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益阳十景之十】十洲分涨

　　【细说益阳十景之十】十洲分涨

　　老汉

　　十洲分涨，是益阳十景压轴的一景。从字面上看，它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一副美景，倒切切实实是一种“水漫湖洲洲欲淹”的态势。

　　那么刘知县和蒋山长为何将防汛抢险也当一景，还让它来压轴呢?

　　首先，得将十洲介绍一下。这个“十”，是数字，是实实在在的十个洲子，而不是有文章所理解的是泛指，或“许多”的意思。且十个洲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分别是：黄花、华林、烟波、罗溪、刘公、清水、文星、龟鹿、玉皇、千家，均坐落于当年东关城外广阔的江面上。十洲的得名，乃明朝大学士赵贞吉“以其数合图而得名”。这话有点拗口，译成白话就是：这十个洲子在益阳十景图中排名刚好也是第十，便统称“十洲”得了。

　　赵贞吉是当朝大学士，皇帝的贴身秘书，怎么到了我们益阳，还帮我们排序和命名起十景来?

　　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曾以监察御史的身份督办过“治黄”工程，对山川水利自然有一份兴趣;二是他生性耿直，与当朝宰相高拱不和，便辞官回故里，忘情于山水，在一次优哉游哉中便到了我们益阳。前面说了，咱益阳人小意厚道，并不因你不受朝廷待见就怠慢你，作为知县的刘激，更是十二分的厚待他，并邀他参与“益阳十景”的命名与题诗。于是，这位大学士的名字便“友情奉献”在了益阳十景的镌图上。

　　有人看益阳十景上有他的名字，便在前面冠了一个“益阳籍人士”，其实这是想当然。赵贞吉是四川内江人，内江人民待他也不薄，为他修了一个很大的墓。

　　弄清了赵贞吉，再看十洲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除了最后一个千家洲，其他我们都比较陌生?

　　还记得老汉在“庆州渔唱”中提到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吗?说益阳“县之左右，处处有深潭”，既然处处有深潭，那就处处有湖洲啊!且根据地形来看，县之东面较之西面，那水呀洲的更是泛滥。因那个年代，八百里洞庭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其南边就到了益阳的城墙下。另外，一路滔滔的资水一过益阳，地势便豁然开朗，既没有山的挤兑，也没有城的羁绊，与湖水交汇相融，便想呆在这儿好好喘口气了。

　　这样一来，东关以外的资江河，就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了。现在的资江，被人们用两溜长堤将它强行捺进了河床里。而过去，资水到这儿便无拘无束，向两边漫漶开去，似忘了它的使命是去长江，奔大海。漫漶和逗留的结果，那些从山区裹挟来的泥沙就有了沉淀的机会，于是宽阔的水面上，这儿，那儿，便形成了一个个的淤积洲，不像上游的庆洲，还有魁星楼所在的孟家洲，是地壳隆起的产物。

　　淤积洲在地广人稀的汉唐甚至宋代，地方官均不以为然，可到了元代，在蒙古人眼里，就不一样了。

　　蒙古人是游牧民族，靠着人和马的完美结合，成了人类最强大的民族，当年可以说是征服了全世界。可是自来到洞庭湖后，他们发现人与牛的结合，创造了另一种奇迹，人跟在牛尾巴后面，什么耕呀，耙呀，滚呀，耘呀，便形成了让他们刮目相看的农耕文明。由此，他们放弃了在北方曾决定把天下变成牧场的计划，鼓励农民围湖造田，广种粮食。

　　湖区人少了怎么办，便鼓励移民。据益阳县二修县志载：“元(1264—1294)，县内移民修河皮、油麻、长塘、双桂、黄关、石桥、薛家、朱凌、车公、邓家、桂花、白水托等12垸，此为益阳筑垸之始……”这以后，益阳资江口自孟家洲以下有名的圩子就有四十余个，到了明代，骤增至上百个。

　　圩，围也。圩子的骤增，直接造成两大现状：一是大量外来人口流入益阳，使益阳人口猛增，城区也因“有民万户，升格为州”，比县大了一级，州府，州府，乃真正的城市了。二是大量的围堤筑垸，使资江的出口被阻，致使年年水患，直接威胁城区和上游的农田。这是马上民族不懂灌溉农业，不懂农田水利所至。

　　所幸元朝寿命不长，只有短短的98年。

　　进入明朝后，湖广布政司潭州府于洪武元年发出政令，严令资水出口及各支流出口筑圩垦田，并遣返外来人回原籍。为此，县衙在城内白马山修建了“禹王宫”，重塑了大禹治水宜疏不宜堵的文化形象。洪武二年，朱元璋“置宝庆卫于县城”的常备军，也加入了强行遣散移民的工作。

　　政令实施的结果，大片的田土退田环湖了，资水该入洞庭的很快入洞庭了，最后只剩紧靠资江的十个洲子，即十景中的最后一景“十洲分涨”了。

　　这样一来，益阳的总人口便下降了一半以上，全县人口不足三万，由州又复为县了。

　　道完“十洲”，再来解释“分涨”，了解了“分涨”，就能明白刘知县和蒋山长将“十洲分涨”定位最后一景的良苦用心。

　　益阳地处洞庭，自古以来就有用水利、避水害的农耕文化。所谓水利，自然是灌溉农业，而水害，就是汛期水灾。面对水灾，常见的办法是水来土掩。这个土掩，就是筑堤，就必须万众一心，同心同德。虽“人定胜天”的话不敢说，因家家都有一块“天地君亲”的牌位，天是第一位的神，谁敢忤逆?但“人定胜人”则是必须的。如果人不能胜人，那就“人或为鱼鳖”，所有的人都完了。

　　此话怎讲?

