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要遵循的原则，就构建和谐社会作出重大部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和谐社会理论和实践发展到新的阶段。2011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研讨班上，着重阐述了社会管理的问题。按照“维护核心、服务中心”的工作理念，作为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应该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积极建言献策、努力工作。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任何社会管理工作，如果不落实到乡镇（街道）和村（居委）这个层面，就都可以叫做“没落实好”。同时，现在的城镇是以社会自由人为主，不是以单位管理为主；城乡人口流动性大；职业、思想等趋向复杂化。基层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因此，我们要切实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据调查分析，当前，基层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和主要原因是如下七个方面：

 

 

　　同在一个社区（村），同在一个时代，同在共产党领导下，原来是共同贫困，但改革开放以后，有的人暴富起来了，有的人却依旧一贫如洗。特别是有的人的暴富并不是靠知识、技术、劳动，而是靠天生的行业差距、靠关系、靠投机、靠违法犯罪等暴富，这就很容易引发“仇富”心理。同时，有的优惠与奖励政策、社会保障措施等又没有及时足额到位，有时还没有连续性。并且，基层吏治腐败也还或多或少存在，有的地方还愈演愈烈。再加上黄赌毒黑下乡村到基层，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普遍降低。这样，就导致基层的社会心理严重失衡。在心理失衡的情况下，一旦出现诱因，就会导致不可估量的群体性事件。像湖南的石首事件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参与闹事的并非全是当事人，绝大部分是一些心存怨恨的旁观者与局外人，只为发泄胸中的怨气而闹事。同样，面对一群社会心理失衡或个别极度失衡的居（村）民，基层社会管理的难度就肯定很大。因为有的群众已经不大相信宣传、相信组织、相信上级、相信社会、相信别人，生怕上当被骗。

 

 

　　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指导着人的言行，决定着一个人生命的维度，决定着一个人的成就。一个有着正确的价值观的群体，社会就稳定和谐。而一个价值观紊乱的地区或团体，就肯定不和谐。像五省藏区，其生存的自然条件相对比较恶劣，但因为是政教合一、全民信教的地区，且藏传佛教的价值观，就是一个人的灵魂，要在“施舍”中永生。因此，信徒往往不辞千辛万苦，采用“五体投地”的最高礼节，三步一拜，历尽千辛万苦，把终身的积蓄都捐给庙宇。平时也注意周济他人。人死后，也采用“天葬”，目的就是“舍身饲鹰”，做最后的“施舍”，求得灵魂的永生。所以，藏民们虽然生活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但内部一直还算是比较团结、比较稳定和谐的。反观当前社会，价值观相当紊乱。可以说是既排斥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普世价值观，也排斥宗教的“不许贪婪、不能纵欲、不可杀生”价值观，还摒弃了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价值观，那么，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到底应该是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五个共同”，恐怕一般人很难讲清，甚至根本没把它当一回事。这样，很多群众不知道我们的社会到底应该走向哪里，我们到底应该为什么而奋斗，我们最终的奋斗目标是什么，这样，就导致了“功利主义”和“纵欲主义”盛行，整个社会就“物欲、肉欲”横流。在这种情况下，你给基层民众讲大道理，就会苍白无力，甚至带来冷嘲热讽。因此，当前，社会价值观与社会思潮的多元与紊乱，带来了人的思想与言行的无序，就给基层的社会管理带来了无穷的困惑和巨大的压力。

 

 

