　　夏义可死后，被葬于益阳桃花仑的信义公墓。“文革”期间，公墓遭到破坏。不过，1985年何凤山返国，为父母扫墓时，还看到过夏义可的墓。但是，再之后，就没有下文了。说来惭愧，作为在益阳桃花仑长大的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信义公墓，当然，更不可能知道它的确切位置了。待我读书时，桃花仑已成闹市，虽还保留了一些信义会的建筑，可都已经改头换面，挪着了它用。如今，又过去了三十多年，桃花仑更是成为益阳的市中心，被各种楼宇和大厦所挤占，再无信义的痕迹了。至于信义公墓，还有像夏义可这样葬于益阳的几位异国死难者，除了何凤山先生的记载，恐怕已无人知晓……

　　1921年，何凤山在信义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长沙雅礼大学。

　　这所大学也是教会学校，由美国雅礼会在长沙创办，于1906年正式招生。虽然雅礼会与信义会属基督教的不同派别，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完全一致，都是以地处华中腹地的湖南为重点扶持和救助对象，开新学、启民智。这从“雅礼”二字，取《论语•述而》篇“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的词义，便可看出他们的办学理念与教学宗旨。所谓雅言，在孔子的表述中，即是回归西周的正言，也即标准语;诗书，即诵诗读书，必以雅音读之。实际上，这包含了孔子“天下一家”的理想。雅礼大学能够以儒家义理为据，可见其普世情怀，也可见其博爱之心。

　　事实上，雅礼大学正是恪守着这样一种普世价值，以胸怀天下的大视野，培养出了不少杰出人物，其中有金岳霖这样的学界巨子，当然也有何凤山这样的外交人才。可以说，民国时期的长沙雅礼大学，真正实现了世界性人才的培养。这里说句题外话，如果说金岳霖是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被誉为“中国哲学界第一人”，可能许多人不知道，但如果说他终生未娶，只因爱了林徽因一生，林徽因死后又年年给她做生日，那熟悉他的就多了。

　　何凤山在长沙雅礼大学就读了五年时间，以品学兼优受到学校的一致好评。1926年，他从雅礼大学毕业，又顺利地考取了德国明星大学(慕尼黑)的公费留学生。于是，他辞别母亲，离开故乡，于1926年远渡重洋去了欧洲，踏上了异国他乡的求学之路。

　　在慕尼黑的明星大学，何凤山从硕士到博士一直是学的经济学。学习期间，他一方面将世界经济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同时，以此为参照，针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撰写了一系列有价值、有影响的论文。其中，《中国银行制度及其问题》《中国银行的新精神》等文章，曾引起学界关注，对中国现代银行的制度建设，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上，何凤山在德国明星大学学习的几年时间，不仅广泛地涉猎世界知识，也时刻关心着国内的发展，为中国现代经济的转型，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

　　1932年，何凤山获得德国明星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他谢绝了德方的挽留，带着报效祖国的热情，于同年归国。也是在这一年，何凤山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并访问了信义小学和信义中学，拜会了不少当年的师生，前面提到他和夏义可最后相见，便是此次返校。这次荣归故里，也是何凤山出门读书以后，最长的一次回乡之旅。他晚年的回忆文章，对这段乡居时光不惜笔墨的描述，便可窥见一斑。

　　1934年，何凤山被湖南大学聘请去往长沙，到湖南大学担任教授，讲授经济学与英语。不久，又转入群治大学当教授，讲授政治和时事。一年之后，也就是1935年，何凤山被民国政府招募，出任中国驻土耳其公使馆秘书，自此离开讲台，开始了他漫长的外交生涯。

　　不过，虽然何凤山当上了外交官，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他在国外任职期间，利用工作的便捷，不仅阅读了他国的大量文献，而且还不断深入当地进行社会考察，将理论与现实联系起来，撰写了大批关于世界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文章。若干年后，我曾在旧书店里买到一本何凤山的早期理论著作——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土耳其农村经济的发展》，仔细浏览之后，不禁被他的分析能力与开阔视野所折服，对他的人文坚守和治学态度，更是肃然起敬。

　　(四)

　　1937年，何凤山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而被提拔，改任中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一等秘书。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被改为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何凤山再度升迁，担任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总领事，直至1940年。

　　正是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何凤山利用自己的外交权力，在纳粹德国的魔爪下，为无数犹太人签发逃往中国上海的“生命签证”，拯救了许多无辜的生命。关于这段历史，被掩埋了长达半个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美国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在全球热映，人们才开始回顾那段历史。何风山——这位曾经拯救过无数犹太人的“中国辛德勒”，才由此于尘封的岁月中，洗尽铅华，显露峥嵘。

　　后来，随着何凤山越来越多的事迹被挖掘，人们才开始了解他，知道了他的种种义举。再后来，何凤山被国际社会授予“国际义士”的称号，而前以色列总统更是尊他为犹太人的“上帝”……然而，这一切殊荣似乎都来得太晚了。1997年9月28日，何凤山老人在美国旧金山去世，把“国际义士”的美名留给了身后。

