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新民：为益阳拓一部石质地方史

      益阳在线12月3日讯(记者谌建章)昨天在资阳区采访，有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该区石码头附近有一大片人多高的茅草地，二是没想到这里散落着许多古碑残碣，三是没想到被采访者是一位“碑拓与地方民俗文化研究者”。

　　被采访者鲁新民，原株洲市公安局一级警督，2012年退休回老家益阳定居。他在益阳范围内搜寻和考证的庙碑、墓碑、界碑、功德碑、记事碑等大小碑碣有80余块，征得他人同意拓片的有74块，加上其他地方拓片，累计收藏湖南拓片共260余片，撰写碑拓考证文章150余篇约10余万字。

　　问及鲁老师是怎么喜欢上碑碣搜寻和拓片的，他说，拿刚才茅草地那块界碑来说，“文公祠界，前抵河坡，后至池水，左右本墙”(标点为编辑所加)，就可知现在的石码头小学原先是一座文姓祠堂，墙界南起资江河坡，北至鹅羊池边，这么大一片建筑，横街而过，其历史显然比麻石街长，规模也不会比上首的刘公馆小，加上早年发现的两块功德碑，这不是一段镌刻在石头上的鲜活历史吗?可是不管石头有多硬，总会雨打风吹去，而拓片结合现代电脑，却能流传永远。

　　接着，他打开电脑，将他近年的拓片一幅幅讲解起来——

　　益阳人都知道裴公亭，但除了裴休，其他就知之不多了。这块墓志铭拓片，《益阳市志》也只说是1982年重修裴公亭时，“发现明代石室墓葬一座，出土墓志铭一方”，寥寥十数字而已。去年我拓下来后仔细一读，方知墓主姓夏名万龄，殁于明嘉靖甲午年，即公元1534年。墓主生前好作善事，属地邑乡贤，因其子为进士，官至承德郎户部主事，按当时丧葬规矩，墓志上这些官衔都是套用得儿子的。有意思的是，为这块墓志铭撰文、书丹和篆额的三人，也均为进士，其中一个是五品官，墓主儿子的一北方朋友，一个是湖北应城人，当过监察御史，篆额者则是衡阳人。包括他儿子是正六品的主事，可谓“墓志一块，进士四人”，让我们穿越时空，解构了481年前益阳的官场习俗与文化气象。

　　鲁新民说，益阳的碑碣，这还不是最老的，最老的要数明洪武二年的“城隍诰命碑”，距今646年了，恐怕是益阳城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碑刻了。该碑原置于五一东路城隍庙内，现藏市博物馆。他说，城隍起源于古代祭祀，是对城墙和护城壕的一种人格化尊重。到了明初，没想到朱皇帝利用人们对城隍的崇拜，便大肆修建这种庙宇，让它来协助地方官员管理城市，维护治安，并按城市等级，让城隍爷高出地方官若干级别的一品、二品起来。益阳的城隍爷还封了个“显祐伯”，属伯爵级，为正四品。尽管地位显赫，但它不食朝廷俸禄，没有篡位之虞，还能为地方官分忧解患，何乐而不为呢?

　　最让鲁老师高兴的是，去年清明，他在一收藏者家中发现一块民国23年的“义渡芳名碑”，建资江一桥时在裴公亭河边出土。经拓片细认，80年前的益阳经济和民情，便如“清明上河图”般呈现出来。原来这是一块功德碑，记录了179个乡贤、商号、业主和道士等，为后来我们称之为“汽车路渡口”的义渡捐款，合计银洋2841元，外加“贰石水田”。近三千块银洋是个什么概念?鲁老师说，1930年经营益阳到长沙客货运的五轮公司，其“鸿钧”号轮船转卖他人，价格2400元银洋，足见义渡工程远超一艘现代内河轮船。还有，当年大户人家的女佣，月薪仅一元银洋，这样算来，近3000人的月工资才能完成义渡建设。

　　芳名录中，当年的县长毛庆年，“捐洋伍拾元整”，勒刻首位。“益阳县财政局捐洋壹佰元整”位列第三。二者的钱虽不多，但这是义渡，不是下游“碧津晓渡”那种官渡，有县长和财政局带头，毕竟是好事。

　　鲁新民还说，因为这块碑，还纠正了1999年版《益阳县志》一个说法，说县商业学校建于“民国32年”，而这块镌于“民国23年”的碑就刻有“益阳县商业学校捐洋壹仟肆百元”，这就把该校的建立至少提前了9年。

　　“佐证益阳驿路文化，论证裴亭源远流长，验证古城民俗风情，补证益阳历史沿革”，这是鲁新民在《解读益阳裴亭义渡碑》中的一段话。这段话，也是他寻碑拓片的一种原动力。他说，有生之年，他要拿出当年做公安的那种献身与严谨，立志为益阳拓一部石质地方史书，并通过自己的研究，让古城益阳的发展脉络得到细致展现，使那些被淡忘的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