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梦|七坛甘草梅 ———周扬与吴淑媛(三)

　　一本信笺和七坛甘草梅

　　1934年深秋，吴淑媛怀了三儿子约瑟。周扬送她带着两个孩子回益阳分娩。往常，周扬总要等到婴儿落地他才返沪。但这次没有，他没有等孩子出生，就走了。他告诉吴淑媛，若是男孩子取名约瑟，若是女孩子取名亚密。周扬临走时，他给吴淑媛留下一本浅绿色的信笺纸，那上面印了一只飞翔的鸿雁。周扬对淑媛说：“你要常给我写信哦!”身怀六甲的吴淑媛，接下了那本信笺，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爱的运宜会生二心，她没想到，她和他之间以后只能是信笺上来往的夫妻了。她当时更没想到，此行一别，和丈夫竟成永诀。

　　她原想夫妻别离时间不会长，生了孩子过一段即去上海。上海有他们租的房子有他们的家。大儿子已在上海念小学了。她与周扬夫妻12年，在上海呆了9年。她已经习惯了上海。然而天真的吴淑媛没有想到，她永远也回不了上海那个家了。

　　据陈子展先生对周艾若回忆说：1934年深秋周扬一家离沪的次日，他去周家，才知一家人己走，但门上挂了一件红色的女大衣，他说：那大衣不是你妈妈的，你妈个子高，那红大衣是小个子女人穿的。

　　据梅志先生回忆，周扬在1934年从益阳再度返沪，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已经焕然一新，他已换下惯常穿的西装，着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有了另一个女人。人们再到周扬家，再也看不到那两个在矮桌上玩积木的漂亮的小男孩以及那个身穿旗袍的贤惠的周夫人了。

　　上海滩上周扬的新气象，远在几千里之外益阳城里坐月子的吴淑媛一点也不知道，她顺利地产下又一个漂亮的男孩子，她还沉浸在又一次做母亲的喜悦与忙乱之中。

　　三儿子满月之后，吴淑媛开始用周扬给他留下的信纸写信，浅绿色的信纸一页一页地寄出去了，然而信发出了却久久不见回信，再连去几封也依然杳无音讯。当她终于收到周扬的信时，周扬在信尾这样问她：你怎么老不给我来信呢?吴淑媛接到丈夫的信后笑咪咪地对儿子们说：“你看你爹爹，我给他写了好多信，他自己不回信，还说我老不写信。”现在看来，吴淑媛给周扬的信，也许真的没有到达周扬手中。

　　转眼到了1935年春天，新生的儿子一天天长大，又白又胖。按理说，吴淑媛又该启程返沪了。这时，周扬来信，信上说，我暑假回益阳。于是吴淑媛放心等暑假了。

　　淑媛托人买了最好的梅子，周扬喜欢吃她做的甘草梅子，她开始为周扬做分别后的第一坛甘草梅子。

　　吴淑媛做的甘草梅子，又甜又脆，味道特别好。梅子做好了，孩子们想吃，但懂事，知道那是给爹爹做的。晒好的甘草梅子用一只粉彩瓷坛装着，放在雕花的红漆摆柜上。

　　到了夏天，暑假来了，周扬却不见回来，那一瓷坛甘草梅子没有人动它。

　　到了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吴淑媛又开始为周扬做第二坛甘草梅子。这时，周扬又来信了，说今年暑假回来，这已是1936年的春天了。吴淑媛根本不会想到其中变故，倒是吴公馆一位老佣人力劝娇小姐携子返沪，吴淑媛则说：“他不来接我，我是不会去的。”

　　果然，到了1936年暑假，周扬又没有回来，也在这一年，他去了延安。

　　到了延安，周扬仍保持与吴淑媛的联系，还给儿子捎过一件紫红色的呢大衣。可能是托人从外地买的。到1938年，吴淑媛还收到周扬寄来的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吴淑媛读着丈夫的译著，一边动手为她做第四坛甘草梅子。

