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来什么时候成为了他自己

 

　　自与文学打上交道起，刘春来力求摆脱“文坛迟到者”的身份，自觉吸收来自两方面的滋养。一是新时期文学主潮的滋养，二是周立波的滋养。早期的“铜鼓冲艺术系列”二十多篇，芥子须弥，已然能从中看到现代中国半个世纪直到今天历史演变的一方缩影，但“与新时期文学发展有着同步性，他的创作的局限和突破都覆盖在新时期农村题材创作的总体进程之中”；《锈铁泛光》虽不是何士光《乡场上》的翻版，“尽管在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和心灵觉醒的必然性方面，弥补了《乡场上》的一些不足，但其主要思想和人物形象却没有脱离窠臼”。发表于1987年10月号的《湖南文学》的中篇小说《父亲》，是他在铜鼓冲世界之外进行深入开掘的一篇力作，用不肖子孙“我”的口吻叙述父亲的经历和命运，用审视的眼光对待父辈，其思路与早他一年发表于1986年第3期《人民文学》的莫言的《红高粱》基本接近。铜鼓冲玉阿婆那种“人生在世，就是做！死命地做，不顾一切地做”的生存哲学，那种近乎痴狂的恋土情结，那种永远趟不出铜鼓冲的文化心态，直指一种有意味的人生，虽然这种人生与民族文化的伟大与狭隘并生、稳固与保守相因、包容性与封闭性共存的深厚结构有着深刻的同构性，但并没有脱离当时流行的农民心理描写。显然，出道较慢的刘春来努力摆脱当时文学潮流中的“迟到者”身份，但始终未能彻底摆脱。诚如周艾若所说，这时的刘春来，“如果说他艺术上具有难得的才气，还不能道出具有多大气象。”周立波是中国现当代的大师级作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湖南作家，基本上是周立波亲自培育和沈从文深刻影响的结果。作为家乡的后起之秀刘春来，更是满怀景仰，以无比虔诚的心向自己的家乡前辈学习，行走在周立波式的创作道路上。无论是编辑、评论家还是作家本人，都是以学周立波所达到的境界来衡量刘春来小说的成就。著名编辑家朱树诚在审读《时运》稿后给作者的信中说：“在愉快的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作者的前辈同乡周立波先生，想起他笔下的那些可爱的人物，“亭面糊”，秋丝瓜，邓秀梅……想起当年作者对这位前辈同乡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作者在创作道路上一直以这位前辈同乡为楷模，现在看来，或不达，亦可追也。”刘泽民说：“刘春来继承和发扬了周立波的艺术趣旨和创作传统，用小说的表达方式，叙述新时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和农民的生存命运，为我们观照当代中国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及其日常生活、心路历程，提供了一幅幅具有审美深度的艺术画卷。”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刘春来能不能成为刘春来自己，刘春来什么时候成为了刘春来自己？我反复研读了他的全部作品，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刘春来成熟了，刘春来成为了刘春来自己！而且，那是近十年间的事。近十年来，刘春来一直处于创作的高潮。他的长篇小说《水灾》、《办事处》、《时运》，中篇小说《我们在城里茁壮成长》，近100万字，联袂而出，影响日益广泛而深远。从《水灾》开始，他便在铜鼓冲的水竹林和资江边的麻石街徜徉。《办事处》描摹了两类边缘人：一类是处于权力中心之外的边缘人，如刘达夫、彭玉蓉、何一修等；另一类是来自农村处于繁华城市的边缘人，如司机罗海军，小保姆娥姐、文玉均、夏小丽，混混小头目四铁匠等无根的漂泊者。这两类边缘人组成了龙鳞市当下城市生活的协奏曲。作者还借副省长之口直接谈到城市化进程问题。那位“副省长给祁专员上了一课，说好多人把我们党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意思理解不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并不是都来建国际化大都市，农村也和城里一样通电通公路，农民也和城里人一样有低保有医保，农民生活城市化，也是推进城市化进程。”《成长》写一对来自农村的男女青年克服重重困难基本立定脚跟的故事。在《时运》和《成长》中，地区首府龙鳞市30年来的变化成为他注目的重心与焦点。文革后期，县革委会祁主任去省城，还只能坐当时唯一的一台小车——县医院的救护车；改革开放了，街上要通公共汽车了，县里一回就买了四部红汽车！四部汽车在那个时候算是很多很多了。随后只几年时间，船都机械化了。再后来，城区也快搬到对河去了，麻石街成了旧城区，对河新区才是真正的市区，千年的麻石街也在龙鳞市消失了。这些作品，在铜鼓冲挖一口深井后，抓住中国城市化进程这个社会大变化，从农民和市民的双重视角书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初级进程，底层蜕变在他的笔下得到了最系统、最深入而睿智的表现。这不但标志着刘春来已从他的家乡前辈周立波的光影下走了出来，打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天地，而且在中国当下的小说创作中，他已经独占鳌头，占领了一块最富有写作前景的文学创作高地。套用一句流行语式：“刘春来是中国当下城市化进程初级阶段底层蜕变的第一写手”，亦不过誉。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或逊于蓝