　　俗话讲，“上面千条线、下面一线穿”，就是说，社会管理越往上走，分工越细，越往基层，综合性越强。一个乡镇，是七站八所，还有八九个这样那样的办公室。而有的社区、村支部办公室，因办公场地不够，这样那样的板报和牌子挂都没地方挂，所以，平时只能搞一间仓库存放着，每逢检查，就临时拿对应的一个挂出来。所以，基层的事多且杂，简直难以形容。而随着人力资源、物力、财力的纵向流动，亦即都向上级、向发达地区、向高薪单位集中，除市、县两级的中心城区外，部分乡村基层组织出现了“空壳化、空心化”现象，尤以村一级为甚，往往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在主持工作。而大学生村官又是杯水车薪，且还不能担任主职，因为不合村民组织法，更何况真正能适应农村工作、能顺利打开工作局面的大学生村官还不到30%。同时，现在，有人形容我国各级的财政现状是“中央财政盆满钵满、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市级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村两级哭爹喊娘”，这样，就使得基层政权在实施社会管理时，事权与财权不对应，想开展工作也心有余力不足。因此，现在的部分乡村两级基层政权，其“弱化、虚化、荒化、恶化”现象已不容忽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中国社科院一份《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归纳了十个阶层：(一)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行使行政职权的领导干部。(二)经理人员阶层：指国有大中型企业，城乡各种股份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大中型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三)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私人资本，雇佣八人以上的企业主。(四)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指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中从事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五)办事人员阶层：指协助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处理日常事务的专职业务人员。(六)个体工商户阶层：指拥有少量资本，从事小规模生产、经营活动的小业主、工商户。(七)商业服务人员阶层：指在第三产业中从事体力或非体力劳动的员工。(八)产业工人阶层：指在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中从事直接或辅助性生产的体力、半体力劳动的员工，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九)农业劳动者阶层：指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并以此作为收入和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民。(十)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包括失业、失地、待业的人员。

　　其中，富豪阶层和中富阶层仅占总人口的1——5%；中产阶层约占20%；其他低收入阶层占到了75——80%。而且这种情况还有加剧的趋势，就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并且，当前的政策还没有强有力的调节措施。这样，同在一个社区或乡村，差距这么大，就很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增加社会管理的难度。因为人性本来就是极其复杂多变的，富裕阶层很可能为富不仁，而贫穷阶层亦很可能患上“红眼病”，这样，一些很小的事情就可能诱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因此，如果不能通过财富的第二次（税收调节）、第三次分配（社会保障）来进行有效调节，适当缩小社会差距，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就难以消除。

 

 

　　建国虽然已经62年了，但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仍然有近千万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上、缺吃少穿，仍然有两百多万孩子没书读、徘徊在校门外。而且，按现行社会保障体制，是分成公务员、事业单位干职工、城镇居民、农村人口四个等级（类别），且还有较大的地方差别。尤其是医保金、社会养老保险金的缴费和报销发放标准比较低，且还没有实现全覆盖。同时，社会建设滞后，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合理。这样，就会出现很多因病致贫、因灾致贫、因学致贫等等情况，从而使部分群众挣扎在贫困和死亡线上。既影响国家形象，也为暴发社会事件埋下了定时炸弹，更为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了不少的困惑。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各级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迅猛推进，由于征地拆迁款项不能及时足额到位或分配不公，由于工业污染下乡运动，由于假冒伪劣农资种子等的下乡，由于黄赌毒黑下基层下乡村，由于个别乡村两级干部的贪污腐化，由于个别政策执行操作过左过快走样变形，由于个别基层组织与政权的违法执法、违法行政，再加上原来国有企业改制当中的一些遗留问题等等原因，基层的社会事件频频发生，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制止，就会造成巨大损失。资料显示，2010年，全国信访总量970万件（人）次、群体性事件20817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因素的劳动力，流动非常快，国内外、境内外人力资源的流动相当频繁。同时，节假日的增多，经济条件的变好，交通的高速便捷，也使得人们外出旅行和走亲访友、异地居住更为勤密。因此，现在的社会流动性很大。这也就为基层的管理带来了困难。作为人口出生地的基层组织，有时候一年甚至好多年都见不到人，很能管理；而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基层组织，又不能知根知底，甚至还不能及时管理到位。而一旦出了问题，基层组织又难逃其责。

 