　　因为古人有个最原始的操守，这就是敬天畏地。每年，不管天上下多少雨，地上的水涨好高，都不怪天，也不怨地，所要做的就是疏水筑堤，保护自己。若一切工作都做了，水还在涨，就只能丢卒保车，牺牲局部保护全局了。这个卒，就是地势不利或渍堤筑矮了的某个圩子。这个圩子被淹了，其它圩子就相对安全了。

　　为了使自己的圩子处于不败之地，或为了“人定胜人”，战胜其他圩子，由此便演绎出了湖区特有的赛龙舟、烧宝塔、比河灯、舞龙灯等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一方面表示对天地的敬畏(可能是一种贿赂)，一方面也是防汛抢险的一种演练，洲子与洲子之间，圩子和圩子之内，便利用这些活动，相互比规模，比声势，比谁能持久，不败。这便是湖乡人民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一种圩子文化。

　　这样，经过汛前演练，也经过汛期考验，湖区的洲子在湖水猛涨之际，一个个也水涨洲高了，这种高，是水来土掩的结果。如果都涨高了，都抗住了洪水，那自然皆大欢喜。如果有一两个圩子的堤筑矮了，或筑得不牢，最后进水了，那也用不着怨天尤人，因为随之而来的是一幅幅感人的救灾扶困、恢复生产的画面。这项工作在解放后做得尤其好，并且溃过的圩子来年庄稼会更好，因为被水淹过的地方地力会提高。

　　所以，当年刘激老知县把“十洲分涨”作为益阳十景的压轴大景，其用意便不说自明。他是站在政治的高度，看湖区人民的战天斗地，看湖区人民的顺天应人，看湖区人民的自我牺牲，看湖区人民的同舟共济和家园保卫战!

　　这，也是益阳十景中的一个最大看点，一处最大的人文景观!

      编者手记：

　　由老汉细说想到了乡土教育

　　《细说益阳十景》到今天编发完了。关于益阳十景的文章，网上有不少，但基本是对景观层面的抒发，像老汉这样深入发掘、细说历史的，却不多。

　　首先从史志中发掘。“会龙栖霞”中的栖霞寺，原名宝泉寺，与汉王朝第一个公开信佛的东晋孝武帝有关。这样一推算，益阳的寺庙比南岳最早的福严寺还早了近200年，可以说是湖南最古老的寺庙。东汉学者应劭和长沙国相罗君章，对“庆洲渔唱”中的“轻舟委浪、谣咏相和”“其声绵邈”的楚风民俗有过点赞，这也是益阳史上的一大殊荣。益阳人对落难的帝王也好，对遭贬的宰相或大学士也好，都敞开怀抱，坦然相迎。在为裴休结庐修亭后，益阳卓然排列起了一道文化名人的长廊。对为益阳带来了一段和平岁月的关羽和甘宁，我们的先人均爱戴有加，十景中，就有三处景点是纪念他俩的。

　　其次从群众中发掘。“西湾春望”里的西流湾，资水到此形成了一股回水，相传为龙王爷引资江千里奔泻，恋上了益阳的风光，于是龙尾一摆，便流连忘返了。老汉却不满足于此，通过走访观察，发现除了北岸的城池对水挡了一下，关键是大渡口那堆科马提岩对挡来的水又“推”了一把。“庆州渔唱”中的渔唱会否有流传?功夫不负有心人的他找了一位打鱼人，果真笔录了一首据说是明代流传下来的渔歌。为弄清“碧津晓渡”的具体地址，他还找了两位老者相互印证。

　　三是从脑子里发掘。小心求证，大胆假设，也是老汉的一个研究方法。当年，无有地理常识的老益阳人每天看着西垂的太阳落到会龙山下，第二天早上又精神饱满，鲜艳如昨，便认为这与会龙山的调益、滋益有关，于是他假设，益阳，益阳，益阳这地名说不定就是这么来滴。庆洲得名，既然与姚妃和张进士无关，而此前朝廷的常备军驻益，该部队刚好还在这无名洲上宿了一晚，这无疑是一件值得纪念和庆祝的大事，是不是庆祝——庆洲，在益阳人的口里就谐音成了一个洲名?“十洲分涨”，在一般人眼里，东关以外江面益阔，洲子甚多，每当春水盛涨，便“饶有分涨之态”，可在他的眼里，却分明是一幅水来土掩、水涨洲高的“战洪图”……

　　虽老汉的研究不一定都对，其中一些观点还值得商榷，但他这种执着追求和对益阳历史文化的爱，是值得肯定的。由他的细说，不禁想到了对孩子们的乡土教育。

　　现在我市的小学教育，一方面孩子们下午的时间很充裕，却因涉及到所谓正课课时红线不能踩而半天半天地浪费了，一方面孩子们对益阳的历史，对家乡的文化却知之甚少。如果学校每周拿一个课时出来，为孩子们讲讲益阳十景，介绍介绍益阳的文化和历史名人，不是很划算吗?用一个课时，让孩子认识脚下的土地，找到自己的根，无论对熟悉自己的家乡，关心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热土，还是对世界观的形成，人格的健康成长，都有必要。

　　通过对本地历史的了解与认识，孩子们有贴近感，也有亲和力，这样，就能更好地促进他们继往开来，奋发学习。同时，也通过对本土文化和知名人士的展示与发掘，激发他们发现历史奥秘的欲望，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鼓励孩子们立志成材。这，刚好也是《国家九年义务教育课程综合实践活动指导纲要》所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