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益阳十景之四】白鹿晚钟

　　白鹿晚钟，是益阳十景之四。益阳县志载：唐元和年间(806-820)僧广惠建白鹿寺于县城南岸会龙山颠。大中年间(847—860)裴休为荆南节度使时，尝讲经于白鹿寺，并结庐资江南岸读书，后人为纪念裴休，遂于结庐处建“裴公亭”。

　　裴休，《唐书本传》载，生于公元791年，卒于公元864年，字公美，孟州济源 (今属河南)人，唐朝一代名相，善诗文，官至吏部尚书，封河东县子，赠太尉。工书，以欧阳修、柳宗元为宗，寺刹多请其题额，为晚唐著名书家，然存世书迹仅一件。

　　如果还要进一步了解裴公，那裴休则是隋唐第三条好汉，也就是隋唐八大锤中“银锤将”裴行俨的第六代孙，唐朝开国大将程咬金还是他的老姑爷。用现在的话来说，裴公是典型的“太子党”，名门后人。

　　白鹿寺建寺为唐朝中晚期了。寺名“白鹿”，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裴休每晚在山上秉烛夜读，朗朗的诵经声，引得一只白色的仙鹿驻足聆听，夜晚只要经声一响，仙鹿就飞来听经。一天晚上，白鹿听经的秘密被人发现了，因为仙机泄露，便再也没有 来了。为纪念这只白鹿，山民便把它驻足听经的这座山头，命名为白鹿山，并在山下建了一座寺，取名为白鹿寺。60岁以上的益阳老人都知道，过去的白鹿寺是坐落在桥南市场附近的。

　　一说是宋朝淳熙年间，益阳资水之滨瘟疫流行，尸横遍野，众医无奈，官员亦无策，百姓只好呼天。幸益阳信众多多，但见他们每日跪求于古寺佛像前，请众僧诵经祈愿，寺庙也为此启动了水陆道场。经数日，忽见一白鹿，脚踏七彩祥云，双眼净澈，神态安详，宝光熠熠烁于其身，缓缓绕寺三周，然后乘云而去。次日，白鹿复至，口衔一草，留与寺内。信众愕然，方丈喜曰：神鹿独衔一草，应为灵药。于是，众僧漫山遍野，依样寻草，施与信众。自此，瘟疫得驱，百姓涕零，焚香拜谢，白鹿衔花亦由此闻名江南。为谢佛恩，该寺更名为“白鹿寺”。

　　这两则近乎神话的传说，其真实性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益阳白鹿寺从此声名远播，这匹白鹿也陪伴着一代代益阳人焚香祈福了上千年，其弘善杨美的精神亦被益阳人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说罢白鹿，再说晚钟。

　　寺庙自古以来都是“晨钟暮鼓夜木鱼”，所谓“百年鼎鼎世共悲，晨钟暮鼓无时休”，是也。可见，寺庙的钟，都谓“晨钟”。钟既然是早晨敲的，为什么白鹿寺的叫“晚钟”，莫非益阳是晚上敲钟不成?虽寒山寺有“夜半钟声到客船”一说，那只是特例，因苏杭一带自古经济发达，有“夜航船”一说，半夜敲钟，乃客船到了，提醒旅客上下码头，一路平安。益阳唐宋年间，并无客船夜航一说，为何也“夜半钟声”?

　　原来，晚钟虽无关商业，更无关旅游，但与益阳特有的经济有关。

　　当年古城益阳，以南门县衙为中心的城内一带，与白鹿寺相距数里且隔着资江，本没什么联系，况宋以前，寺庙多是建在深山僻静之处，谓“深山古刹”，红尘飞不到也。但元朝统治时期，蒙古统治者把超凡脱俗的佛教演变成了入世普世的政教，如把高僧尊为“国师”，传教西藏建立达赖政权等。可见，佛教服务于“红尘”，服务于经济，互惠互利是一件双赢的好事。

　　进入明朝，随着社会的安定，益阳古城日益繁荣，从沿街铺面、货栈和来往商旅可以看出，这里已初步有了一丝儿商品经济的萌芽。本着“双赢”的原则，处在一江之隔的白鹿寺便想吸引信众，繁荣香火。然而，它没有广法寺、南岳宫那样的“地利”。用什么方法化不利为有利，争取“入世”与市民取得联系呢?