 

　　长篇小说《水灾》是刘春来小说由铜鼓冲农村变革转向城市化进程书写的一个过渡。因为写农民和市民共同抵御洪涝灾害，共同保卫村镇和社区的家园，因而对农民和市民的解析与表达都特别充分。《水灾》所书写的抗洪精神，浓缩了自然人的生存意识、共产党人的先锋意识，还涉及到数千年的宗法管理方式，是共产党领导和传统宗族力量同时发挥作用的真正的全民抗洪抢险。资阴全县六十五万人口，上堤四十七万人！洪峰来了，八千抗洪将士，半个小时集中起来，战斗打响！为防止关键时刻“炸群”，鸭婆洲四个村长一人手里提一根蔑片片，半寸厚，两寸宽，两尺多长。解放前防汛守垸子，当族长的就是这么一根蔑片片，唤作打懒棍。族里子弟堤上若不卖力气，当族长的一蔑片片抽下去，子弟们屁股上就一道血印子。解放后没有族长了，再守垸子打懒棍就退休了。这次抗洪开会，垸子里一些长者说大敌当前生死一搏，还是要把打懒棍请出来，要村长代表他们族里老人管好他们的子侄。龙鳞市琼池县绿湖镇的鸭婆洲，洲子只有一巴掌大，男女老少一共才五千七百一十九人，上堤防汛的就有四千多人。他们的雨具一律都是一只白晃晃的尿素袋子。他们手挽手挡在子堤前，让浪头打在自己的胸脯上，打在眼睛上，打在“龙鳞牌尿素”几个字上。他们用身子护住子堤的断头，用身体来承受浪涛的冲击，断头处堆成了两个巨大的人球。风浪中两头两堆人站在堤面上拉紧一根拳头粗的缆绳，一队精壮的小伙子一人灌半瓶烈酒，背靠绳子站成一排，就以那绳子为依托，挡在那五米来宽的缺口前面，用他们强壮的、被酒精烧红了的身体承受风浪。大量的人在这一队小伙子的身后抢填被冲开的子堤，他们喊着叫着，互助咒骂着，硬是用装了土的编织袋筑起了一道新的堤坝，拼尽全力堵住了缺口，抑制了洪水的势头，家园和土地到底得以保全。这样紧张激烈的巨大场面，这样涕荡一切动人心魄的气势，这样不顾生死的拼命三郎精神，在周立波的作品中是没有机会出现的。那为生存而激发起来的农民意识，农民的土地观念、家园观念、宗法观念、群体观念，得到了最高贵的凝聚，最完美的释放。不仅包容了数千年的历史内容，而且，早已不仅仅是一种观念，而是内化成了无数生命的无穷力量！它激起郭诗人以才情和生命写出人间最富有感召力的诗篇，也激起了读者心中不息的波澜。客观地说，《水灾》对农民和农民思想意识的认识与描写，是当年的周立波因为没有生活蓝本而无法达到的，它远远超越了周立波笔下土改合作化时期“土能生万物，地可纳千粮”的农民意识和土地观念的表述。凭着对农民如此深切的理解，刘春来才具有书写农民进城新趋向独具的优势和特别的资质。

