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鼓戏产生于民间，属于“下里巴人”的小戏，内容大多与男女情感有关，故一直受到官府的歧视与打压。如清道光《衡山县志·风俗志》载：“茶歌不雅，不足录。”清朝时候，花鼓班社在益阳一带比比皆是，官厅视为洪水猛兽，四处悬令禁止。光绪十五年，在益阳茈湖口就立有“永禁花鼓”的石碑。清宣统元年正月十六《长沙日报》第三版载：“元旦佳节，禁耍龙灯花鼓……倘敢违禁，拿案重罚云云。”

　　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十二日《长沙日报》载：“安化、安邑小淹地方演唱花鼓淫戏……前经邑尊出示严禁，访拿未曾获案。近有不法痞徒，隐在山中，搭台演戏……查明确实，迳至山中，将台捣毁，毋许演唱，败坏风俗。”

　　然禁者自禁，演者自演。益路花鼓正呈蓬勃之势，岂为一碑一纸所能禁矣?清末民初，益路花鼓之职业班社如雨后春笋，蓬勃而生。影响较大的有清末桃江彭桂香、李贵林组织的同春班，清末民初益阳兰溪杨紫春组织的宝华班，之后又有瑞林班、宝和班、盛庆班、盛和班、仲和班等等。

　　据花鼓戏艺人何冬保嫡传弟子李迪辉回忆：花鼓戏在解放前被定为“淫戏”，为此，官方不准花鼓戏到剧院演出。何冬保曾说过，“我们胜利班1946年夏初进入长沙，唱了3个月才站住脚。1948年，我们戏班攒了一些钱，就在中山西路盖了一个简陋的戏园，取名‘民众乐园’。”

　　不能不承认，早期花鼓戏内容确实在表现男女情事方面过于粗俗，比如经典花鼓戏《刘海砍樵》早期的内容。解放后，利用传统剧本的相关情节，剔除过时落后的迷信观念和过于粗鄙的“淫亵”对话与唱词，使《刘海砍樵》从洞庭一隅的民间小戏发展为五洲四海的传唱，也促使了“湖南花鼓戏”作为一个品牌的形成。

　　湖南省艺术研究所孙文辉教授认为，花鼓戏产生于农业丰产、祭祀仪式、以及生殖巫仪，是其品格“低于”悲剧和正剧的根本原因，也是“淫戏”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