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麻石街】东门三庐

      【往事麻石街】东门三庐

鲁新民（著）

　　庐，房舍也。

　　然麻石街上的老人，除了说书人“三顾茅庐”里有个“庐”，上过庐山的，偶尔将“庐山”和蒋介石夫妇住过的“美庐”挂在嘴上，其日常用语就基本没有“庐”了。在笔者的记忆里，益阳街上那些有点来头或上了年纪的民居古建，似不是“堂”就是“馆”，或是“园”或是“寓”，而没有叫“庐”的。

　　但是，退休后回到家乡，到原来的老城里一走，才知自己孤陋寡闻了。在东门口的后街上，黑压压地并排着三栋荣国府宁国府一样的青砖屋，自东向西，分别为“桐庐”“庆余庐”和“庸庐”，与前街挤挤捱捱的木房子一比，显得大气又从容。只是遗憾，最西头的庸庐，因年久失修于本世纪初已倾覆无存，其他两栋也因资江风貌带建设而人去庐空。

　　一头发花白的老者，见我对老建筑好奇，便说：没见过呀，麻石街上有刘田二馆，下有东门三庐，都上百年了呢!老人姓彭，名定根，说没办法，爹娘给了这个名，在此一住就77年了。因为彭爹的健谈，笔者对这三座庐舍和与庐舍相关的故事，便有了大致的了解。

　　岁月，若倒回百余年前的某一天，说不定我们可以看到，这天从东关上来三位年轻人，风尘仆仆走在麻石铺就的东门外街上，约一袋烟工夫，便来到了明清古城下。当年的东门城楼，还古色古香地镌有“银城”二字——顺便一说，咱益阳别名银城，就是这么来滴。三人穿过厚厚的城门洞子，便进入了15里长街的东正街。因为这不是第一次进城了，他们对东门一带相当熟——

　　街北第一片民居，靠城墙的第一家是个屠宰行，屠宰行过来几家便是一姚姓人家的宗祠，益阳话叫宗堂。宗堂西侧，有条古巷，即姚家巷。踅入古巷，经过几道半月形的拱券，就出现了一块地势低洼的开阔地。开阔地上有菜土，有杂树，有野花，有池塘，更有一人高的蒿草。这片地虽然被圈在城里，与前面的麻石街近在咫尺，却不关风月似的，一任逍遥散淡，也一任地老天荒。三人今天就是为这片地来的。

　　大概是辛亥革命那声炮响，从武昌城头传到了益阳街头，本在乡下坐地收租、小日子都还过得去的这三位少东家，可能受了孙中山“人尽其材，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富国经略之影响，便瞄准了东门这块城里人不管、乡下人不探的荒地。三人分别姓邓、姓王和姓吴，不是一家却胜似一家。最后一合计：每家都在此建栋房，以此为基地，再向市中心拓展，现在都民国了，咱也体验一把创业图强当资本家的味!

　　人生天地间，俯仰任登攀。东门三庐就在这种理想的驱动下，同时上马了。

　　他们没有沿袭大码头明清大院那种薄砖垒墙、泥土垫基的作法，而是根据地势，将一口口厚实的青砖沉入地下，筑成井字格状的台基，再在高出低洼面一米的台基上砌墙筑壁，立柱架梁。这样，既保持了湿地的原生态，梅雨季节房子又不易返潮，到了夏季地板还通风透凉。这种造屋理念，不正是现代人所追求的“宜居风格”吗?

　　房子建成了，高耸的青砖庐不能没有名分。于是，三庐的门匾上便依次有了桐庐、庆余庐、庸庐之称谓。三庐虽都是石级码头，石库(箍)大门，但里面的布局却不尽相同：桐庐，因屋后有眼水塘，两进两层的房子便尽可能向横里拖，大小房子共20多间;庆余庐则向纵深发展，高高下下，后面一进倒比前面矮去了三四尺;庸庐四四方方，玲珑小巧，其楼梯和栏杆呈欧式风格，但其封闭式造型，又显然是老大和老二的袖珍版。

　　桐庐，乃浙江一县名，老大的房子以之命名，是否意味着邓家是从江浙那边迁徙过来的，或是有某种渊源，尚不可考，不过另外两个庐号，就意蕴深深，文化味极浓了。可见，这兄弟仨不说家家是书宦之家，但他们自己至少是喝过几碗墨水的。

　　也难怪有墨水，一字排开的三庐前，像古驿道那样还铺了两溜长长的麻石，向西向西向西，一直延伸到了当时年轻人都神往的考棚街。

　　因年湮代远，三兄弟中的邓家和吴家后来朝哪方面发展，七十有七的彭爹也说不上来。他说，只知中间的王家，即庆余庐庐主王庆余，还有他的侄儿王绍甫，那是相当熟，因为前街的南货店“利人洪”，王紹甫还入了股，不过他过世也快三十年了。

　　想在百度上搜索搜索，因不管怎样，王家当年在益阳也富甲一方，算一方人物。然遗憾，与王紹甫同名的太多，只在一个叫“梓山简斋”的博客里发现了王庆余。博主乃上世纪公私合营后，在庆余庐小住了一年，那年他不过6岁，住在该庐最后一进的左边，对面，即王庆余家。看来，是前面的房子充公后，王庆余一家被安排到后面来的吧。在那篇博里，王庆余被称作“甲满爹”——

　　我家住在后进，地势比前进低，进来要下几级台阶，似把进大门时登那几级石基的神气劲儿抵消了……与我家对住的是甲满爹。老头高高大大，脸堂黑红，牙齿微暴，戴软不拉耷的绛色绒帽，着洗得发白的蓝色长袍，没事时，长长的旱烟袋不曾离手。现在一想，五十年代的老人几乎个个这打扮，一副清末民国遗老遗少样。虽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对黑暗的旧社会我倒是有些间接的感知……

　　出后门往右，即“桐庐”的后墙外，有一眼覆满浮萍的水塘，浮萍厚实得像块绿色的绒毯，我常呆望着琢磨半天。甲满爹装了个竹籇，晚上常在此守籇待鱼。一天半夜折回来说籇外有个死人头，叫我家三哥帮他去掩埋。现在想当是骷髅之类，记得塘边有不少塌陷的坟堆。我没想十来岁的三哥怕不怕，倒想这老汉孤灯匹影面对鬼魂是何等英豪!