　　刘春来在风俗人情的描写上也超越了他的前辈同乡。出道不久刘春来这方面就表现出难得的写作潜力。《送灯》中写铜鼓冲那幅美妙绝伦的风景画就是杰出的一笔。“那炊烟袅袅婷婷地在各式各样高低不一的屋顶上颤抖，顽强执着地与山风抗争着升到高处，升高了，却又不急不忙慢慢地散开，淡化，造就天地间一个朦朦胧胧地好意境。那炊烟，分明又是各家主妇用以呼唤自己亲人的旗帜了。这旗帜一升上来，便可听见有娃娃鱼游动过的山溪旁，以及山溪两岸的水竹林里，有清脆的牛铃声响得一片叮当。紧接着，竹捎摇曳，看得见黄牛和水牛从林荫深处安详地踱将出来，它们口吐唾沫，摇头晃脑地大嚼竹叶，其神气，犹如旧日的绅士老爷一样福态。看牛的伢崽们呢，则一律都横坐在牛背上，背衬着满天的红霞”。这样的牧歌境界令人心仪。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以清新、柔美、秀丽的笔墨，描绘家乡农村的山光水色、耕作栽种、居所家具、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等风土人情，把新的时代风貌与浓郁的乡土气息、质朴的民间美德、和乐的劳动场景揉为一体，绘制成一幅幅南国山乡诗情画意般的风俗图。山东的宋遂良称他的小说为“秀丽的楠竹”，湖南的蒋静称他的小说为“清新的茶子花”；茅盾则说得更明白：“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他善于吸收旧传统的优点而不受它的拘束，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他是越来越洗练了，而且，在紧锣密鼓之间，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一二小事，亦颇幽默可喜……勾勒人物，朴素遒劲，这些都是他的特点。作者好用方言，意在加浓地方色彩，但从《山乡巨变》的正续篇看来，风土人情、自然环境的描写已经形成了足够的地方色彩，太多的方言反而成了累赘了。”在新的世纪，刘春来继承了前辈的经验更有所发展。世异时移，社会生活丰富复杂了，现实主义的表达也更加开放而多样，人情风俗的描写有了更大的空间可以延伸。这个时候的刘春来，方言俗语的引用更为大胆而贴切，在人情、人性书写的基础上，大量引入世道人心的“社情”，风俗民情描写更具有厚重性。尽管是文革后期阶级斗争红火的年代，出现在他笔下的居然是一个经常捆人的民兵队长和一个经常被捆的下放知识分子马拐子，两人共坐在一个队屋的阶沿上推心置腹的闲聊。他俩“抽着烟，很友好地说起了捆人的种种方法以及各自的感受。好像这捆人和被人捆，都是人间生活不可或缺的日常内容，一点都不希奇古怪的。”末了，马拐子从屁股下面抽出那面铜锣，将铜锣放在膝盖上，再在铜锣上铺开一张已经签上了很多名字的公文纸，公事公办地对队长说：签字吧。队长读了武装部长的介绍信，再在上面很隆重地签上自已的大名，也不去监督游街，任凭马拐子就走了。“马拐子走的时候还很得意，说社会主义就是好，挨批斗也记工分，今天十分工又到手了”。就在这下层人际关系中，生死对立的阶级斗争双方居然成了毫无芥蒂的异性兄弟，严肃的阶级斗争竟然化成了快乐的生活游戏！这就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农民的政治态度和为人方式。还有比这样的人性人情更美妙、更亲善的吗？当然，这是化严肃为幽默，化沉重为轻松；刘春来笔下更多的风俗人情描写隐藏了时代的痛苦和历史的悲凉。刘春来善于将这痛苦与悲凉制成永恒的历史雕塑。比如说第一次恢复高考时，翻译《曹刿论战》中的古文“夫战，勇气也”，都误认为这是在讲夫妻打架：丈夫打妻子，都是一时的脾气。考地理出了一个大题目，在一张中国地图上填出各个省的省名来，考生却巴黎、莫斯科、华盛顿、河内乱填一气。一个阅卷老师止不住愤怒地写下一道批语：我坚决反对出卖祖国，此卷呈北京国家公安部！一个老师教学生用关联词“不过”造句，在黑板上示范：“我牵牛到河那边去吃草，牛‘不过’河”。文化革命中，国人的文化贫困到何等程度啊！小说留下的这一系列叫人流泪的笑话，是当时的真实，越到今后越有认识价值。将这样的国情、社情、民情进入文学，比起他前辈的风俗文字，意义显然是深广得多了。我这样说，并不是刘春来比他的同乡前辈高明，而是说，时代前进了，文学发展了，刘春来在文学前辈的指引下，与时俱进，因势而上，风俗人情描写的超越，是进步了的时代的馈赠，也是开放的现实主义超越革命现实主义的结果。