　　关于何凤山在临危之际的这一善举，我始终觉得，与他少年时期接受的“信义”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人的性格形成与价值倾向，往往始于少年。拿破仑就曾说过：“播下一个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所以，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和养成的习惯，将影响一生。正是因为当年的信义小学和信义中学，以“因信称义”为宗旨，传播人道主义与博爱精神，为何凤山埋下了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所以，他日后行善举，就成了顺理成章。对何凤山而言，这算不了什么，是力所能及，也是本性使然。在他晚年撰写的《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书中，提及当年之事，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是很自然的事。从人性角度看这也是应该做的。”

　　那么，当时的处境，真有何凤山说的这么轻松吗?显然不是!事实上，何凤山当时的处境，也是危机四伏。他给犹太人签发通行证，不仅顶着纳粹的压力，而且还受到欧洲各国的孤立。因为当时的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正在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而这，不仅只是源于希特勒的个人恩怨，其实，也与欧洲人对犹太人的历史偏见有关。

　　说到这里，有必要追溯一下犹太人的历史。作为欧洲的外来迁入者——犹太人，原本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生活在阿拉伯马勒斯坦的土地上。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基斯坦，犹太人遭到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此后一百多年，犹太人多次起义，又屡遭失败，直到后来被罗马统治者彻底赶出马勒斯坦的土地，成为了无家可归的流亡民族。但是，若干世纪以来，丧失了土地的犹太人，却凭借着聪明和勤劳，在欧洲各地经营商业活动，逐渐获得财富，并慢慢控制了欧洲的许多商业命脉。这无疑让不少欧洲人心生嫉恨，从而也构成了纳粹德国后来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宿怨。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大肆发展军队，意欲对外扩张。同时，为了提高民族的凝聚力，掀起德国人民对战争的热情，他又以优等的日耳曼民族为论调，大力宣扬民族主义。于是，排挤甚至灭绝犹太人，便成了民族主义的助推力，也成为了战争的借口。

　　何凤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顶着各种压力，为数千犹太人发放了中国签证。当时，他所在的奥地利，已经被纳粹德国吞并。这个欧洲第三大犹太人居住国，正在成为法西斯的屠杀场。纳粹当局在将第一批犹太人送往集中营之后，发出指令，只要犹太人马上离开奥国，即可得到释放。所以，许多犹太人心急如焚，都想尽快摆脱厄运。有的人想去美国，但美国对奥移民的名额已满，而且还要求申请人必须出具经济担保。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迫于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也严格限制犹太人前往英控的巴勒斯坦。而1938年7月13日，在法国埃维昂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又有32个与会国家拒绝收容犹太难民。这使得奥国的犹太人陷入了四面楚歌，境况岌岌可危。

　　此时，只有何凤山所在的维也纳中国领事馆，可以签发去往中国上海的签证。这几乎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让许多命悬一线的犹太人，于绝境中看到了希望。

　　其实，当时的中国上海，已经被日本侵占，并不需要签证即可前往。何凤山当然也知道他所签发的这个证件，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签证。但是，有了这个名义上的签证，犹太人便可以此为凭逃离死神，移民到国外。所以，这个名义上的签证，也就成了实实在在的护身符。

　　据说，为了给更多人提供机会，何凤山还放宽了条件，不管什么人，只要提出申请，基本都能够在中国领事馆得到签证。于是，维也纳的中国总领事馆门前，每天都排满了长队，来此求助的犹太人，络绎不绝。

　　这自然也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何凤山的顶头上司，时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大使陈介，就曾命令何凤山立即停止签证。但是，何凤山并未从命，而是继续我行我素。所以，何凤山的上司还误以为他是在非法买卖签证，从而专门对他进行过调查。当然，结果证明，这都是捕风捉影有。

　　不过，何凤山虽然顶住了上司的压力，也澄清了自己，但是，却没有躲过纳粹当局对他的制裁。就在何凤山当上总领事不到一年，纳粹当局就以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租用了犹太人的房子为由，强行将房屋没收了。然而，即便是在如此紧迫的条件下，何凤山仍未退却，而是自掏腰包在维也纳又租了一间小房子，继续为犹太人签证。

　　从1938年就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至1940年5月离开，何凤山到底签发过多少张“生命签证”?今天已难考证。但是，从一些犹太幸存者提供的护照原件上的签证号，却能大致做出判断。1938年6月时，签证号为200多号;1938年7月20日时，签证号已超过1200号;1938年11月9日至10日，一夜之间有4000多名犹太人被捕。于是，前往维也纳中国总领事馆申请签证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何凤山签发的签证，也就骤然猛增。如此算下来，何凤山当年发放的签证，至少也有数千份之多。

