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我——九组黎国保，发言！”

在原益阳市城西后街，只要说起过去的事，当年的小伙伴就不约而同爆出了这句说词。

这是因为在婆婆姥姥为主的居民小组，老头子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少数，而居于少数的国保爹偏还爱发言，且每次发言还高调而又响亮地来一句这样的开场白。

其实，这开场白还有一个长一点的版本，这便是对门屋里春华姐提供的——“我——九组黎国保，发言！话说民国二十九年哪，日本飞机丢炸弹，只听嘣咚一响，我嚇得躲到床脚下……”

当年居民小组开会，不说三两天一次，个把星期一回，或一个月两三回，是很正常的。那时三反五反整风反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忆苦思甜城市社教学了雷锋又学王杰等，那是马不停蹄，相当频繁，而这些政治活动说到底是运动群众，群众如果没运动起来，其政治活动就会失去意义。所以，党对分散在街道和里弄的居民，就全靠这种小组会。

小组会除传达上级精神，学习有关文件，还须人人发言，个个表态。为此，每个小组除了组长，还设了记录员，参会者发没发言，发言好坏，均有记录为证。哪怕躲在灯火最暗处人群最后面且最不擅政治言辞如我母亲者，拖到散会了，也要先来句，“我不大会讲，全靠冬莲帮我记好点”，接着便磕磕碰碰讲两句。冬莲姓钟，是后厅和媠妈的女儿、李礼的妈妈。她是组长卜家翁妈的得力助手，因贴着煤油灯，那张脸有如满月，显得白净而又明亮，该她说话时也能干净利落来几句。

春华姐因住在街对面，是八组的，且她妈还是八组组长，所以她的这个“开场白”可能是以讹传讹。但不管如何，国保爹控诉日本鬼子丢炸弹却是真的。

因为我就是现场证人。

今年，我们国家大张旗鼓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当年，益阳市城内街道南正街第九组发动群众控诉日本鬼子罪行，或就是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的一个群众运动吧！我不是与会者，但因会场就在蔡家宗堂的堂屋里，而我即使躺床上了，堂屋里的每句话都能传到耳朵里，尤其说到引人处，我干脆来到前厅，坐在我家那口埋进地下达半截的大水缸上，作近距离聆听。所以，那些个躲炸弹、跑西山的亲历者们的发言，哪怕50年了，还印象深深。这也印证了现在的一种时髦教育法，说对孩子只敢灌，他们不存在记不记得这概念。

国保爹说日本飞机丢炸弹，原话基本是这样——

日本人在益阳犯下的滔天大罪，那是罄竹难书，光飞机丢炸弹，我记得成群结队的就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国29年7月30号，有飞机5架，主要在北门一带轰炸，炸死和平居民380多人，炸伤1500多人。第二次是民国30年11月3号，有飞机2批共10多架，轰炸将军庙、熊家坪和木瓜园，有尸可查的1300多具，伤残不计其数，因死伤最多，史称“一一·三惨案”。第三次是民国32年9月6号，有日机多架，分三次在三堡至汽车路一线丢燃烧弹，沿街大部分房屋被毁，居民流离失所。

其余小批次的不计其数。我老屋里是兰溪，民国33年4月22号， 2架日机有目的地蹿到那儿，投的全是燃烧弹，镇上没有消防设施，因此大火烧了两天两夜，全镇成了一片废墟。直到解放了，兰溪镇才慢慢恢复原貌。

哎，现在的小家伙多幸福呀，见了飞机还只往外面跑。我们那时听到飞机响就往防空洞里跑，有时来不及了就在床上多铺两床被子，战战兢兢躲在床脚下。好在益阳吃了两回足亏后，防空警报也完备了，防空洞也多了，连老祖宗留下的城墙也给我们预留了暗道，将它掏空了就是最坚固的防空洞。

回忆暂且打住，因为保不定有人会问：这国保爹是九组居民吗？他怎么像领导一样，连轰炸的时间、地点、死伤人数，都一清二楚？甚至连“罄竹难书”“和平居民”这样的陌生词汇都用上了，这不比现在的新闻发言人还发言人吗？

