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周立波，1908年7月3日出生在湖南益阳谢林港镇清溪村。1932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奔赴延安，先后在《解放日报》工作和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写出了一系列文学作品，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荣获斯大林文学奖。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

　　周立波是毛泽东这段著名论断的诸多实践者之一。他在小说中自如地运用以方言为基础的农民语言，使乡土生活小说充满了洞庭湖区农村的诗情画意，为群众深深喜爱。他说:“在农村和工厂，我常常留心倾听一切人的说话，从他们口里，学习和记取生动活泼的语言。方言土语是广泛流传于群众口头的活的语言，如果抛弃不用，会使表现生活的文学作品受到蛮大的损失。”周立波摸索了一套使用方言土语的经验，他在故乡深入生活的十年，自觉深入到农民之中，走进农民日常生活，与农民真诚交朋友，从而成为农民思想感情、理想愿望的代言人。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和《山那面人家》等20多篇短篇小说，之所以被称之为故乡生活小说的作品，其本质性意义就在于以自觉的群众代言人意识，反映人民心声，讴歌新的时代。

　　从1954年到1965年，周立波大部分时间扎根在他的故乡益阳农村。他是建国后最早，也是时间最长的在自己家乡农村安家落户并担任了基层领导职务、参与具体工作、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作家。

　　据档案史料记载:1954年夏，周立波住在邓石桥乡清溪村；1955年9月至1958年8月，住在桃花仑乡竹山湾村，其中一段时间住在大海塘和瓦窑坡；1961年春，住在邓石桥公社；1962年冬至1963年春，住在邓石桥公社清溪村；1963年秋至1964年，住在迎风桥公社民主二生产队。

　　周立波深入家乡农村，先后担任了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桃花仑乡党委副书记。当时会议较多，周立波逢会必到。而农村一般是晚上开会，迟开迟散。乡干部见他眼睛高度近视，晚上很不方便，想照顾他不必逢会必到。有一次，天气骤变，暴风骤雨，乡党委书记陈清亮就派人对他谎说会议改期了。第二天，他知道会议风雨无阻的召开了后，恳切地对老陈说:“刮点风，下点雨，怎么就考虑照顾我呢？那今后的照顾就会越来越多了，会把我照顾得特殊起来。一特殊就会脱离群众，脱离生活。如果要照顾我，今后就照顾我多深入生活，多接近群众吧。”从此以后，乡党委无论什么情况下开会，都通知他，他从不缺席。有时开到凌晨鸡叫，他也兴致勃勃。

　　1957年9月，桃花仑乡政府在瓦窑村给周立波安排了一座比较宽敞、清静的房子，还安排了炊事员。第二天，周立波对乡党委书记陈清亮说:“我想搞点自力更生。”陈清亮说:“市委有指示，要保证你的物资供应和创作时间，不必自己费力。”周立波解释说:“常话说‘居安思危’，我现在住这样安乐的地方，无危可思，我们要常想想延安精神。当年在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领导都是自己种菜喂猪嘛。”一席话说得大家无话可说。后来，他住到竹山湾，与贫农邓益廷(《山乡巨变》中亭面糊的原型)做邻居。他自己在每天早上和傍晚，到菜园里浇菜泼粪，锄园挖土。

　　1962年，周立波想回清溪村老家，因房子年久失修，当地政府准备修缮。他知道后，立即写信给陈清亮，嘱咐房子不要大修，只要勉强能住人就行；需要小修，开支由他个人负担。同时寄去300元修缮费。乡政府根据他的意见只把房子稍加修整了一下，没花公家一分钱。他回到家，紧紧握住陈清亮书记的手，满意地说:“这样做很好，我住着也舒服。”

　　1959年到1961年农村发生“五风”极“左”错误。1962年周立波回清溪村，看到山林毁坏严重，粮食紧张，猪缺饲料人缺吃，群众得肝炎、妇女病的多。他听基层干部讲了许多公社化与食堂的问题，感到非常痛心，一反过去的乐观神态，一天到晚不言不语。堂弟问他的写作计划，他说:“让我想想，好好想想。我有些想法，不好写，不写了。我的同行赵树理不写了，柳青不写了。这些事情不好写……”

　　周立波曾对当年邓石桥大队支部书记莫梓群说，自留地很重要，是农民的保健站。国家不能都包下来，就得靠自留地，要让群众种好自留地。他还和莫梓群等大队干部一同研究办法，发动群众开荒种红薯，挖土栽菜，打野菜喂猪，让大家改善生活，渡过困难。

　　1957年，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路过益阳，特地去看望了周立波。周立波向周小舟汇报了自己创作长篇小说的情况，说书名定为《茶子花开的时候》，周小舟思考了一下，认为书名定为《山乡巨变》更贴切。周立波认为书名改得好，高兴地接受了周小舟的这一建议。

　　周立波有自己的创作方式，他不满足于“走马观花”，选择了回家落户的方式。他说过:“创作的源泉，主要在十分熟悉的地方，即生活的基地。一辈子建立生活的基地，作家必须花一点精力，费一点光阴，顶好一辈子都在那里。一辈子生活在群众当中不算坏事。我经常呆在益阳，益阳是我的家乡，也是我的生活基地。”

　　周立波主张“小说创作要有模特儿好一点”，而且坚持从生活实际出发，从原型中提炼出典型，而不是从无到有空想出来，“从来不搞从无到有的蠢事”。从文学创作典型化原则来看，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可能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某某人。但周立波创作的特点是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作模特儿。他创作的长篇、短篇小说里的人物，都有这些地方人们熟悉的原型和模特。《山乡巨变》里的办社干部邓秀梅的原型是团县委副书记彭玉霞；爱社如家的农业社长刘雨生的原型是桃花仑乡合丰农业社社长曾五喜；具有“婆婆子”性格的乡长李月辉的原型是大海塘社的主任陈桂香；团支书陈大春的原型是陈年春。特别对“亭面糊”盛佑亭的刻画有血有肉，描写更是入木三分。“面糊”是益阳当地方言，指的是农村里那些为人忠厚但不精明的人。《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在实际生活中的原型叫邓益廷，是桃花仑竹山湾一位有四十多年种田历史的“老作家”，有名的“面糊”，周立波深入生活时朝夕相处的邻居。这位老人1987年2月去世，时年85岁。每次来人采访，他总是讲大体相同的三句话。第一句话说，周立波人太好了，农忙双抢时他和我们泥腿子一起插田扮禾，我爱喝酒，他有酒就喊我喝。第二句说，我冒(没)得文化，要是有文化，周立波培养我当干部了。第三句话说，我儿子在部队当师长(邓爹的儿子邓焕章是小说中盛学文的原型，后在总参工作，1993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引得大家大笑不止。

　　周立波曾经说过:“面糊是我们这带乡间极为普遍的性格，我们一位邻居恰巧是具有这种性格鲜明的特征的贫农。但书上也不全是写他，我碰见的面糊不止他一个。”《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之所以形象饱满，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有三个“面糊”模特作为参照，即亭面糊(周立波朝夕相处的邻居)、仙面糊(周立波父亲周仙梯)、桌面糊(亭面糊的弟弟邓佐廷)。于是，“亭面糊”这个典型形象便生动地立在读者面前，永远载于中国文学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