　　当时，许多犹太人就是凭着这张前往上海的名义签证，虎口脱险后，纷纷逃往了美国、加拿大、南美洲、巴勒斯坦、菲律宾、古巴等地。若干年后，曾有这么一本畅销书出版，专门记述了约400多名维也纳犹太人拿着上海的签证，几经辗转，逃往巴勒斯坦的经历。而这本书的关键人物，便是何凤山先生。

　　(五)

　　1940年5月，随着战火的蔓延，中国国内局势也陷入了泥沼。民国政府出于战争的需要，急调何凤山归国，参与国内的对日作战。

　　期间，他曾奉命绕道美国，研究美国是否参战，为民国政府树立抗战信心提供了重要情报。归国后，何凤山出任重庆行政院经济会议物质科主任，后又兼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秘书长，授中将军衔。1943年，何凤山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期间，曾代表国民政府出访英国，与英首相邱吉尔、外交部情报局长艾登等人会晤，为国内抗日争取了不少国际援助……可以说，二战时期的何凤山，以自己杰出的外交能力，为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的支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不仅如此，他还结合自己的外交经验与学术研究，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物质与通货问题》《美国政治和研究》《美国战时动员的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并创办了刊物《自由两报》(英文版)、《政治生活》(双周刊)，对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参考依据与理论支持。

　　二战结束后，何凤山出任国民政府驻埃及大使，直至1956年;1956年至1958年，他又被委派到墨西哥担任大使;1958年，调任玻利维亚任大使;1958年，他开始担任国民党政府驻哥伦比亚大使，直至1973年卸任。自此以后，何凤山告别四十余年的外交生涯，还一介平民，定居于美国旧金山，过着隐士般的生活。

　　这期间，他出版了《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书。其中，涉及到一点在维也纳时期的外交经历，但是，对拯救犹太人的义举，却是一笔带过。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淡忘了这位慈善的老人，他的种种义举，也随着岁月的流逝，鲜为人知了。直到1997年，96岁高龄的何凤山老人，在美国旧金山去世，因她的女儿何曼礼在讣告中，提及父亲当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曾向犹太人发过签证之事，才让那段感人至深的历史，逐渐公诸于世。

　　据说，最先挖掘这段历史的人，是美国的犹太裔历史学家艾立克•索尔。当他在《波士顿环球报》上看到何曼礼登出来的讣告后，深为所动，不仅马上联系上何曼礼了解详情，而且在此之后，还亲自去往各地收集证据。正是通过艾立克•索尔的四处奔走，找到不少犹太幸存者及其后裔留下的签证，才拂去历史的灰尘，还原了当年的真相。于是，何凤山的名字，被迅速传播开来。

　　接着，在犹太人举办的纳粹大屠杀的展览中，何凤山被隆重推出，放到了显著位置;1999年，在上海举办的一个名为“犹太人在上海”的系列活动，何凤山的义举，得到了进一步彰显和传播;2000年1月，端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又举办了一个名为“生命签证”的展览，在介绍二战期间各国外交官救助犹太人的实物和资料时，中国外交官何凤山，被推到了首位;2001年1月，何凤山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国际正义人士”称号，名字刻入了犹太人纪念馆的“国际义人园”;2005年，何凤山又被联合国正式誉为“中国的辛德勒”……自此，这段尘封了60年的历史，终于大白于天下。

　　我了解到何凤山的种种事迹，就是在此之后。过去，由于父亲参与编撰《益阳地区志》的缘故，我虽然很早就听说过何凤山其人，也知道他是我的“校友”，且他的出生地——益阳县兰溪乡曹家河，与我母亲的老家——腰铺子的曹家湾，是首尾相连的近邻，但是，对于何凤山在二战期间所做过的这些善事，我却浑然不知。现在，通过历史的重新发现和挖掘，他的义举终于被披露出来，使我感受到了某种博爱精神，也体会到了人的恻隐之心。作为何凤山的同乡，且是“校友”的我，自然也为之骄傲。于是，为了走近这位乡贤，我后来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何凤山的资料。他在益阳信义会长大，就读信义小学和信义中学的历史，以及1982年曾回母校探访的情况，我就是后来通过资料收集了解到的。原来，我与这位著名的“国际义士”，挨得是如此之近。

　　2007年，我的家乡——湖南省益阳市，为何凤山先生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同年9月25日，何凤山先生的骨灰被运回故里，安放于风景秀丽的会龙山。一位济世渡人，自己却半生流离的“国际义士”，终于落叶归根，入土为安了。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何凤山先生虽然已长眠于地下，但是，我与他的缘分，似乎还远没有结束。2009年，益阳的知名画家欧阳波先生，以何凤山的家乡为题，创作了一大批油画作品，并嘱我写篇评论文章。我二话没说，便欣然应允。因为这又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再次走进何凤山。而走进他，就是走进益阳一段最具魅力的历史，也是我作为益阳人和何凤山校友所沾的荣光!

　　2018.2.13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