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益阳?据《汉书·地理志》应劭注：“在益水之阳，故称益阳。”益阳，还因地处洞庭之南，水系发达，河网纵横，生活中便少不了船和桥，于是就有了益阳人修桥摆渡、积德行善的淳朴民风。从地方史志中亦不难发现，益阳民间多有自发捐资，修建义桥、义渡、义路和义亭的记载，因而形成了独具益阳特色的驿路文化。 2014年清明，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资阳区某古玩者的车库里，发现了一块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义渡碑。据悉，该碑出土于益阳裴公亭下的原汽车路渡口，是建益阳资江一桥时挖出来的。该碑高185厘米，宽70厘米，厚7厘米，为青石质。可惜碑已一分为二，纵向断裂，幸亏文字基本完好，不难辨读。碑文计1322字，由序言和募捐名单两部分组成。碑额“义渡芳名”为隶书，遒劲华丽，直道主题。碑序亦是隶书，清秀古朴，字字珠玑。碑文则为楷书，庄重而典雅。
“义渡芳名”碑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哪些历史信息呢? 一 裴公渡口，随着一桥飞架南北，益阳45岁以下的年轻人便见所未见，或闻所未闻了。下面，就让“义渡芳名”碑来为我们讲述该渡的前世今生—— 先看碑序：“西南岸有裴亭，建于李唐。代远年湮，越次重修，屡遭倾圮，幸邑人姚先囗等斩棘除荆，募捐修复。山亭高敞美娩旧观，又幸浮生痴迷，乘此守成。知云树拥护，裴亭为资江十景之弌。游人来往未免不难起望洋囚。兹劝募多金，造河船济人渡。纵遇波涛澎湃，江干无阻隔之虞。风雨飘摇，渡口育方舟之便。” 透过这些半文半白的文字，可略知：裴亭在资水的西南岸边，始建于唐宣宗末年，由宰相裴修所建，名曰“云树堂”。 因年湮代远，屡遭倾圮，后益阳有位姚先生四处化缘才重修此亭，遂改为“裴公亭”。因裴亭高敞美婉，为资江十景之一，过去因没有渡船，北岸的游人难免不隔河兴叹。于是便开展了这次捐募活动，以“造河船济人渡”，“纵遇波涛澎湃”，两岸亦“无阻隔之虞”也! 当时益阳的城关和县治均在北岸，在著名的“裴亭云树”下修个渡口，实属情理之中。 其实，除方便游人和商贾，还有政治层面的考量。 益阳自秦汉以来，统治者“近图荆楚，远图百粤”，多取道益阳。据“益阳市交通志”：古时有咸阳经益阳通往百粤(两广)的官路，还有从长沙通往贵州的湘黔大道，无论纵向横向，都经过益阳。 民国二十六年(1937)元月，第三条贯省公路——川湘公路又正式通车。这条通往大西南的现代公路途径益阳裴亭渡口，全长1390公里，以历时一年，伤亡劳工6000余人的代价而完成。于是，这座建成才三年的义渡又赋予它一个功能——载汽车过河。 至此，似也恍然明白，益阳古城慢慢由城内到一堡、二堡、三堡地拓展上去，与这渡口和车路不无关系。以后随着汽车的增多，义渡便慢慢演变成了人们口中的“汽车路渡口”，至于渡人，那就往东移一点吧。只是，这汽车路渡口一直叫到1974年12月，随着资江一桥的贯通，连同下面的“人渡”，便戛然而止。从此，裴亭义渡便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渐渐淡出了市民的视野。 二 裴亭义渡不在了，但碑刻的历史意义不会磨灭。 义渡碑嵌刻于民国二十三年，即公元1934年。那时的益阳城隶属益阳县第一区，下设两镇：青龙洲至临兴馆为龙兴镇;临兴馆至麒麟甲为麟兴镇。直到民国三十一年才合并为龙麟镇，并持续到1949年解放。 益阳城区两镇，既是交通要道，物资集散之地，又是县治所在之处。自明清以来，经济得以较快发展，《益阳市志》载：“辛亥革命后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物价较平稳”。 1930年，湖南省以人口、经济、耕地厘金三项为确县标准，益阳被列为一等县。 纵观义渡碑功德芳衔，有179个单位、乡贤、商号、业主、道士等乐捐“多金”，合计银洋2841元，外加贰石水田(石，音“担”，计量单位，约十亩或六七亩为一石，因地域不同而不同)。民国时期这段短暂的稳定与繁荣，无疑給义渡募捐创造了条件。 历史上，益阳古城之渡口有官渡、义渡、民渡之分。同治版《益阳县志》载：县城南门的碧津渡原为官渡，官府提供船只，每年发一定的公食银两，确定摆渡人员，为衙门官员和差役服务，闲时兼渡行人;义渡俗称公码头，过河免费，以好善者捐献资产为经费;民渡系个体性质，经营者以摆渡为业，靠渡资养家糊口。