是的，当年坐在水缸上的我也奇怪，国保爹的记忆怎这么好呢？

当我大了，也老了，方觉不稀奇。因为鄙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可能也血与火、灵与肉了一回，哪怕都快半个世纪了，益阳发生的一些大事，如6.19两派武斗、6.24红中会静坐、7.22农民进城、还有9.5交枪令等，不是包括日期都装在脑子里吗？国保爹发言那会，离抗日还只20多年呢，何况又事关侵略，事关外侮，你东洋鬼子闯进我家园，炸死我同胞，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能忘记，会忘记吗？

至于国保爹“拽文”，说两句陌生的书面语，还有那与众不同的开场白，均与他的文化和见识有关。因为后街人的上一辈，除了陶澍行馆那几位老师，读书最多的就属李子福和国保爹了。

国保爹发言，不仅有面上的情况，还有具体的躲飞机的经历——

记得第一次，那时还没有防空洞，喊声飞机来了，除了跑不动的，都一屋屋往街上跑，说北门外边有个白骨塔桔园，躲到那里比较安全。气不吐气跑到那里，一看那园子拢共才两百多棵桔子树，密密麻麻都躲千把人了。与其死在野外当野鬼，不如回家做家鬼呢，于是又作死的往回跑。跑到城门口，飞机真的来了，见城下人多，就俯冲下来，机翼上的太阳膏药都一清二楚。跑得快的，躲进了城门洞里，跑得慢的，只好贴着城墙往两边跑。飞机一边一架，对两线城墙便哒哒哒扫了起来。于是会水的不会水的都往河里跳，那天光北门河里就不晓得死了好多人，只晓得水都红了。

这时有人接过话来，说比北门更惨的是民国30年那次，将军庙到木瓜园一带炸死一千多。那里是三堡接城堤，堤外有个地方叫熊家坪，那天正逢集，飞机轰轰轰丢了许多炸弹，炸得手脚乱飞，连完尸都很少。后来，这地方黑压压的只看见是棺材，到现在还有人叫它“棺材村”。

也有大娘大婶回忆“跑西山”的。一大婶说她娘屋里在谢林港，听说前面村里进了鬼子，堂客们不管老的少的，乖的丑的，都往脸上抹锅炉烟子。看看来不及了，她跟两个姐妹躲进了猪牢墈子里，只露出半个头来。这时隔壁几个堂客们被日本兵发现了，只听一片尖叫声后，就全是鬼子在笑了……啧啧……一些个不要脸的差家伙！

这“差家伙”显然说的不是鬼子。怎么在啧啧之前，她还在替姐妹们着急，啧啧之后就骂起她们来了？而九组的父老也没有一个说不的。

益阳人“跑西山”就是跑鬼子，和《铁道游击队》里唱的“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不过益阳的“西山”也是实指，即西边的山，如谢林港、邓石桥一带，再远一点就是桃江和安化，那边是丘陵和山区，相对四坦平洋的城区和湖区，安全一点。

控诉中也偶有奇闻。

如有人说大码头高处有个买白粒丸的郭某，“跑西山”前还在李昌港做菜土，光复后才上的街，两年小本生意就起了个青砖四合院，婆娘和大女二女都手箍子耳环子金焕焕里了。据说躲飞机时他跑得最快，跑得慢的在洞外边给炸死了，他不急不慢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出来后顺走了死人多少细软谁知道？

也有说日本人不来不知道，一来一些生意人就露馅了。如东门一家绸缎铺，平常总觉得老板财大气粗，橱窗里一卷卷绸缎也漂亮不过了，等到跑完西山回来一看，发现日本人也上当了，那些个被刺刀挑开的绸缎，不是烂布子就是黄草纸。

还有的控诉完日本鬼子后，又借机骂老公的，说他们两口子是分开跑的，她在娘屋里还给他生了个崽，崽都走得路了，搭了好几次信，才把她娘俩接回来。

每每说及这些，就会引来一片哄笑，这时主持会议的卜家翁妈就会拍拍手说：莫讲散哒！莫讲散哒！

（下）

这样的控诉不知进行了几晚，这天一句“我——九组黎国保，发言”，又让国保爹抢得头筹——

日本飞机丢了几回炸弹，炸死炸伤我几千无辜居民后，紧接着就是步兵跟进，攻城掠地进犯我益阳来了。你们问具体日子啊？对了，是民国33年6月7号，日军呱唧呱唧，从东关过河进的城。听说日本人进来了，我和平居民由将军庙、韩家码头又反向过河，向石壁湖、谢林港方向逃散。日军见状，立马渡江尾追，一路上又不知杀了我多少百姓！

