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中的“旌表”，对年轻人是个陌生词汇，须先解释一下—— 旌表，即古代统治者提倡封建德行的一种方式，往往由地方官申报朝廷，获准后则赐以匾额，或由官府建造石坊，以彰显其名声与气节。 有着2000多年县治的益阳，受旌表者当不乏其人，如陶澍，如胡林翼，生前或死后，当朝皇帝都给过不少荣誉，如追赠，如表谥，或建文庙，造府邸。那么，其他官员，或名位不怎么显赫的地方人士，有没有受过旌表的呢? 1992年《益阳市文史资料》第十四辑，一篇关于益阳建筑碑文考略的文字中，记载了一份嘉庆皇帝的诏书： “益阳刘安钺(yue)，修宗祠，联家族而安先灵。修桥梁，以济行人。捐建考棚，惠及士林。私焚债券，以恤贫困。谊周贫乏，慨施田亩，解囊资助乡里。捐龙洲书院膏火田，值肆仟两，世称好义。见赐建牌坊，以为表彰。清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三日”。 修宗祠、建桥梁、捐考棚、施田亩，这四件善事，有一件都不得了，他却件件都做了。尤其了不得的，为“恤贫困”，他还悄悄焚毁了欠他钱的人的债券。嘉庆皇帝慧眼识珠，“赐建牌坊”，这个典型抓得好呀! 所以，该文说，1918年，益阳奉此诏书，为刘安钺建了一座“义士牌坊”，并将该诏书也刊刻在上面。 不过，我有点纳闷，嘉庆帝颁发诏书是嘉庆二十二年，即公元1817年，而益阳直到1918年，都民国7年了，才落实皇帝指示，时间跨度都101年了，这是真的吗?如果建了，这“义士牌坊”又在哪里呢? 因爱好碑拓，我在益阳麻石街上尚未见过民国时代的牌坊，仅在会龙山上见过一座，是纪念辛亥革命老人、反对北洋军阀的重要将领周则范的，“文革”中，该牌坊连同牌坊下那个圆圆的麻石墓塚，均被红卫兵破坏了。另外，东门外河街上，曾矗立过一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九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但在我出生的前一年也毁了。 带着疑虑，我开始走访。岂料，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清代的慈善家族，便活生生的呈现在了我眼前。 益阳衡龙桥刘氏五修(1933~1934年)族谱载：刘安钺(1776~1849)，字辉左，号毅斋，附贡生，候选布政司理问。刘国墉次子，祖籍江西，明洪武落业于益阳衡龙桥。清嘉庆盛世发家致富后，仗义轻财，慷慨捐献。其中最大善举是为龙洲书院捐献价值白银肆仟两的膏火田。 当时，清政府对慈善壮举是有鼓励政策的，议得定例，“凡士民人等或养恤孤贫，或捐资赡族，或捐修公所及桥梁道路，实于地方有裨益者，由该督抚具题，造具事实清册送部。其捐银至千两以上或田粟价值银千两以上者，均请旨建坊。给予乐施好善字样，由地方官给银三十两，听本家自行建坊”。于是，就有了这座刘氏家族的荣誉牌坊。
那么，牌坊建在何处呢? 2015年，我曾访问刘安钺第七代嫡系子孙刘振坤先生。刘老先生是衡龙桥陆家湾人，生于1930年9月，大学文化，军转干部，曾任益阳县纪委副书记。他告诉我，先祖确有牌坊，但不在益阳城里，而在衡龙桥。距今近200年的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牌坊建成，位于今衡龙桥小学北侧。牌坊正上方有汉白玉镌刻的“乐善好施”四个大字，由三品高官，地邑珠波塘人蒋琳题书。牌坊三门四柱，前有四个石狮，后有四个石鼓护卫柱脚。 至此才明白，当年的“市文史资料”有误，将1818年误写成了1918年，使该牌坊整整年轻了100岁。这一错不打紧，后资阳区有几篇文字和史料便一错又错而再错了。可见，纸写笔载的事是须慎之又慎的。 “乐善好施”牌坊建成后，乡民习惯称建牌坊的地方为“牌坊屋场”，解放后的地名从牌坊屋场生产队喊到牌坊屋场村民小组。可惜，牌坊于1966年毁于“文革”，石材四分五散。