　　除了晨钟，“晚钟”是一件最为便捷的方式。

　　为什么?

　　这与古城众多的二产业三产业有关，也与新型的作坊主和雇佣者有关。这些产业不像第一产业，时间观念比较强。那时还没有自鸣钟、手表、收音机一说，掌握时间主要靠“鸡司晨”和“东方打露”，可是，晚上关门呢，还有防火防盗的提醒呢，上晚班的人还涉及到一个点灯熬油的问题。这些有谁来给个确切的时间呢?有人会说，咱益阳有更夫呀!

　　是的，更夫虽然立场公正，也忠于职守，但从城东起更到城西落更，时间相差近一个时辰，一个时辰两小时啊，显然巡更无法替代准确的报时。那么，这个报时，对河的钟声是最公正最准确不过的了。这除了僧人与世无争没理由偏颇外，还有一层神秘色彩，即时间原是由神掌控的，天下神佛一家，咱益阳由佛家来报时，不是很好么?因此，自明朝开始，白鹿晚钟就以益阳城区居民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被保留下来，乃至数百年来，都没人怀疑过它的公正与准确。

　　但佛家报时，操作还是人工，那么这撞钟的僧人是如何确定时间的?

　　对此，笔者曾在1972年走访过上一辈的惠普老尼。惠普1948年出家，出家前，她是成过家的，只因老公与小老婆到洪江进货就再也没有回来，便削发为尼进了白鹿寺。当年的白鹿寺乃清一色尼姑。

　　谈到晚钟是根据什么定时的，惠普居然一口气谈了七种方法：观日位，鸟投林，鸡进笼，盐老鼠(蝙蝠)出瓦觅食，经文模糊看不清了，香火明暗与香云上升的快慢，最后一个是用日圭来测定。

　　日圭，就是古代测日影的仪器，北京故宫的外面还看得到。具体方法是，每天看到圭上的指针没影后就点一盘香，依据盘香上的刻度便可确定酉时(下午五时到七时)三刻的准确时间。当然，依据冬夏、阴晴、燥湿、温度的不同，还须结合上面几种方法综合判断。可见，这时间的确定，在白鹿寺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呢!

　　到了二十世纪，具体讲，就是挪威人进驻益阳，大码头商船文化进入鼎盛时期，这种计时办法受到了挑战。因为西方人拥有自鸣钟和怀表，他们在益阳修建的天主教堂、清真寺，还有各路归港的“洋船”，一到晚上，就敲铃，就击钟，就鸣笛，按说，这些声音更准确，也更权威。但奇怪的是，益阳更夫的头更，店铺伙计摘牌关板子，老板娘掌灯开饭……，却依旧按白鹿晚钟行事。这是因为，唯有这座千余斤重的晚钟，声音才能传遍全城，而且时间和洋人的各类报时器相差无几。很多老人说过，不会大于一袋烟的间隔，即两分钟左右。

　　但现在的小伙伴可能存疑，相差两分钟，是不是白鹿晚钟听了教堂或轮船上的报时才敲的钟?绝对不是!这点老汉可以和小伙伴们打赌。因为道理很简单，益阳城区可听到白鹿晚钟，但白鹿寺却听不到城内的钟声、铃声、更声和“洋船”拉喂声。因为晚钟不仅体积大，而且地势高。古人有云：“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便是这个理。

　　白鹿晚钟，益阳十景中唯一不是景的“景”，却用它向上向善的品德与天时地利人和的包容，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里，形成了独具益阳特色的定位方法，打造出了一架超越经典的时空之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