抗战时期，大文豪郭沫若先生曾任国民政府三厅厅长。1938年，他从武汉撤往南岳途中经过益阳，曾在裴亭汽车渡口过河后，小憩于白鹿寺外。十年后在其长篇回忆录《洪波曲》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渡过了资水，在一段高地上，有一座宏大的白鹿寺，隔江和县城对峙，周围松柏挺立，颇占地势……”这时，距裴亭义渡碑刊立刚四年，郭老南行经此，应为义渡的真实受益者，其所述，也是当年裴亭车渡的真实写照。 可见，当时的义渡，不仅“济人渡”，也“济车渡”，这个渡就不是一般的“摆渡”，而是机械化了。 三 裴亭义渡碑也蕴藏多层地方特色。 该碑屹立于县城对岸，国家级交通要道之处，故与普通乡野义碑明显不同，既有浓郁的商贾气息，又渗透着民国的市井风情，是地域民俗中难得的历史符号。 其一：义渡工程有政府和官员参与，体现了民办公助。在碑文的功德芳衔及捐金数目中，“益阳县长毛庆年捐洋伍拾元整”，勒刻首位。“益阳县财政局捐洋壹佰元整”，位列第三。 关于县长毛庆年，20多年前，我曾走访过一个茶馆说书艺人。他向我介绍一起民国初年的谋财害命案，説主管此案的就是县长毛庆年。当时我还半信半疑，未必真有此官?后来查阅《益阳县志》，才知不假：“毛庆年，江西丰城人。”民国四年十一月至民国五年六月和民国十八年十月至民国二十年三月，先后任益阳县长。在跨度14年的时间段里，两度出任为县长，而且是在同一个县治，可见此人对上有过人之处，对下亦有抚民之道。且镌碑之时他已卸任四年之久，然碑文仍以县长称之，足见其人受百姓待见，亦可见益阳人小意，不搞人走茶凉。 政府出钱，虽只有一个财政局，但因它的参与，义渡的性质便属“民办公助”。虽所捐不多，可毕竟率先垂范，乃好事一桩。 其二：商业学校的出现可补充地方史志之不足。几个见过义渡碑的朋友，发现“益阳县商业学校捐洋壹仟肆百元”，很有几分诧异。怎么，那个时候益阳就有商业学校?这也难怪。因1999年版的《益阳县志》载：“民国三十二年，县商会在县城鹅羊池创办资江商业职业学校”，而后“该校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并入长沙商业干部学校。”除此之外，益阳县志再无其他商校的记载。 可以确定，义渡碑上的商校就是后来这所“资江商业职业学校”，且资金雄厚，一捐就是1400块光洋，占捐款总额的49%，几乎是一半。无疑，义渡碑的发现，将益阳县商业学校的历史至少提前了9年。 其三：益阳铁锅源远流长，碑文重现了已消失的锅厂。益阳铁锅系益阳四大名牌特产之一，另三大名牌是小郁竹器、明油纸伞和松花皮蛋。1964年，湖南举行过一次铁锅破坏性测试，规定耐炸5次便为合格铁锅，而益阳铁锅却挺过了142次，创全省第一。1984年获国家“银质奖”。 早在清光绪三十四年，益阳铁锅业就已非常发达，锅厂达20余家，工人2000余人，其鼎锅远销省外。民国后虽逐渐衰退，但仍有一定规模。碑文功德名单中光锅厂就有六家，它们分别是：宝成锅厂、祥记锅厂、太和锅厂、阜南锅厂、恒福锅厂、福记锅厂。这些民国时期的锅厂，公私合营后统称为“湘中锅厂”。 其四：以堂、庄、顺、福等商号为标志的捐款者众多，可见证当年商贾之繁荣。捐款名录中以堂为商号者有：彭两思堂、丁养浩堂、应化堂、王德云堂、寿仁堂、道化堂、吴仁寿堂、林宗岳堂、七眼堂等。庄，主要是钱庄，有普益庄、同福庄、白鹿庄等。其他还有资江福、同德顺等，都是商号。 这一时期，益阳县城商户达2000余家，码头80余个，年出口稻谷、棉花、土纸等近600万银元，进口食盐、布匹、煤油等1000余万银元，有“湖湘商都”之称。