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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后街之充闾悲歌四——三份珍贵的回忆
2017-9-8 17:41|编辑: 李倩||来源: 益阳在线

  远去的后街之充闾悲歌四


  三份珍贵的回忆

  谌建章


  因充闾比邓校长大6岁,“当我稍谙世事进入小学,他已进入了龙师,且大部分时间住校”,邓校长后来也进入了龙州师范,可充闾又去了安化,先是杨家滩,后是蓝田,七年寒窗,兄弟妹自然是聚少离多,要回忆这位大哥,即使不涉及他后来的从文从政,也难度不小。不过好在有寒假暑假,邓校长便有了下面几段零星记载——

  


  一是在国师的四年,大哥除认真学好大学规定的课程,整天就泡在图书馆阅读中外名著。假期回到家里,也将自己关在书房里,手不释卷。一次还得意地告诉我,期末的哲学考试,他得了个“全班第一”,至于在初中时自学的英语,他也没放弃,记得我在龙师读三年级时,他来信说,已突破了读英文原著的难关。

  二是父亲出逃15年后,这年终于回来了。一次,他对放假回家的充闾还有意问了一些书上的内容,大哥有条不紊地回答,让父亲很满意。

  笔者掐指一算:从1927年出逃,亡命15载,这年应该是1942年,充闾应该是大二生了。虽抗战进入了胶着状态,铁蹄下的人民如江浙一带看不到天日,但小小的益阳尚未沦陷。邓允龄先生能从沦陷区潜回家来,看到一家老小平安,特别大儿子还上了大学,三儿子在读中师,不知会几高兴!遗憾这位父亲,后去四川工作,不知什么原因,很快就丢了饭碗,所以一家老小的生活重担,便一直压在充闾稚嫩的肩膀上。

  

  这便是他边读书边代课,为了代课,为了全家,甚至连艺中都没上完。

  邓校长继续回忆:龙师刚毕业,大哥还是个初中生呢,便龙师附小、一区初小的到处代课了。后来,在杨家滩上艺中,他还利用寒暑假,与同学一起借学校附近的小学校舍,面向社会办短期补习班,赚点儿外快。到了蓝田国师,又和同学开办了一家“资江图书社”,从蓝田贩些教科书到桃江一带发售。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还应聘至龙师教了几个月书,直到快毕业了才匆匆赶回学校,所得薪俸,除补贴家用,其余都作了他毕业时的全部费用。

  原以为大学生经商,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却不料在我国早已有之——不仅充闾这样的学生,他的老师,系主任储安平也是这样一位“陶朱公”。前面说了,储主任和他的妻子端木露西在学校办了一家名叫“袖珍书店”的出版社,既售书来又出版,可谓一举双赢。只是这位被章诒和形容为“面白,身修,美丰仪”的系主任,却并没被他这位发妻看好,在办书店之前,这位才女就和中央日报社一名姓程的社长有一腿,因闹得沸沸扬扬,程社长还被蒋委员长叫去训斥了一通,连官也丢了。

  

  充闾当然不知老师的苦衷,只是埋头贩自己的书,代自己的课。也幸亏代课较多,跨越的年份较长,在众多被他教过的学生中,邓校长在写作这份回忆录时,竟然找到了三位老人,并引用了他们三段回忆。只是不知,这些文字是从报刊上摘的呢,还是受他之约而特意写的。不过这都不要紧,要紧的是通过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了充闾这位前辈勤工俭学、为稻粱谋的一面,也领略了他敬业乐群、为人师表的另一面。

  这三位老人,一位是原益阳行署副专员王东克的夫人、当过小学教师的刘震君——

  


  1944年,邓充闾老师应聘来龙洲师范授课,教我们的《教材教法》。只见他面容清瘦,戴着一幅近视眼镜,身穿一件半新不旧的深灰色棉大衣,举止庄重,有儒者风度……他教课语音清晰,说话生动而又形象,是一个思维很敏捷的青年教师。

  一次上课,邓老师还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新老师初上讲台,点名时遇到一个不认得的字,便没有想当然地“认字认一边”,而是跳过去不点。等点到最后,他才问一句,还有没点到的吗?这时就自然有人站出来,说他没点到。该老师就发问,你叫啥名呀,于是便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初为人师的尴尬。