　　周扬的母亲这时写信责问儿子：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的人都忘了?周母最耽心周扬发生婚变，她喜欢这位老实的不爱说话的二儿媳，怕她受委屈。周扬立即给母亲复信。信的大意是：我现在在肤施(延安)当教育厅长，我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还有一个最怕周扬变心的是吴周氏、吴淑媛的妈妈。吴周氏身染重病，生命危在旦夕。但她不放心。她爱女儿胜过爱自己。她还爱女婿和3个漂亮的小外孙。如果可能，她情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女儿的幸福。然而女婿数年不归，这意味着什么?她似乎明白了一切，又不忍心告诉女儿。为了女儿一家，她曾经把家里的金器一包一包地交给女儿。然而，她尽她所能为女儿所做的一切，并不能使女儿获得幸福。

　　吴母的病逝使这位从小在母亲卵翼下的女儿突然感觉天塌了。她只觉得眼前一片黑。

　　吴母埋在羞山附近。在母亲亡故的那些日子里，吴淑媛天天领着3个儿子和养女亚密一行5人，早饭后步行去数里之外的坟地。本来并不爱哭的吴淑媛把一世的眼泪都给了她母亲，她哭娘，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她开始是哭诉，哭的内容一天一天从不重复，然后是哭嚎，引得儿女们跟着她哭成一团，哭声惊动了山野人家，大家走拢来，扶了她回羞山长田坊的庄屋。她哭娘的坟，先是每天一次，继而隔天一次，连续哭了数月。

　　世间的荣枯难料，没想到阔气的吴家也会败落，吴淑媛唯一的同母的弟弟因投资经营袜厂不善，赔了大本。卖了乡间大片田产抵债。几乎一夜之间成了穷人。吴公馆那一间她娘家的“银行”再也无力为她支付金子了。她带着3个儿子一下子陷入贫困。

　　与周扬的联系几乎中断，这期间周立波曾经从延安南下回过益阳，专程去看过吴淑媛。周立波当然不会把周扬在延安的真实情况告诉这位远房婶婶。吴淑媛表示要跟周立波一起去延安。只是这个时候，她已经去不成延安了。

　　周立波的妻子姚陵华经常来看吴淑媛，孩子们看见她一来便与妈妈谈很久。她们谈的是什么，孩子们都不知道。

　　吴淑媛一下子由富家小姐的位置落到平民女子的分上，她居然也能操持起各种家务来。她找来破布条打壳子，为儿子们做鞋子，亲手做各种坛子菜，扑豆角、扑茄皮、扑辣椒和酸菜。这个时候，她带了3个儿子回到新市渡莲庄湾，周扬名下虽没有一分田了，那里的房子还是自己的。

　　城里和乡下都有闲言，说周扬在外面怎么了，但无论如何吴淑媛就是不信，她根本不相信周扬会爱上别的女人而离开她，她嘱咐儿子们不要听人瞎说，“你爹爹不是那号人。”

　　那个时候的吴淑媛是个什么样子呢?她已经34岁了。我读到周扬小侄女周舜华一部没有写完的遗稿，发现一段有关吴淑媛的描绘：“大约我5岁左右，我终于见到了我的婶婶，婶娘与3个堂兄及保姆一行5人从城里回到乡下，我的婶娘吴淑媛是益阳吴公馆家的千金，爱称娇小姐。婶娘长得十分美貌，高高的身材，皮肤白嫩，既圆又方正的脸盘，五官十分端正，眼睛特别发亮有神，眼皮儿是双的，睫毛是长的，嘴是抿的，下巴稍稍前翘，她兼有东西方女子的美，她的话特别少，脸上挂着掩盖不住的忧伤，她常常懒洋洋地倚门而立，失魂般的眼睛呆呆凝望着开井里的茶花树梢，一动也不动。她那倚门呆立的神情专注的样子，真像一尊青年美妇人的雕像。”