　　当下信息社会，手机为载体的民间段子，实际上就是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学或“准民间文学”。把它们引进小说之中，可增加小说的生活容量与思想容量。刘春来的小说适时地引进了这些东西。战争年代我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第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第二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三是密切联系群众。”可到了市场经济社会改换成了“第一是理论与实惠相结合，第二是表扬和自我表扬，第三是密切联系领导。”这就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共产党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以后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的逆向变化。这样的民间文学进入小说，既活跃了当时的气氛，又增强了文学韵味，还蕴含着厚实的社会历史内容，超越周立波风俗人情文字所包含的人生与时代内容多矣。

　　因为时代的进步，刘春来适时地抓住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底层蜕变这块最富有写作前景的文学高地。作品告诉我们：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庞大的概念，包括工业、商业、交通、科技、建筑、人居、文化等等方面的大规模现代化推进。刘春来主要关注城市化初期城市扩容、农民变市民等底层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是表象，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全方位转变，才是实质。农民成市民，是工业化的需要，城市建设的需要，也是文明进步的标志。农民的变化当然不只是身份的变化，职业的变化，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的变化，还是文化的千年转型，是农耕文化向现代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的转化。这个转化何等广泛、深入、细腻而持久！它所表现出来的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历史变迁的广泛性与深刻性，都远远超过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带给农民的变化。聪明的、不声不响的刘春来挽着历史的手臂，乘着时代的东风，最先在现代城市化进程的高地上笔耕不辍。应当承认，刘春来笔下的这块文学天地比周立波东北元茂屯的土改，益阳桃花仑的合作化具有更为广大深厚的内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乃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从这样的角度和基点上来评说刘春来近十年间的小说创作的价值，就洞若观火了。

　　但是，刘春来在一个最基本点上，远远逊于他的同乡前辈——那就是思想的穿透力远不如周立波！这不是说刘春来小说中没有自己的思想。在《办事处》的结尾，他乐观地提醒读者不要只看到改革开放中的不足之处，因为“太阳总是一寸一寸升起来的，阳光总是慢慢照亮大地的。社会要前进，总要有一部分人英通前进，还要一部分人忍辱负重。”在《时运》中他慎重提出：“我们要有一个有说服力的典型，这个典型在奋力奔向小康的同时，还要顾及其他。比方说集体没有了，五保户怎样供养，水利工程怎样分摊，基层党组织怎么样适应新的变化，怎么样守住自已的阵地。总之，要尽快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找到新旧体制的衔接点。”无疑，这些都是作家自身思想的表现。但比较起周立波思想的穿透力来，的确是小巫见大巫了。周立波小说思想的穿透力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家中，应当是首屈一指的。他的《暴风骤雨》写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这一新生事物，当年是关系到社会制度、农民命运和各种人的切身利益的时代大变革、社会大前进的伟大斗争，当时并没有任何蓝本，但他的小说居然成为了东北解放区土改工作队员自觉遵循的工作指南书，人手一册！《山乡巨变》写的是后来证明有过速过快、一刀切缺点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感觉到更没有任何一部作品批评过这一缺点，唯独周立波写合作化是自上而下的程序展开，借婆婆子乡长李月辉的口，含蓄委婉地批评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这些缺点。这固然是曲笔，但也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智慧，更需要多么具有穿透力的历史政治眼光！人云：每一个大作家都是一位先知，预言家，是人类命运和精神奥妙的揭示者，是重大精神悲剧和精神出路的启示者，也是人类精神陷阱的指示者。鲁迅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里藏着的光耀。这样，就显示灵魂的深。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13刘春来在写实的技法上早已圆通熟稔，游刃有余，并不比他的同代人或者家乡的哪一个前辈差，甚至由于心态的放松和环境的自由，写得更轻松捷达，人情味更浓，但他远未达到“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在眼光的穿透力、精神的批判力方面，远远不如他所敬重的前辈，甚至还远未达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高度。他虽然已经摆脱了名疆利场的羁袢，自觉地快乐地为底层而写作，但他还只是个“智慧的写实主义者”，离批判家、预言家、精神指引者、灵魂探索者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花数年功夫伏案攻读一些思想家的名着，消化、观照头脑中大量的、宝贵的生存积累，拉近、缩短、甚至消灭作品和自身的精神距离，那时的刘春来，才是真正令人刮目相看的、非凡俗的刘春来。当然，这是很高的标准了。现实向来是打折扣的，“取法乎上得乎中，取法乎中得乎下”，从这个角度说，周立波是刘春来永远的楷模，永远的导师。