  还一次,是1944年5月(看来是毕业前夕了——笔者),龙师的校长因发急症突然死了,可不明白的是,我们100多个同学一个月的生活物资也因校长的死不翼而飞了。继任校长以新官不理旧事为由,想不了了之,其他老师因怕得罪新领导,也装聋作哑。这时代课老师邓充闾站了出来,不顾这位继任人是他国师校友的情面,说:“学校是法人团体,法人代表死了,法人团体还在,偿还学生生活物资责无旁贷!”在全体学生和主持正义的老师的声援下,这起侵吞学生生活物资的企图被挫败了。

  面容清瘦,近视眼镜,半新不旧,深灰色棉大衣,举止庄重,有儒者风度……三篇回忆包括邓校长的整体回忆,这是唯一一处关于充闾形象的描写,尤为难得。透过这些,似看到了充闾当年一张泛黄的自拍照,也想起了一句俗语:“穿着打扮看娘的手艺,说话办事显爹的教养”。不是吗?充闾就是来自这样的一个好人家,其父,其母,在我们后街,均一等一的有涵养,有熏陶,他家解放后虽有一顶看不见的沉重“帽子”,当仍挡不住邻里街坊对他们的尊敬,对他们的爱戴。

  明非一次在电话里跟我聊,她爷爷去世时,尚在“文革”中,父母知道自家的背景,当然不敢惊动邻里,便悄悄告知火葬场,悄悄将丧事办了。翁妈去世时,已是1980年,街坊邻里似乎要把对她爷爷的“怠慢”补上,整条后街,几乎家家都送了祭幛和花圈。尤为感人的是,住在一个大屋的文学海老师,利用他音乐老师的身份,将当时在益阳还可说是独一无二的市三中管乐队调来,让翁妈的出殡风风光光,热闹了半个益阳城。

  这位文老师,曾是笔者的音乐老师,《远去的后街之淘澍行馆》篇里,我对他也有过专门笔墨,说他是孤儿院长大的。因孤儿院是外国教会办的,教会里有个唱诗班,牧师见他中气足,教他唱歌的同时还教他吹号,他因而成了“益阳管乐第一人”,明非说他一口气能吹一个完整的曲子。因为他,处在后街的母校三中,不仅在“文革”中造就出一支全市唯一的管乐队,每次游行或集会就横空出世,乐声大作,轰动一条街,到了80年代他退休了,家长们还领着孩子、带着铜号来找他,以致后来益阳夜总会那些吹号的,几乎都是他的徒子和徒孙。

  

  好,扯远了,下面再介绍第二位写回忆的老人。这位老人叫崔思列,河北农业大学牧医系教授——

  抗日战争时期,龙师由谢林港迁至桥头河避难复学,充闾老师来到龙师代课。我们班的《教育心理学》是他教授的。他学识渊博,口才颇好,讲课时旁征博引,并结合同学们的生活和思想实际,讲得很活,从不照本宣科,深受同学们欢迎。除授业解惑外,他还结合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给我们讲述爱国的道理……

  第三位是湖南银行学校高级讲师涂福保,回忆的是1947年下半年,他在原明宪中学听邓老师讲授经济学——

  开课前,听说学校请了一位经济学家给我们讲课,大家高兴极了。上课时,果然是一位风度翩翩、气质高雅的学者,讲的又是自己编著的《经济学教材》,那流利的口才,丰富的内容,把我们一下吸引住了。以后,邓老师的课,学生有病也坚持去听,舍不得耽误。在课堂上他是严师,下课了又和大家打成一片,有说有笑,平易近人。

  没想到充闾前辈就读的公民训育系,竟然也有经济学专业,而且学完之后还消化出一本《经济学教材》来,令我这正宗而又专业的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专科生便只有汗颜了。不过,知我底细的会说,你个工农兵学员,汗什么颜呢?你该汗颜的恐怕是你大学生身份吧?是的,我这大学生是不够格,因为前面说了,我充其量也就是个初二还未读完的料,上大学还真勉为其难了。