　　一张报纸结束了七年的等待

　　那个倚门望着天井中茶花树的美丽妇人，她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她心中的忧郁和痛苦，从不和任何人说。她这一辈子，从不和人争什么，也从不说任何人的坏话，即使她到死，也没抱怨过周扬。除了母亲死，她很少落泪。这位善良的女子把忧郁这一杯毒酒留在心中独自轻酌啜饮。不将自己的忧郁宣泄与人，这无疑是一种慢性自杀。

　　有一天，正读寄宿中学的长子艾若从学校回来，感觉周家大屋气氛紧张。从乡邻到家人都在传一张报纸，那一张报纸令全家人失色。因为那张报纸，使艾若的祖母，姑妈全都傻了。艾若再看妈妈，妈妈则是木然的，看不出任何表情，但艾若知道妈妈垮了。

　　艾若一直不知道那是一张怎样的报纸，只知道那张令全家人失色的报纸透露了周扬的消息。

　　1996年6月我拜访周扬的二外甥胡有萼，才知道那张报纸是桂林办的《救亡日报》，报上登了周扬给郭沫若的一封信，周扬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信的末尾附了一句：“苏已进抗大，小孩已进幼儿园。”

　　信的末尾这一句对于莲庄湾周家大屋，无疑是一声晴天惊雷。

　　周扬的母亲不知如何面对这位贤德内蕴的二儿媳。

　　周扬的姐姐周玉润忍不住落了泪，她想不到幸福美满的弟媳也重复了自己作为女人的不幸。

　　吴淑媛在7年苦苦相思中结构的爱情童话顷刻间瓦解，夫妻20年的情分，全被一张报纸否定，她没有一滴眼泪。

　　从此以后，吴淑媛病了。

　　开始只是脖子上长淋巴，一串串，很快成荔枝大一颗颗，继之全身浮肿，卧病不起，受尽折磨。

　　进城看过一次信义医院，外国医生只摇头，又回来了。

　　家中可变卖的东西不多，家人翻出几张珍贵的火狐皮，交给本族的一个姓周的去卖，后来连那个人都不见了。

　　病重的时候，请一次医生，便卖一个彩绘瓷坛，那雕花大柜上的坛子都卖光了。

　　吴淑媛重病的时候，她腹部有地方痛，她不吱声，只是用被子摁着，那被子被她摁破一块。她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不吱一声。她的房里静悄悄的，像没人一样。

　　吴淑媛病危的时候，己经吃不下东西了，但想吃一种粉皮，想吃新鲜包谷，还想吃一种北方的大梨。当她弟弟吴之清好不容易托人买来一只新鲜大梨时，她己经吃不下了，弟弟俯身抱着姐姐，泣下如雨。

　　临死前的一些日子，她早已不能说话了，她望着3个儿子，指着柜子，想要告诉他们，又说不出来。她的意思是说那里的东西要保管好，孩子们打开柜子，从那里找到仅有的两枚金戒指，这大概是她最后的首饰了。她从小穿金戴银，不以金银为贵。她陪嫁的那一抬盒金首饰都是经她的手变卖的。出嫁后，她每次从上海回来，都要从娘家带走一批金首饰。在她看来，黄金这东西不值什么。她己经陷入贫困多时，为什么还会有金首饰呢?是不是周扬送她的信物呢?

　　在吴淑媛的病还没有转重的时候，有一天，正好周扬的母亲、哥哥与姐姐都在她房中，她倚着床，平静地对他们说了这样的话：“我没想到与运宜夫妻只有这么久，20年真是好快，不晓得信就过去了。”当年在床前听妈妈说话的小迈克，感觉妈妈话里一字一句都充满着对爹爹的怀恋。她说过这些，又嘱咐：“我死后，一定要给我的寿衣袖子上加上白条，我走在长辈的前面，是我的不孝。”

　　吴淑媛说完这些，一屋人都落泪。

　　她说这样的断头话，是准备赴死，谁也救不了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