 

 

　　中国要从农业大国向现代化工业社会发展转型，必须实现农村人口的大转移。但这个农村人口大转移必须建立一个极其简单又极为重要的基础上：每个中国人都有饱饭吃。小说《时运》很朴实地写道：计划经济年代，“责任承包前，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农民全年口粮300斤以上的只有百分之十一，300斤以下有百分之八十九，其中不到200斤的占百分之三十。”○14城里人过年每人只配给半斤猪肉指标，豆腐、酱油、棉布、自行车都要凭票供应，极其紧张。在那样的年代，国家只能严格控制商品粮人数，坚决制止农民进城，把进城的农民作为“流窜犯”打压。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解决了中国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国家才有能力实行粮食开放，逐步容许、欢迎、提倡农民进城，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才能得以出台。这就是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的独特之处。中国是在最广大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最贫困的经济水平线上，最深厚的农耕文化上开始现代城市化进程的。这和西方的城市化进程，和许多发达、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都很不相同。正是这个不同，进城的农民，为了生存，舍得拼命，“命就是钱，钱就是命。”“拿命去换钱，天经地义的事情。”大量从相对封闭落后的农村跨入灯红酒绿城市的的农村青年，他们试探着迈出一只只脚，小心翼翼又义无反顾地走进城市，融入陌生城市新的生态圈，裴平平就是龙鳞城里第一个自建私房的人，但真正站稳脚跟并融入的并不多。娥姐高中刚毕业的时候，也兴高采烈到深圳去发展过，但发展不起来。施丽华为了在城里立定脚跟，只好以身体做本钱下注，而且是一仆二主。三马虎为了在城里立定脚跟，只好与大十多岁的文寡妇结婚。另有好几个人，如桂海水的儿子，在城里犯了事，反被政府判了刑。七老板资金雄厚，彭玉蓉关系网宽广，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书中许多苦痛的活生生的事例表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初期起步艰难、悲剧色彩浓郁。那么，城市的原住民是否生活得优裕呢？不！他们中品质低劣者甚至靠骗农村人的钱过日子。某县城里一家小公司招考文员，一人一次收一百元报名费，那家公司的经理就是一个下岗工人，招文员只是骗钱的手段。下岗的车间主任春叔一家，是地道的城市贫民，更是城市贫民的优秀代表。他自身生活拮据，却对农村人相濡以沫，尽力接济。他时刻忧国家之所忧，说：当下有“一个怪圈。政府不准拖欠农民工工资，政府盲目招商又拖欠张老板的钱。张老板违反合同付不出王叔的钱，工人们闹事，政府又要来了难——这个怪圈如何解得开呵！”这一笔非常重要，如实地摆出了我国城市化初期，农民、市民、政府都有困难，正因为各方面的困难，才上下一致，同舟共济，互相体谅，共渡难关，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才能持续而快速地推行下去。积极乐观的刘春来像积极乐观的春叔一样，不在意反腐倡廉的流行思路和显在的贫富矛盾，没有大写农村“993861”部队和农村的萧条，没有大写进城的打工族的原始积累和市民的困难，避开打工崽文学的惯性思路，避开农民身份变化的一般性观照，避开市民生存的廉价乐观，从历史的、文化的层面表现当下农民和市民的命运，从而显示出社会的巨变。