　　问题的表现在基层，但根源却在上面；事件的出现带有偶然性，但其发展往往又带有必然性；每一个具体的事故带有很强的个性，但许多事故往往又能找出很多的共性。古人云：“郡县治，天下安。”如果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街道和社区都管理好了，都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和谐了。因此，我们要深入研究，从众多的社会事件当中，分析其原因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我认为，要从以下七个方面想办法，切实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俗话讲：“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来解决。”所以，基层社会管理中的所有矛盾和问题，最终要靠国家和省一级调整和充实民生保障资金来解决。譬如，最近几年，面临如此大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我国还能保持稳定和发展，就与这些年来，“三农”方面的支出增加，特别是农村医保金社保金的逐步实施，稳定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和数亿农村人口有很大关系。但是，现在，我国国民的幸福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不成正比，就与民生保障支出还没有及时调整，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希望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有关。当前，各级要及时调整执政思路，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具体来说，就是要适当调减并科学使用用于基础建设的资金，逐步增加并科学使用用于民生保障的资金。据资料介绍，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建筑物的平均寿命之短，建筑浪费之巨，都是排在世界前列、非常惊人。所以，我们要“少折腾”，甚至“不折腾”，把有限的基础建设资金用好用活，然后，在人民群众的“就学、就医、就业、住房、养老”五个方面切实加大投入，使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保障。这样，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就会大大提高，即使遭遇天灾人祸，也不会带来大的社会动乱。就为基层社会管理奠定了物质基础。

 

 

　　事情要靠人来做，基层社会事务的管理同样要建立健全管理队伍。晚清胡林翼，之所以被称为地主阶级政治改革家，就是因为他首创并推行地方保甲制度，从而在黔东南基本剿灭并平息了匪患。根据当前基层社会管理队伍薄弱的现状，我个人认为，应该建立以乡和街道办事处为主体，村和居委会为辅，并充分发挥和运用辖区内的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离退岗（休）精英来共同参与的管理、服务体制。然后，按照工商部门的做法，实行“网格化”综合管理，画块包干，各负其责。使辖区内的每一个人都有人服务，每一件事都有人来管。以我们益阳市为例，全市1.2万平方公里、470万人口，分为96个乡镇（街道办事处）、1783个行政村，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乡镇管125平方公里、5万余人口（含流动人口）、近20个村。平均每个乡镇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数量为200人左右（含七站八所人员），再加上每个村实际工作人员4人（含大学生村官）左右，如果实行网格化管理，以村为管理和服务的基本单位，那么，定期和不定期服务每个村的干部为14人左右，这样，即使轮流坐庄，人手也基本够了。同时，现在有的基层单位退二线年龄界线为49岁，而这正是一个人年富力强干事业的时候，并且，在“保九争百”的现实条件下，即便六十岁退休的干职工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还有旺盛的精力。再加上在基层各辖区内的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其他热心公共、公益事业的社会精英们，均是参与社会管理的生力军。这样，就可解决基层社会管理有事无人做、有人无事做的问题。譬如，随着私家车的日益增多，废旧车辆的下乡运动日益加剧，现在的农村交通管理就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同时也是交通事故的高发地区。益阳市迎风桥镇就在交警部门的指导和领导下，尝试建立了“迎风桥镇交通协管站”，吸收当地基层社会精英参与，就有效解决了农村交通管理警力不足的问题，基本解决农村节假日交通拥堵和交通设施的维护以及第一时间事故证据收集问题。而在益阳各乡镇的政协联络工作委员会，以及尝试建在社区的“政协委员工作室”和“社情民意信箱”，就很好地发挥了基层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还有的乡镇建立了村治保员制度，就为乡派出所的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供了便利。

 

　　三、颁发第三代磁卡身份证，健全快捷的人口管理信息为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经济政治生活和人口流动加快的现实需要，我建议相关部门尽快研制第三代磁卡身份证。

 