我们后街的居民，这时也十室九空，有亲的投亲，无亲的靠友去了。我们黎家洞叔侄三人为此商量了好久，认为我们只不过是做点小本生意而已，家里又冇得万贯家财，日本鬼子虽说叫鬼子，但毕竟也是两条腿的人，是人总得有天地良心，我们只要不挨他不惹他，有什么好怕的。于是就商量好了，让自己的堂客回去，我们三条汉子守家。

可宅在家里坐吃山空，也不是办法。这时我们的衣食父母——胡林翼学校的师生也迁到乡下去了，整个市面萧条得打得鬼出，米豆腐和甜酒油条做得再好也没人要呀，于是从那时起，我就瞄准了一个能变点钱的门道——捡破烂。

这天，捡了一点破铜烂铁回来。刚进黎家洞，两个持枪的日本兵也跟了进来，叽里哇啦指着我背的布袋子，要我把东西掏出来。我知道，他们以为我鼓鼓囊囊袋了什么宝贝，就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将那些破玩意掏了出来。

却谁知他们不满意，其中一个把枪往墙根一靠，就上来搜我。皇天祥日，我又冇到你们地盘去偷啊枪的，凭什么搜？于是，又挣又推便扭做一堆。另一个呀呀呀的，一枪便刺进了我的肩胛骨。只听骨头“咔嚓”一响，我知道不妙，就一边喊“黎国保救命，黎国保救命哪”，一边仍死死揪住那日本兵不放。

喊声惊动了黎其生，他跑过来一把将墙边那杆枪抄了起来，对准和我打架的鬼子，示意他放开我。其生不像我，是操过两天打的。对方一看那架势，一声“快跑”，连枪也不要，就兔子一样没影了。

国保爹的故事一完，全场都鸦雀无声。过了好一会，才有人问那肩胛骨还疼啵？他老人家便低头弯腰将湘羽纱褂子翻到肩上，让全组父老（当然也有我）参观了他肩胛下那个深深的刀洞。

国保爹叔侄三都不高大，不过他和侄儿不同，头大点脸宽点，皮肤也白净一点，加上念过几年老书，说话还引经据典拽点文，虽解放了一边将“搭帮共产党、搭帮毛主席”挂在嘴巴上，一边却又时不时检点破烂弥补生活，但在后街人的心目中，他至少算得半个读书人，每天一出黎家洞，就有人国保爹前国保爹后的叫他。

自从这次现场演绎了他叔侄夺枪，勇斗鬼子的经过，老人的形象不说在后街上，至少在我们这班小家伙心里便陡然高大起来。要知，这样赤手夺枪、吓退鬼子的壮举，如果搬上银幕，说不定会盖过《小兵张嘎》。过去老以为抗日英雄只有北方才有，未料我们益阳也有，而且就在我们后街上，在我们经常路过的这个黎家洞里！

不过且慢，这“赤手夺枪、吓退鬼子”的事，在后街歇凉的夜话中，还有第二个版本。这版本也是国保爹抖落的。

故事的前面大同小异，没啥出入，就是从鬼子一看黎其生操枪的架势，说声“快跑”后，就多了一点内容。国保爹说，他年轻时在湖北呆过，这日本人说的“快跑”，怎么是地道的荆州话呢？感情这鬼子是中国人装的，到后街上打捞来了。再看那缴获的枪，原来还真是一根汉阳棒棒。

老人知道，这样的“二鬼子”，湖区一带早有了。据说“厂窖惨案”后，一些流打鬼扛着蒙了油布的车古脑（水车的主要部件），“八格牙路”地把一个垸子里的人赶得车圝圈。他们叔侄看来也碰上了这样的假鬼子。