　　中国的城市文化与西方的城市文化极为相似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凡城市都具有六大共同性：一曰聚合性或集中性，各种人、事、物和观念因过于集中和浓缩，城市中心远离了自然，人受不了物的压迫，只好逃离。上世纪50年代，美国白人退出城市中心，进入郊区，黑人则从郊区进占城市中心，来了一个位置大互换。二曰竞争性，城市中的一切，无不处于激烈竟争的态势下。三曰功能性，城市的一切设备，设施，都从“有用”出发，无空闲之物。四曰消费性，一切设备，设施，都是满足需要，刺激欲望，扩大消费，丰富生活，增强娱乐性。五曰前导性：大城市引领中小城市和乡村的生产生活消费新潮流，尤其在服装，饮食，娱乐三大服务性行业。六曰遮敝性与开放性并存——现代社会强调保护个人的隐私，城市的设施和制度都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而城市交流的广泛又要求城市设施有一定的开放性，所以封闭性和开放性的融合是城市文化的新特点，城市里的家庭是私人生活空间，同时又是社会交际场所，家居的客厅面积大大地扩展，布置也相当讲究；公共场所的电影院，剧院，茶楼，酒吧，网吧都设有各种类型的包箱，使公共文化空间拥有相当的私人生活场景。集约化、产业化、科技化、消费化、刺激性，这是中西城市文化的共同点。但是，西方城市的城邦联盟制度历史悠久，一开始就实行契约管理；中国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则建立在广泛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实行伦理约束，两种文化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农耕文化的基本内容大致是，天人合一，笃信天命，顺应世事，亲近自然的世界观；循宗法（家法、族规），守本分，重亲情，信因果，恋土如命、重农轻商的农民意识；求温饱、惜物产、爱自由、亲自然、以耕作养殖为本，自给自足、恬静散淡的日常生活态度与方式；分真假、讲善恶、明是非的二元对立的直线思维特征。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中文化冲突并不尖锐复杂，那么，中国城市当下灯红酒绿的刺激性强烈的城市生活与天人合一、散淡优雅的农耕文化存在着极大的不协调。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取代与文化融合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源泉。刘春来的城市化进程小说初步表现了分散与集中、散淡与竞争、伦理和欲望、亲情与利益、节约与消费等种种深层的文化对立。这些对立与差异，集中表现为现代工业文明与自然古韵的冲突，城市化对乡村原生态的摧残，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对抗时的无奈渺小。十五里麻石街是资江河浪水打出来的，是排古佬和驾船人建起来的，一直是老街坊们的骄傲。可现在呢，龙鳞市对河新区高楼林立，有了铁路有了火车站，乡村角落里都通汽车了，大码头反而败落了，十五里麻石街最大的企业轮船公司寿终正寝，排古佬和驾船人的子孙都一个个下岗了。麻石街上的老街坊因此而骂娘，埋怨农村来的有钱人居然到新城区买房落脚。曼蔓姐与四铁匠经过了毁容和牢狱之变，最终反而永不分离地走到了一起，农业文明的伦理之美战胜了现代城市物质化、欲望化的诱惑。这一切大大小小的人事变迁与细微的心理纠葛，体现了“人类文明现代变革”这个更加宏大而恒久的历史命题，很有历史的纵深度和艺术的立体感。