　　未来的第三代身份证要能够涵盖一个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就学、就医、养老、住房、就业、婚姻家庭、财产、信用、不良记录（违法）等等基本情况，全国联网。这样，一个公民无论走到中国的哪一个地方，只要进入相关社区，往电脑上一插（一靠），这个人的基本情况就出来了。这就为公安部门和基层管理提供了便捷条件。同时，也为人口的流动带来了方便。因为个人的各种社保都可在全国流动并享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然，磁卡身份证的颁发年龄应该适当提前（学龄），同时，除了相片以外，还应有指纹识别，以增加造假难度。譬如，小孩子凭身份证有要求当地政府提供读书方便的权力，老年人有要求当地政府提供养老的权力，中年人如无工作有要求当地政府提供廉租房和失业救济的权力，患者有要求救助和医保的权力┄┄如果每一个人在天灾人祸面前，都能得到及时救助，平时都有相应的保障，天下就太平多了。同时，在政治权力上，我国已经实现了“同权同票”，要努力实现中国人民的“同权同保”，亦即同样的中国公民同一条保障线。实现“同权同保”以后，人民会感到“公平、正义”，会感觉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

 

 

　　一是要切实搞好五大民生工程建设，基本上做到逐步实现较高水平和全覆盖，也就是保证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学有所教、住有所居、贫有所救。这样，就从源头上减轻了基层社会管理的难度。二是从重从快打击另类“三下乡”运动。当前，要切实加强基层、特别是乡村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对于农村的“黄赌毒黑”势力与现象绝不姑息、绝不手软，坚决彻底的治理；其次是对假冒伪劣产品的下乡运动，要不留死角、不给机会；再次是对垃圾和污染物的下乡运动，要充分运用现代技术和手段，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逐步化解。三是要打击基层的吏治腐败。乡村两级干部直接代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打交道，其工作能力、作风、水平、思想状况等，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而近几年来，随着各种补贴和社会保障资金的增加与发放，随着各种各样项目资金的下达，随着征地拆迁补偿资金的分发，基层腐败的空间越来越大、机会越来越多。而村与居委的干部，大部分是由普通村居民构成，非正式公务员，其违法犯罪的成本相对低廉，挨个处分无所谓，大不了“撂挑子”不干就是了。而随着就业形式的日益严峻，村居委干部的近亲繁殖现象又日益严重，很多村居委干部就是县乡干部的亲朋好友，其违法违纪有点肆无忌惮，其查处难度也比较大。因此，要切实加强基层的财务等各项管理，切实做好政务公开工作，并依法依归打击违法违纪行为，使基层的吏治更清明，减少和降低行政成本，化解群众的情绪和怨气。

 

 

　　一是充分发挥生活居住在村和社区的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作用，充分反映社情民意；二是可以推广安化县委政府在争先创优活动中的做法，把社情民意工作室建在村一级，并使其常态化，使群众的利益诉求能就地及时解决；三是利用现代通讯技术手段，使村居民有事有话能找到领导说；四是在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上特邀公民代表参加。

 

 