前些年，镇上某文化干事发现了牌坊的一只石狮，便回收到了镇政府。这总算为200年前的慈善壮举留下了一点遗迹。 刘安钺的善举，其实有个幕后的道德典范，即其父刘国墉。刘国墉隶属刘氏族翊峰公之后，字登之。自洪武移民由赣入湘后，世居益阳县二十里(里，邑也，作地名解)，即今益阳市赫山区衡龙桥镇大泉坡，这里解放后又名七一村。刘国墉的住所在九房冲冲口，俗称九进大夫第房宅。住宅有九进，可见富甲一方。然而，刘国墉不是那种花天酒地之辈。除自己花钱捐纳了一个“司都”的职衔外，大部分钱财都用于公益事业。 前清《益阳县志》有刘国墉“义捐龙洲书院膏火田记”的记载。“膏火”即灯油，意谓他捐的田亩是为学生买油点灯的。文中重点谈及书院的前世今生，涉及刘国墉义捐部分，则有“刘君仰山家裕好施，于此事素有乐捐美意，惜已不禄。”而次子刘安钺，亦有记载，“慷慨有父风……慨然诺捐田二十石”，致使撰文者“不禁冁然”。 据嘉庆二十四年，“荣褒应请将已故捐纳司都职衔刘国墉请旨旌表”披露，“叙文内未经声明捐银数目，其造送册内仅称捐田二十石，值价四千金。并未开明田亩，碍难核办，当即行文该抚详查。去后嗣据该抚咨复，捐田二十石实价银四千两，分晰刘国墉、刘安钺各名下捐银二千两，并造出田亩清册送部查照”。原来，捐田二十石为刘安钺具体操作，当时刘国墉已故，所以世人有所不知，此举系刘氏父子合捐。
如此说来，捐赠龙洲书院膏火田是刘安钺代父行善，完成父亲遗志。刘国墉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理应功不可没。据同治年益阳县志第十七卷人物目，对刘国墉是这样评介的：“忠直好施，恤贫拯饥，邑修三台塔、考棚皆捐资”“嘉庆二十一年公捐龙洲书院膏火田贰拾石，二十三年国墉准旌建坊，安钺由布政理问议叙加级”。 刘国墉的为人，除了“义方是训，慷慨为怀”外，在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还将自己的儿子刘安钺过继给兄长刘国垣。益阳市博物馆有块公呈碑，对这事有详细记载。时以郴州学正、举人潘烺为首的12名地邑文化名人为刘安钺过继事是这样记载的： “今有二十里附贡生、候选布政司理问刘安钺者，公干囗支彭城华胄，原系都司国墉之子出裔，伯父国垣之祧，国垣获免伯道之悲，国囗囗抱西河之痛，遗弱孙之片王共嗣乎为联株。在生父弟昆树德务，滋于今亦求其立达在嗣，示伯侄囗囗囗孝。” 此事在益阳二十里乃至家族引起轰动。连县志都有记载，“其兄星菴之继子毅斋本仰山所出也。”刘国墉解兄长后顾之忧，废伯道之悲，在古人的价值观里无疑是高风亮节的表现。 而刘安钺父志克承，修桥梁，捐建考棚，私焚债券，谊周贫乏，解囊资助乡里等被誉为“好义宜沐”。道光五年刘安钺病中嘱其子捐田十石八斗，倡修碧津义渡;道光十九年大旱，刘打开自家粮仓，按灾民人口施日食，惠及益阳、宁乡和安化边境;1849年刘安钺病故，那年，被洪水冲垮的衡龙桥正在修复之中，他生前最后一次善举是捐出田亩，作为衡龙桥建桥会的常年经费。 在刘安钺的影响下，其嫂罗氏亦捐田租壹千余金，重修益阳资水中的魁星楼及石坡。为此，进士符鸿以及胡林翼的爷爷胡显韶等八名乡贤出具《详请捐修魁星楼公呈》，文中描述，“罗氏，故候选县丞刘安铎之继妻，捐职都司刘国墉之长媳，附贡生罗朝暄之室女也……氏乃身居闺阁，心关一邑之公。力出资财，捷众擎之举，洲滩石岸固百丈之金堤，楼壮魁星”。 现在，党中央大力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慈善文化正是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从200年前刘国墉、刘安钺父子的善举中，我想，大家除了对这两位先贤产生一种莫名的敬意，对于人生价值和人间真情，也一定会引发我们绵长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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