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下这个题目，等于扔下一枚重磅炸弹，陶渊明是‘隐’的代名词，他不隐谁隐？谁都跟我急似的，其实我也没说他不隐，只是他到底是不是真隐呢？

　　古代的知识分子，大抵都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两种选择。我们一般把前者叫做‘入世’，后者叫‘出世’。出世的代表当推春秋时介子推，后人尊为介子，周代晋国大臣，为重耳复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曾为重耳割股充饥。文公返国，介子推“不言禄”，隐于绵山。晋文公欲求却不得，放火焚山，他抱树而死，至死坚持‘隐’。后者典型的代表应属姜子牙，你看八十高龄，老态龙钟了，还在渭水垂钓，其实是在为自己做广告。有谁直钩而钓，除非就是引人注意罢了。这一招果然奏效，引来文王纳贤、武王伐纣，于是便名垂青史了。

 

　　陶渊明的艰难‘入世’路

 

　　我们从小知道‘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但我们很少知道他的多次‘食君禄’。陶渊明出身官宦世家，包括他自己在内是‘五代为官’，其中曾祖父陶侃官至大司马，位极人臣。家庭生活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从小就‘猛志逸四海’，但他有点生不逢时。首先是东晋的门阀制度根深蒂固，陶氏家族尽管拥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但未跻身于‘门阀士族’的行列，不属‘王谢’之流。其次他所处的时代动荡，政权更替，先是横玄篡位（公元403年），后是刘裕兴兵（公元404年），最后夺得帝位（公元420年）。第三陶渊明所处时代官场‘显规则’和‘潜规则’是较多的。郡遣督邮至，应‘束带见之’，陶渊明即挂冠而去。在此之前，他还是积极入世的。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辞职。后召为江州主簿，未就任。公元398年入横玄幕，不到四年因母辞世，回家居丧。公元（4042）他又出任刘裕参军，第二年改任为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同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十一月即辞官走人。

 

 

　　我们先看陶渊明与酒，‘性嗜酒’这是他的自我评价，他写下了许多与酒有关的诗篇，其中二十首《饮酒》诗更是为人称颂，最出名的当属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此诗也作为他的‘隐居’的最佳佐证。

　　尽管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但他的内心是不平静的，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

　　鲁迅先生在《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中指出：“（陶渊明）虽然暂时无忙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心里就甚是悲哀了。”另外，陶渊明在《叙酒》诗中用隐曲的笔法，记载了刘裕废帝、鸠帝、杀帝事件，表达自己不平的观点。再看‘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被认为是典型的隐者心态。其实这是受当时‘玄言诗’的影响，一句富有禅理的话，口口声声表明此处欲辨已忘言。就像我们今天的“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说穿了就是用语言来表达了。联系开头的‘车马喧’来看，陶渊明的心里还是有挥之不出的‘入世’情结的，就像辛弃疾的‘天凉好个秋’一样，无奈而已。

 

 

　　首先，尽管他自己‘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但他当时还是有“童仆欢迎’的，也就是说他自己不能真正养活自己，是有‘打工者’帮忙的。其次，他竟然流落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里》），在这种情况下，他既不能像伯夷一样在首阳山采厥而食，又不能自食其力，所以他的这个‘隐’是很另类的。

　　从陶渊明可以看出，不能否认他是一个‘隐者’，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隐者。割舍不下的是那颗忧君的心和无奈的出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