　　各种社会团体与组织，是某区域或某行业精英的集合，是一种同业内“政治上的联盟、经济上的伙伴、技（学）术上的协作、生活上的朋友、行业上的自律”，内部之间比较好协调、好沟通，如果正确引导，完全可以取代某些政府部门的宏观管理职能，且因为是内行管理内行，甚至比部门还管得好。譬如，益阳安化县的东坪商会，会员缴纳会费并选举和聘请了5个工作人员，常年办公。实现了社团工作的“十有”，即“有牌子、有房子、有班子、有章子、有本子、有票子、有车子、有机子、有帽子、有位子”。五个工作人员统一着协警服装，有统一的警号，统一骑摩托车，24小时为工商企业主们服务。有一次，株洲芦淞区某商业集团在东坪举行展销会，影响了当地个体工商户的生意，遭到围攻，双方僵持不下。工商、公安等调解无效，分管副县长都被围困，直到下午三点多。这时，东坪商会出面，以请吃快餐为理由和机会，悄悄邀走三四十位参与围攻的当地个体工商户。大家看到自己人出面了，且退了一部分，误以为公安快要执行抓捕任务了，很快自动解散。这样，一场一触即发的群体性事件巧妙得到化解。现在，东坪镇的个体工商户都说：“商会出警比110都快、都管用。”而一些行业协会，譬如温州的打火机协会，则在实施行业质量管理、行业规划布局准入，也就是实现行业自律、行业可持续发展方面，一言九鼎、异常重要。还有的地方商会则“以商招商”，在招商引资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人民政协由界别组成，各种各样社团的精英都是各级政协委员。因此，我们可以本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促进地方经济、技术发展，维护地方和谐稳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原则，由人民政协有效引导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为逐步过渡到“小政府、大社会”而努力探索，尽量降低社会运行的成本，提高社会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当然，各地各级商（协）会、社科联、文联、科协也是责任在肩、任重而道远，要切实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工作。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的消费和销售来带动生产，并以形成规模行业市场产生规模效益。过去是建水泥门面搞销售，可以简称为水泥经济时代；后来是在电脑上开网店，可以叫鼠标经济时代；而现在是在手机上搞销售，可以叫做拇指经济时代。不跟上时代潮流，必然被时代抛弃。因此，基层经济发展，要以信息化来推动。要在村一级配备并能使用两台以上的电脑和一台以上的手提电脑，乡村两级基层干部都要学会使用3G手机，从而使最新的各种经济信息和社会管理信息能最快到达基层，也能最快达到上层和外界。同时，要积极发展和创造新技术、使用新能源、生产节能环保产品、开发原生态的绿色食品和绿色旅游，实现“绿色大跃进”，真正建设好绿色湖南、数字湖南，为基层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管理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人民政协是现行政治设置的“四大家”之一，是参与和实施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要切实发挥人民政协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人民政协人才密集、智力雄厚，理性思辨能力强，对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有自己的独特观点与看法。同时，人民政协定性为非权力性机构，属特殊的党派群团组织，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设置，处于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这一矛盾对立的双方之间，因此，更能客观的看待和分析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并且，人民政协视野开阔、阅历丰富，能提出化解矛盾的可行建议与方略。因此，政协组织应该切实加大调研力度，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建言献策。

 

 

　　政协委员亦官亦民，生活在群众中间，能够倾听来自一线的最基层的声音。同时，委员大多是各党各派各族各界的代表人物，在各个界别与团体的活动中，能够听到所在团体的不同意见，从而便于归纳总结带有苗头性、倾向性、全局性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又是最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的社情民意。并且，政协工作的开放性与群众性，也便于在各种活动与会议中。邀请公民有序参与并表达意见，直接引导公民依法自愿、有序有效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因此，人民政协要切实发挥渠道优势，努力反映社情民意，使各阶层、最底层的利益诉求得以充分上达。

 

 

　　8月29日至30日召开的广东省政协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分析了新形势下政协工作对科学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对广东政协工作先行先试，创新发展提出了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指出，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结构发展变化，要研究并进一步合理设置界别。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市）区政协设立“新组织”界别，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新型经济组织与新型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人民政协包容性强，应该把这些团体的负责人或骨干分子引导其加入政协组织或政协的外围组织。然后通过扎实有效的引导与管理，使这些组织和团体实现依法自治、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功立业。同时，应充分肯定当前部分省市在乡镇设立县级政协派出机构的作法，鼓励在居委一级设立“政协委员之家”或“政协委员工作室”，使人民政协的组织触角伸入最基层，便于倾听最基层的利益诉求，便于维护基层的稳定，便于最深入地反映社情民意。

 

 

　　弱势群体、特困阶层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也是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诱因。党委政府可能一时还难以全面化解这些矛盾。而基层政协组织和委员可以发挥联系面广的优势，组织有实力、有愿望的爱心人士，捐资助学、扶贫济困、解决就业等等。只要把工作做到实处，帮一个稳一个、帮一家乐一家，这样，就能缓解社会的管理压力，释放不良情绪，真正起到凝聚人心、力促和谐的目的。

　　总之，我们要直面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困难，扎实工作、努力创新，为实现国家健康治理、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