　　刘春来近十年间的几部长篇和中篇，在叙说都市生存艰难的同时，几乎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农民为什么要走出山村往城市发展？刘春来朴素而真实地写到，农民进城，并非乡下人的日子不好过，相反，“现在乡下人的日子真好过呵，一年只要用两个月时间就可以种好田了，再用一个月时间过好年，剩下的九个月如果不出去找事做，就只有坐在屋里打牌，你赢我的钱我赢你的钱了。”农民为什么还要不计后果地拼命往城里挤呢？作者写道：村里有的老年人，一辈子连乡政府都没有去过。年轻人就不同了，每年年一过完，他们就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将几件换洗衣服胡乱塞在一个蛇皮袋子里，风风火火走四方。胆子大一些的跑深圳，跑海口，胆子小一些的跑龙鳞，跑县城。他们总是用完了盘缠就回来了。这是刘春来城市化进程的写作起点，他真正的深刻性在于：农民进城，力图改变自己的处境和身份，乃是自然人性的挣扎，是人性向上生成的必然，因此不可避免地既带有盲目性又带有命定性。“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只要是人，潜意识中都有一种追求文明的驱动力，因为任何人都是文化动物，内心都涌动着追求高贵、靠拢文明的要求。埃及现代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富兹说：“我是两种文明的儿子……第一种是有七千年历史的法老文明；第二种是已有一千四百年历史的伊斯兰文明。”城市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城市化是人类文明方式的转变，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征，当代世界的城市化进程，乃是人类进入现代化轨道的必然途径，它将是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过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断言：“21世纪影响人类文明的因素有两个，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化的现代进程，自90年代初小平同志南巡，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潮声，应和着农民进城务工的脚步声开始的。刘春来并没有从概念出发提供这一转变的艰难，他集中笔墨书写农村人在城里站稳脚跟的不容易和百折不回地追寻人类的现代文明。中篇小说《成长》全力书写这一历史的艰难过程和必然趋势。我和早年的同学、恋人金枝，先是靠着城里的春叔，后是利用自己的拼命劳作，用“墙缝银行”存钱，收集建筑废料、脚料搭房，苦扒硬撑，当所有的农村人都回农村以后，终于在菊山花园的烂尾楼里勉强安顿了下来。我与金枝的道路虽然充满艰辛，结局也一时难以确定，到底显现了进城青年农民命运的一丝曙光。

　　城市化进程总是大浪淘沙，泥沙俱下。丑恶与伪善在泛道德政治的驱使下，加上无聊媒体的推波助澜，往往大行其道。他们用善良的假面，遮挡内心的黑暗，推行卑鄙的阴谋，达到害人利己的目的。七老板用美人计使对方掉落陷阱，屡屡得手；罗光明一边发大水财，一边送些盒饭、矿泉水出去，通过电视反复播放，沽名钓誉，全然不怕东窗事发。作为报人出身的刘春来在这方面的叙说有时虽不露声色却能鞭劈入里。凡此种种成就了刘春来小说的独特与深刻。他近十年间的小说，既不是纯粹的农村小说，也不是纯粹的打工小说或城市小说。他用农民的眼睛和市民的眼睛交替地打量着城市化进程中的底层变化，为城市化进程中初级阶段底层蜕变提供了精彩的实录与有益的启示。

 

　　传统价值观、缺乏文化根底的人性蜕变和浪漫传奇

 

　　农耕文化与城市文化最大的区别就是生存状态和价值观的区别。农村生活恬淡知足，城市生活刺激性强烈。当前现代城市生活中，以道德伦理为评判标准的价值体系正在坍塌，以欲望为正当价值内核的价值观正在蔓延；以伦理本位的家庭亲情正让位于以官本位为中心和以钱本位为终极的利益交换，市场化价值体系逐步建立；鼓励消费，刺激欲望，欲望的道德合理性连同以利功为最高准则的价值目标并行不悖。这样一来，对官、权、钱、色的相互交换关系欣赏多于批判，对底层市民势必缺乏关照与同情，城市化进程中文学的道德评判在逐步丧失，其道德底线如何确定，作家的价值观如何选择，便成为当今城市文学或城市化进程小说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