商人捐资义渡，有利展现商号的诚信、积善和实力，等于现在的“公益广告”，不啻一举多得。 其五：女性参与捐资，显露出男女平等的曙光。在179家捐款名录中，至少有两个应为女性，即“刘徐氏”和“李肖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子是没有名号的。嫁到夫家，冠以夫姓，娘家带来的姓氏便附属为号，这在旧式家谱中最为明显。结合民国习俗分析，刘徐氏和李肖氏应是丈夫亡故，自己独撑门庭，才获得流芳的机会。刘徐氏和李肖氏没有夫亡从子，湮没无闻，而是独立捐资，得到认可，也算是民国赶走皇帝23年后的一个小进步。
其六：宗教巫风显露碑文，揭示益阳佛道风靡，香火鼎盛。名录中有“灵骨仙人、白鹿寺”等，可见出家人在这次义举中亦与尘世合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渡众生。还有那位为义渡碑作序的李孔目在落款中自称“大仙”，敢称大仙者，除了自身的威望，想必亦有敢称大仙的环境。益阳因有巫楚文化为背景，自古就是神灵活跃的地方。民国时期，麻石街就号称有“九宫十八庙”，其实这只是个概数，据资料统计，当年15里长街，其寺、其庙、其观、其馆、其殿、其宫，有48处之多。公元372年，东晋高僧慧远来到会龙山下，与先期到达的印度僧人不如密陀谈经论道，结庐而居，并建了宝泉寺，从此汉传佛教便在益阳流行，比佛教圣地南岳还早200多年。 此外，安化的梅山教也在益阳盛行。它源于原始的巫教，后来发展衍生出系统的神、符、演、会和教义，至今在民间仍可闻悉的封禁、起凡、退煞、划水、收惊、还愿、和娘娘、唱土地、喊魂、放阴、叫夜、收魂、占卦、祭天地等，都属梅山教，可见其影响大矣。当然，正儿八经的道教在益阳更是根深蒂固。不然，朱元璋也不会给咱们的城隍爷封个四品官。 说益阳佛道二教盛行，恐怕与齐己也不无关系。这位益阳籍的和尚又称“诗僧”，《全唐诗》收其诗作800多首，比李、杜还多。他的“荣必为天下荣，耻必为天下耻”的思想，对家乡的各路大仙自然也潜移默化，影响甚深。 至于那位写序的“大仙”，其落款是“大仙李孔目乩题，孟圆处士书”，这“乩题”二字，可见他的序言是扶乩占卜、深思熟虑的结果。整篇序言词句华丽，条理清晰，结尾以佛教的因果报应告之世人：“将来获福，定靡穷焉!”靡，在这里有共享、同享之意，意告诉大家，这次裴亭义渡之募捐，将来必定给两岸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财富和幸福。足见该大仙是位做群众工作的高手! 书写序言的孟圆先生自称处士，所谓“处士”，就是善于自处、“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清高之士。有此等境界者当然也是受菩萨和佛道二教的影响。益阳籍现代作家叶梦女士曾言家乡“遍地巫风”，看来不假。 其七：义渡捐资用银洋结算，可谓工程浩大。义渡工程至少包括两岸麻石码头的修建，渡船的打造或置购，船工的雇请及日常的维修。捐资的银洋为2841元。这笔钱在当时价值几何，是什么概念呢? 1930年代，经营益阳到长沙客运货运的五轮公司，曾将“鸿钧”号轮船转卖给他人，其价格为2400元银洋，足见义渡工程远超一艘现代内河轮船。与此同时，一个大户人家的女佣，月薪仅一元银洋。这样算来，近3000人的月工资才能完成义渡建设。而在收藏者的眼里，现在极普通的银元价格，一块为500元人币。那么，当年的义渡工程折算为现在的人民币，应值142万余元。 综上所述，益阳裴亭义渡碑刊立民国二十三年(1934)，至今八十有二年，它的存世，佐证了益阳的驿路文化，论证了裴亭的源远流长，验证了古城的民俗风情，补证了益阳的历史空白。故此，裴亭义渡碑用经典的历史文化符号，和我们的现代思维来了一次碰撞与交汇，或凭藉我们的现代思维，与老麻石街来了一次穿越和拜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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