  不过,千万不要以偏概全,认为“工农兵”都和我一样。

  在我那批同学中,就有一个叫陈继勇的,大家不妨百度或搜狗搜狗,他毕业时也和这位邓前辈一样,将我们所学的受极左思想影响的经济学教科书全部改写了一遍。因为这个改写,他的命运就比这位前辈好多了:凭着它,他光荣留校了;凭着它,他成了系改院后的武大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党的十六大代表,国务院特殊津贴者;凭着它,他还是国际东亚经济学会理事,全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学会理事……若将他所有兼职都列出来,那他的名片就不是名片,而叫“名折”或“名册”了。

  想当年,武大经济系一纸通知,说我文化考试合格,被录取为该系1975级工农兵学员时,在文化沙漠里荒芜了近10年的我,竟不知经济学为何物。以致当我回家准备行装,碰到上面这位文学海老师时,便问这经济学有学头否,这位给我灌输了一肚子的冼星海、时乐蒙、郭兰英和“我们走在大路上”“公社好比常青藤”“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的音乐老师,可能以他对音乐的理解语重心长对我说,你现在从事的是汽车修理,今后有机会还可能当司机,那比今后当会计做出纳的强。以致从小就恐惧数学的我,当老版本的《资本论》摆在我面前时,第一个动作就是将这套据说有一把步枪重的巨著翻了一遍,发现没有数学公式啥的,才心有所属的松了口气。

  嗨!当时要是充闾前辈在,我如果找了他,不就不会一路忐忑到武汉,也不会编审官一样对马克思的专著匆匆去审阅么?

  哈,又说开了。还是来看看后面两位学者的回忆吧,一个听过老师的心理学,一个学过经济学,遗憾他俩都没有太多的故事或情节,哪怕来两句这两门学说的起源,如邓老师是否从孔夫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心理学,或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由利己心导致的交换、价值、货币,从而导致资本主义而入手教学,也是好的呀!因为这两个细节或基本点,是教授这两门功课的老师都绕不过的基础的基础,也是任何学生都感兴趣的启蒙的启蒙。

  前面那位刘震君,邓校长只说她是“年近七旬的退休干部”,没说他是王东克的夫人,这“夫人”是我加的。因为她的男性化名字,也因为她年近八旬还笔耕不缀,不时给《益阳日报》写点小稿子,因为写稿的要求使然,她提供的材料便有故事,有细节。也因为写稿,我2008年在该报当编辑时,便记住了她,且因我自己一篇《南下干部,益阳人心中的丰碑》中的一节,“王东克——这个名字,连刚识字的孩子都知道”,还登过她家的门。

  

  王东克是河北人,南下时因考虑他在解放区当过工商干部,就让他在南下队伍里当了一名班长。可这班长当得蛮窝囊,在两个月的行军中,他们班竟出了两个逃兵。不过这并没影响他的仕途,起始是在我们县级益阳市当工商科长,到五十年代末,便擢升为市长。

  

  那会媒体不发达,政府有什么事要晓告市民,就贴布告,布告后面“市长王东克”五个粗大的老宋体特别醒目,乃至现在麻石街上的老人还记得这位市长。七十年代到行署当副专员后,倒没有那样如雷贯耳了。

  至于涂福保老人那段明宪中学的回忆,其时充闾已大学毕业,来到沅陵,在《社会评论》任编辑,抗战胜利后明宪中学和《社会评论》均迁回长沙。看来,他与该校的缘分在沅陵时就已缔结,当然,亦可见出他家当时生活之窘迫,不仅读书时经常代课,毕业了也是有课必代。好在此时他的弟弟呈祥已上龙师,只要看到附近小学哪个女老师的肚子大了,也赶紧联系去代课。

  也是子承父业吧,明非将她爸的油印稿给我后,也去广东代课了。寒假回来对我说,上课都一个月了,突想到应该面谢一下校长,因为在网上看到招聘后,答应她的就是这位校长。可一问,该校长在答应她的第二天就被“双规”了。明非说,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我呢?老师们说,因为校长也是湖南人,我们以为你是他亲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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