　　八十年前，沈从文抱定“沅水边上的妓女也比城里的绅士纯洁”的乡村优越感，在城乡小说中施与的好恶与褒贬，总是明明白白地偏袒着乡下人。八十年后的刘春来也是这样，他毫不掩饰地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说：“就算你爸爸不是乡下人，你爷爷也是乡下人！所有的城市最开始都是乡下呢，乡下人是城里人的祖宗！”讲的当然是事实，当今的现代化大都市上海，四百年前还是个小渔村呢！在《成长》中更直言不讳：“乡下人不是人，跑乡下的公共汽车也是城里公汽公司更新换代后淘汰下来的烂家伙，没有一个窗户是关得严实的。”由于作者的乡下人立场，所以他的价值观念纯然是农耕文化的价值观念。曼蔓姐与四铁匠原是乡村恋人，城里小老板老婆一死，曼蔓姐立马就贴上去了，可四铁匠不干，四铁匠一横一竖划了温柔两刀后就去坐牢，男子汉的大恨大爱最终感动了曼蔓姐，她主动踹了那个城里男人。她左脸上的隐约刀痕突然好美丽，“那是他们经过了磨难的真挚爱情纪念徽章呢。”这乡下人的写作立场和价值观固然让小说保持一种朴实的伦理美，但其公正性、深刻度是否因此而受到损害呢？作者在写到曼蔓姐一时跟定城里的小老板后情不自禁地补述一句，“当年的女知青为了招工，还不是也有和公社干部睡觉的？”这虽然是曾有过的事实，可毕竟是谁都不愿意揭开的城市女知识青年的陈年伤疤啊！作者此时毫不留情地揭开它，不但没有意义，反而有碍于小说思想的深化。刘春来还宜在写作立场和价值观选择上作些科学的调整。

　　农民的生活空间变化后，接踵而来的是职业的变化，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变化，最终导致人的精神变化，意识变化，价值观念的变化，总之一句话，人性发生变化。没有表现进城的农民人性的变化，都不是城市化进程的完整再现。刘春来笔下的中国农民，在陌生的城市生存、发展，在融入城市这个新的生态圈时，自己在人格上也有所成熟，比如说，彭玉蓉最终皈依了佛门，娥姐也认同了佛教……，这一类描写，意向固然是深刻的，但是否合理，是否成立就值得商榷了。陈了滨历事太多，思虑太深，在人间蒸发，固然可信，但泼辣、精明、能干，欲望强烈的彭玉蓉，有时简直咄咄逼人，是人们眼中的凤姐儿，她在丈夫死后怎么会突然脱离红尘呢？《红楼梦》里也只有贾宝玉当了和尚，王熙凤最后活得很是悲苦的。娥姐原是为了生存的惬意而进城，她的精神的超凡脱俗也来由不足。刘春来注意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性蜕变，是他的高明，但缺乏文化根底的人性蜕变，提醒其对新生活新人物的艺术把握能力尚需修炼，他笔下的城市化进程小说还有广阔的生长空间。

　　他的《办事处》和《时运》，两个在城里立定脚跟的农村青年都有一个共同的神话般的奇遇，他们或者是那个特有钱的台湾老兵的骨血传人，或者是当年那个逃亡地主，现在的台湾老兵寻找半世的报恩对象。台湾老兵使进城农民成了经济暴发户，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处境。《办事处》里的四老倌一夜暴富，还月薪五千，乡长书记要进县城或者到龙鳞来攻关，得要他陪了去才有效果，儿子罗庚荣从此不再踩人力车，当上了威风凛凛的警察；《麻石街》“又是一个台湾老兵”，让新痞子当了深圳分公司的董事长助理，全权代理龙鳞市的业务，他的妻子金妹佗被正式任命为台资公司的财务总监。这种因外力介入导致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的结构技巧，曾使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司汤达的《红与黑》脍炙人口，也使今日刘春来的小说涌动着浪漫传奇色彩。不过，在刘春来的农村人进城的小说中，这样的结构总让人产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农民式的幻想，是否反而掩盖了生活本身的严酷与深邃呢？作者也许可以重新作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