　　对庆余庐里面的景致，也略有描写——

　　我喜欢到前面的院子去玩。这里较之后院，宽畅又明亮。灰而斑驳的院墙，黑而齐整的檐瓦，高而耸峙的翘角，可品匝出百年千年的沧桑。阳光撒在甬道两侧的花木上，营造出梦幻般的斑斓绿意……

　　梓山简斋虽写的是庆余庐，却因是怀旧性散文，关于该庐的来历，及王庆余的更多情况，还有他的那两个兄弟，都没记载。

　　虽无记载，但根据“利人洪”等商店的生意火了一条街，却可以略知，剪去辫子的甲满爹们，随着三座庐园的落成，其事业都风生水起，走向了巅峰。

　　现在微信上有一段子，说关羽、张飞、诸葛亮若不跟刘备，不过分别是个卖枣的、杀猪的和穷书生，可见，跟对人很重要。当年的王家，其所以能干出一番事业，也是因为跟对了人。这人叫高梓秀，生意从武汉做到了岳阳和益阳。而在益阳没遇到王紹甫前，主要是经营房地产，见到他后，便瞄准了家家不可或缺的油盐酱醋，合伙开了这家南货店，其规模不仅在城内最大，在十五里长街也少有。

　　说它大，是因为该店“前店后坊”，除了前面的店铺，后面还有做糖果糕点的作坊。作坊后面，有一块占地颇大的酱园，横看成排竖成行地摆了许多大酱缸，雨天，缸口盖着形似前清官员那样的尖顶帽盖子，晴天，将盖子一揭，浓烈的酱香就从后街飘逸到了前街，似告诉人们：用古法酿制的酱和酱油，调味不说，对健康也绝对有益!

　　抗战时，日本鬼子的飞机三番五次来益阳丢炸弹，将军庙、熊家坪、木瓜园，包括城内的北门，都没少挨炸，据说北门的城门楼子就是这样炸掉的。然近在咫尺的东门三庐，还有前面的“利人洪”，却安然无恙，到1949年解放，完完整整留给了新中国。这时，“利人洪”的最大股东高老板，带上金银细软和一家老小，一飞机去了台湾。据说如今台湾和香港的“高日集团”，其前身便是益阳的“利人洪”。虽董事长走了，但王家叔侄安土重迁，没为所动。1956年公私合营，又将商店和房产一并交给了政府。

　　从掌柜或账房一下屈尊为职工或店员，这内心的反差了得!可王紹甫到底是当过老板的人，在当年工商业改造动员会上，会上会下他都是一口话：政府实行的是赎买政策，既繁荣了经济，又劳资两利，我打心里拥护!因为顺应了潮流，政府也没把他当外人。彭爹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听说王紹甫不在了，东门一带的居民还念着他的好，说在吃肉要肉票、吃粉要粉票，甚至豆豉都要票的年代，他长长的工作服里，有时还变戏法似地掏出几张票来，接济那些来了人客或有特殊困难的街坊……

　　公私合营后的三座私庐，成了城市贫民的理想住房。其中庸庐和庆余庐，住的是纯居民，桐庐，大跃进时市三中用它作了校办工厂，炼了一年钢，大跃进后也成了老师的宿舍。在三中高中毕业的彭爹弯了弯手指，说包括分在庆余庐的贺玉波，共住了21位老师，其中张之纯和袁伟青等，都终老在这里。

　　贺老师当年住在王庆余家的小阁楼上，笔者特意上去看了看，层高不到两米，在没有空调的年代，不知夏天是怎么熬过来的。不由慨叹，这位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家、评论家，我国《堂吉诃德》的第一个翻译者，在上海时一家七口，住的就是亭子间，没想到解放后直到1982年去世，还是住亭子间。当然中间有七年，因他那本尚未出版的小说《烘炉》而在监狱里度过。幸亏1975年保外就医，也幸亏粉碎了“四人帮”，要不他的实际刑期有15年……

　　虽风雨飘摇，尚存的桐庐庆余庐板壁大梁早已朽蠹，里面的住户也全部搬走，然两庐的建筑外墙没变，青砖黑瓦麻石界碑还样样俱全，只是建筑高度较之过去，打了一个大折扣。乃因当年大炼钢铁，炼出来的铁疙瘩像牛屎一样，没地方消化，10年后连同“深挖洞”挖出来的泥巴，全填在后街上了。

　　虽庐舍矮了，虽三栋变成了两栋，虽连接前后院的院墙也荡然无存，但这两座庐舍连同夹在中间的蔡耀廷宅，都以“姚家巷民居”的名义，列为益阳市“不可移动文物”。这片文物，距东门城墙约50米，距北正街名人广场约500米，作为资江风貌带的重要组成，其蕴含的历史文化将会逐一重现在市民眼前。可谓：庐园尚续新故事，墙界犹存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