事情也果然如此，后来还真没有什么鬼子上门要枪。倒是他们觉得这样一件凶器藏在家里不吉，便在一天晚上，借着夜幕掩护，将那根汉阳棒棒丢到“清河堂”的井里去了。

那两个“二鬼子”为什么其他人家不去，偏盯上黎家洞？说是有人想祸水东移，便点了国保爹的“水”，示意那老头的袋子鼓鼓隆隆，走路都叮当响，不是光洋是什么，于是便生出这无妄之灾来。

这点，从甜酒爹爹事后数落这位叔叔也看得出：“讲你不要捡偏要捡，你这叫捞了外面的浪茅屑，丢掉家里的地脚方，今天如果不是我，再来一刺刀就没命了！”油货爹爹到底是老兄，纠正老弟说：“什么丢掉地脚方，这叫卖木脑壳遭贼抢——脸面尽失，我们做侄儿的都跟着他脸上无光！”

米豆腐爹爹的伤口在教会医院缝了针，这会麻药醒了，尽管疼得嘴巴一咧一咧，但仍不忘自己是叔叔：“你们冇看见……他们跟定了我……但我拼命拦住，没让他们进你们的屋！”

现在一想，抗战胜利20周年那会，我都快15岁了，可15岁的人除了看看耍书子就是看看耍书子，是很少看报并关心时事。也记得那年学校的阅报栏里，用红墨水标出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且是国防部长林彪写的，可我走来走去，除了瞟瞟标题就是瞟瞟标题，也没想到至少看看前面的按语或引言什么的。还记得学校阅览室，《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连篇累牍了不少关于抗战的黑白照片，也看到了林彪的那个单行本，可我除了翻翻就是翻翻，也没想到要将抗战的全过程了解一下。

所以，如果不是城西后街9组的居民会，不是连续几晚对日本强盗的群情控诉，我对抗战的概念，就会在一个相当时期都停留在《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几部电影上，偶像崇拜也只止于北方几个小英雄如王二小、张嘎子和雨来等。可是，自从听了9组居民的发言，看了国保爹背上那个深深的刀洞，对日本侵略者在南方特别是在益阳犯下的滔天罪行，就有了具体认识，以后凡关家乡的抗战史料，不管是文字的还是口述的，就格外留意。

如面对日军进犯，当时政府有无作为，就有这样的记载：由于日军犯境，县政府由县城辗转于新市渡、大桥塘、清塘、南坝等地，直到日本投降才迁回来。那么有无军队抵抗呢？也是有的，这就是国民党99军197师。但该师表现不佳，“向三里桥商民勒索20万银元未逞，乃借口‘焦土抗战’下令放火，大火持续了三个昼夜”。所以，我们小时候看到的三里桥一点也不气派，原来那房子都是“浴火重生”。

倒是城关镇即我们老城区的警察可歌可泣。说益阳沦陷这天，有40余名警察为掩护老百姓向石壁湖和谢林港疏散，“击毙击伤日军数十名，镇警牺牲7人”。

还有由商会等民间团体组织的“抗敌自卫团”，也对日作战9次，毙伤日军百余人。他们打出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共赴国难！”

2012年，我对北门巷子一座叫“余园”的老房子发生了兴趣，原来的房主易定国说，解放时他曾找了军管会，将他父亲留下的两把德国手枪、一支美国卡宾枪、一支冲锋枪和若干支步枪、几筐手榴弹及子弹等，悉数交给了政府。这些武器是他当法官的父亲在1942年成立“抗日自卫锄奸委员会”作为大户花钱捐的，抗日胜利后，各家捐的又退回了各家。

由此看来，民间的抗日力量还不止商会。这便是中国人，面对侵略和外侮，政府鞭长莫及就自己来，平时七呀八的恩怨都放下，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

也是从有关史料获悉，日军盘踞益阳达14月之久，全县因兵祸死亡6959人，伤9636人，毁房屋22070栋，劫走粮食86749石，耕牛1494头。这还不算之前的狂轰滥炸，此前大小轰炸有15次之多，死伤共5000多人。这可能也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权威统计。

日军在益阳的缴械投降比全国晚三天，是9月6日在沅江举行的。

10月1日，益阳召开全县抗日胜利大会，会场的对联是：胜利空前，笑对西山观落日；和平实现，欣传东海不扬波。据传为益阳民主人士——名师兼良医陈爱山所作。联句词浅意深，表达了益阳人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