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渊源
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益阳桃花江有弹词师徒石方才、罗掩富说唱弹词。光绪年间，石方才的名徒罗掩富带着他的艺徒王才喜（生于1878年）、王典山（生于1883年）、李冬生（生于1890年）等人登台献艺，采用湘语系益阳当地口语化词汇说唱，使弹词行腔饱含益阳乡土气息，具有朴质感人的特点。后又在月琴伴奏弹法上加以提高，逐步形成具有湖乡风俗和地方色彩的益阳弹词。在演唱形式上，最初一人怀抱月琴自弹自唱，后来加入渔鼓伴奏，为两人对唱。每逢秋收过后，或元霄灯会，艺人串村走户，跑遍洞庭湖乡，以唱“弹词”喜庆丰收。节后转入集镇，成为“做街”、“赶酒”、“赶船”、“点棚”、“做寿”、“婚礼”、“奔丧”等卖唱形式，说唱内容大多为劝人为善，传播道德礼教，所以传有老艺人“怀抱月琴、口吐圣贤”之说。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原益阳县龙麟镇复兴宫一带（现资阳区南岳宫社区）以艺人王典山、李冬生等人组合了“湘子会”（有益阳桃江、沅江、南县、安化、新化等地艺人）每年二月二十四日进场，二十六日结束，他们荟粹益阳，于二月二十五日拜敬“湘子菩萨”，并摆设酒饭共餐，把左邻右舍的当家人也邀请入席。次日，艺人聚集一起商议价目，立规矩，讲道义，尔后演唱弹词。艺人的月琴上吊有四方小灯，背面用火烙有“天花福”三个字。当时演唱的曲目有《卖花记》、《卖水记》、《丢鞋记》、《牙筷记》、《手巾记》、《南丝带》、《六庆云》等小节目，招来了成百上千的听众。成为益阳最早的弹词说唱组织和民间演唱会。二十年代中期，“湘子会”由复兴宫迁至龙麟镇木瓜园（今资阳区人民路），据老艺人李青云（1908年—1990年7月）说：“湘子会曾设有红薄名册，记载入会艺人四十多人”。 民国二十年（1931年）由钟文宝、邓庆年，龚有明，张冬福在镇上开设了“四海茶馆”，张玉兰开了“张玉兰茶社”，由于生意兴隆，相继杨宏发，郭伏胜、李如意、复兴、绍兴、德新、东记等茶社应运而生，从此，艺人进酒楼、茶馆坐棚说书了。这时，王典山、李冬生带了一批徒弟。又增加了些说书的棚点。由于受长沙弹词的影响，又吸取了“湘剧”道白的表演艺术。艺人的引腔和表演各有所长。后来弹词师辈们有：“益阳弦子长沙腔”的说法。艺人袁冬保（生于1900年—1969年）贾崇高（生于1907年），王贵生、夏寿春等人擅长于益阳弹词悲腔，刻划人物细腻，表现悲愤和悲伤的情感逼真动人。演唱的《乾坤印》、《小八义》，等至今脍炙人口。又如艺人徐资楼的平腔快板、吐词清楚，节奏鲜明，他演唱的武打书“喊叫”功夫非常拿手表现非凡，这批艺人成为四十年代的艺坛新秀。 全国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由市文教科、市文化馆组织成立了自食其力的群众演唱组织“益阳市弹词学习会”共十四人，由李青云任组长。主要任务是配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演唱活动。为适应街头宣传，李青云老艺人在两人对唱的基础上加进小锣，即一人怀抱月琴，一人手托渔鼓，一个敲击小锣，成为“三响”三人联唱形式，比较活跃。1951年市文教科发了演出证，艺人从事定点说书任务。1952年该会人员加入了市文艺工会。1957年湖南省长沙市成立曲联时，该组织经上级文化部门批准改为“益阳市曲艺组”，由于自然减员只剩下九人，在老艺人李青云（原常德地区文联委员，湖南省曲艺家协会理事）的组织下，筹建了组内茶社，开始过集体生活，该组从事说唱十五年。随着群众性曲艺事业的发展，1963年5月经省、市文化部门批准，由市文化馆组织招考了十几名青年组成了“益阳市曲艺队”，由市文化馆和民间老艺人辅导排练了《双下山》，演出了《雷锋》专场。先后到益阳县灰山港、南县等地演出。演出十分活跃，成功。于1965年8月结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曲艺组解散了，书棚拆掉了，曲目被禁锢，资料被烧毁，艺人弃艺为匠各寻生计。益阳弹词停息了十几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得到进一步贯彻。1979年2月25日，经益阳市委宣传部批准，曲艺组恢复成立，同时举办了“益阳弹词演唱会”。之后，艺人先后到益阳县、沅江、桃江、草尾、沙头、新桥河等十三个县镇巡回演出并多次举办弹词演唱会，传演曲目，交流艺术，深受群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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